说起孟超来，都知道他因写“鬼戏”《李慧娘》在“文革”期间遭到过严酷的批斗。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到后期，只剩下分配不出去的“一小撮”还滞留在那儿，孟超和我理所当然地归入其中。上边不怎么再管束我们，在外人看，我们显然有几分落寞和凄凉之感，但我们自己却死鬼作乐，活得颇为自在。
老鬼孟超人瘦得三根筋挑个脑袋，成天歪着大嘴巴，叼支烟卷儿乐滋滋的。我当时写过一首诗，诗里说我用指头在雪地上画了个孟超：“光秃秃的头顶/隆起的脊背/细眯的眼缝/凝视着人生。”有人望着雪地上的孟超，说：“呆不上两天，太阳一晒，就化成了水。”孟超咯咯地笑着说：“正好，正好。”那情景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的。孟超感慨地说：“太阳一晒，有的人往上长，我却只能入地。我宁愿入地。”孟超的这几句话，我没有写在诗里。
孟超有一肚子的故事，陈迩冬说他“鬼话连篇”。有一天，他讲了一个陈伯达的故事给我听，在座的还有几个人。那时“四人帮”还没有垮，他只管说，我们只管听，一笑了之，过后谁也不再重提。但我一直记在心里，我觉得孟超讲的并非鬼话。
20年代中期，陈伯达和孟超同在上海大学读书，陈比他高一年级，由于都喜好文学，常在一块谈论些写作方面的问题。一天，陈伯达对孟超说：“现在流行写日记体的作品，小说呀，杂文呀，鲁迅先生写了《马上日记》、《马上支日记》。在鲁迅先生的启迪下，我最近也写了一篇日记体的创作，题名《不几日记》。”怕我听不明白，他连说几遍。他的福建口音很重，我以为他想与鲁迅的“马上”二字相对应，写的是“不急”日记。他看我仍茫然不解，手指在空中比画出“不几”二字，我还是弄不懂，“不几”二字风马牛怎么能连成一个词？陈伯达很神秘地说：“你应当动脑筋想想嘛，几字加一点是个什么字？”我说是“凡”字。我又问他：“为什么不干脆写成不凡呢？”我想，陈伯达一向很高傲，自以为了不起，“不凡日记”很符合他的心意。陈伯达哈哈大笑，说：“这么写文章就乏味了。‘不几’差一点是‘不凡’，才有文学的特点，现在，有成千上万个差一点成为不凡的人呀！”记得孟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看他在几字上怎么添上那一点吧！那一点可不容易添上呀，他多少年之前就写好了《不几日记》，只等着有一天，添上一点，改成《不凡日记》”。
孟超死于“四人帮”垮台的1976年，他多半会想到陈伯达的《不几日记》。可惜我当时没有见到孟超，如见到他一定会对我说：“陈伯达的那一点到底没有添上呀！”
当然，真的添上那一点，难道陈伯达就真的成为不凡的英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