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己诚挚的心沉浸在万人的悲欢、憎爱与愿望当中。他们（这时代的人）的创作意欲是伸展在人类的向着明日发出的愿望面前的。唯有不拂逆这人类的共同意志的诗人，才会被今日的人类所崇敬，被明日的人类所追怀。
——艾青《诗与时代》
80年来，中国新诗的探索和开拓精神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已为历史所认可，并显示出了中国诗歌发展的不可逆转的动向。然而它的成长并不平顺，从出现到现在，经历了十分艰难和曲折的过程。除去新诗自身的发育不健全，不可避免地引起各种思想分歧和学术性论争之外，还不断受到生存环境的干扰和制约，再加上民族的危难和长期的战争，使新诗一直不能循着正常的轨道顺利地前进。但是新诗这个带着“五四”开放精神的新生事物，并没有因自身的羸弱和外部的磨难而退缩或夭折，它不仅在困难中顽强地成长着，还使诗歌审美的意境不断地得到变革和突破。
中国萌发着无限生机的诗歌领域里，80年来先后出现了众多的人品高洁、具有鲜明艺术特色的优秀诗人，他们的创作和在艺术上的探求新境的精神，已使中国的新兴的诗歌取得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而艾青便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位。
艾青，原名蒋正涵，于1910年3月出生在浙江金华县畈四蒋村一户地主家庭，自小寄养在本村贫苦的农民“大叶河”（即大堰河）的家里。1928年秋考入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学画，翌年春赴法国巴黎留学，受到20世纪现代艺术思潮的熏陶并积极参加反帝爱国的进步活动，1932年回国，不久被投入狱中。在民族危难的时刻，艾青以献身于诗歌和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的诚挚的姿态，走向闪烁着远景的地平线。他一出现便很快显示出了一种对艺术的高度敏感和创作上雄厚的力量，以及朴素自然而又坚实的现代风格，他的诗让人感到亲切和真诚。艾青从上海黑暗的牢狱中寄出的一首首以生命点燃的光焰熠熠的诗篇，倾诉了一代人的抑郁、忧伤、悲愤和理想，因而被誉为歌唱民主和战斗的“吹芦笛的诗人”。
“我们是悲苦的种族之最悲苦的一代，多少年月积压下来的耻辱与愤恨，将都在我们这一代来清算。我们是担待了历史的多重使命的……我们写诗，是作为一个悲苦的种族争取解放、摆脱枷锁的歌手而写诗。”这是诗人艾青写于抗日战争初期《诗与宣传》中的一段誓词般的话。在另一篇写于同时的《诗与时代》一文中，诗人坚定地认为，中华民族已在战火中觉醒，是一个“可以接受诗人们的最大创作雄心的时代”，使“自己诚挚的心沉浸在万人的悲欢、憎爱与愿望之中”，在同一篇文章中，诗人对中国新诗作了历史回顾，并提出十分中肯的纲领性的创作要求：
中国新诗，从“五四”时期的初创的幼稚与浅薄，进到中国古代诗词和西洋格律诗的摹拟，再进到欧美现代诗诸流派之热衷的仿制，现在已慢慢地走上了可以稳定地发展下去的阶段了。目前中国新诗的主流，是以自由的、朴素的语言，加上明显的节奏和大致相近的脚韵作为形式；内容则在丰富的现实的紧密而深刻的观照，冲荡了一切个人病弱的唏嘘，与对于世界之苍白的凝视，它们已在中国的斗争生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诗人是真诚而坚决的。他的创作热情空前地高涨，在短暂的几年（1937—1940年）中，写出了他最为辉煌的诗篇：《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向太阳》、《吹号者》、《火把》、《我爱这土地》等，它们不仅影响和震动了整个文艺界，特别是诗歌界；不仅显示了艾青的创作道路迈向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对于中国诗歌创作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使中国诗歌，真正地成为时代的强音，成为严格的美学意义上的新诗。中国的新诗，也由于艾青的创作成就而获得了空前的突破。艾青无愧地成为中国诗歌队列的领唱人。
艾青所以能成为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光辉的诗人，不是偶然的。他从小热爱艺术，对大自然、养育他的土地和劳动人民怀有真挚的情感。在上海监牢中，艾青不得不放弃了多年热爱的绘画，而握起写诗的笔。他对绘画艺术的艰苦探求和体验，并没有从此幻灭，实际上绘画创作已深深地开拓和丰富了他的艺术审美的疆域。他在巴黎全身心地领受过20世纪兴起的现代艺术思潮的洗礼，还大量地阅读了波特莱尔、兰波和凡尔哈仑等人的诗。这些新颖的彩色的诗和画，使他渴求成长的纯洁的生命受到了深深地浸染和启迪。他说：“凡尔哈仑是我所热爱的。他的诗，辉耀着对于近代的社会的丰富的知识，和一个近代的人明澈的理智与比一切时代更强烈更复杂的感情。”艾青还说：“我喜欢兰波和叶遂宁的天真——而后者的那种属于一个农民的对于土地的爱，是我永远感到亲切的。”艾青还喜欢马雅可夫斯基的《穿裤子的云》。艾青对于美好的诗特别敏感，这种敏感直到晚年都没有丧失。
对于人生，艾青始终充沛着诚挚的激情，在他身上，献身于民族解放斗争和诗歌创作，得到了血肉的结合。他的诗，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艺术才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艾青一生最具时代气息和有艺术个性的优秀诗篇，都是在这种高昂而庄严的心态中写的。
不论做人还是写诗，艾青酷爱朴素。这朴素不是外表的，而是一种性格。他的感情总是坦率的，毫无遮蔽，没有阴暗和矫饰。艾青在抗日战争之后出版的诗集《北方》的序言中说：“这集子是我抗战后所写的诗作的一部分，在今日，如果能由它而激起一点民族的哀感、不平、愤懑，和对于土地的眷念之情，该是我的快乐吧。”他并不愿意沉入哀伤和忧郁之中，他多么希望哀伤和忧郁早点结束。在抗日战争初的那两年（1937—1938年），艾青的诗的确还带着一些过去的哀伤，这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他个人的，而是与整个民族的苦难历史不可分割的。这种民族的哀感和愤懑以及对土地的眷念之情，不但不是消沉的，而且更能激起一个哀伤的民族渴求解放的意志。从艾青的诗中，我们能感到来自历史的深厚的力量，同时也能感到历史前进时的沉重感。只有多年被凌辱欺压的民族才懂得哀伤、忧郁与愤懑也能成为号召和力量，能把苦难喊出来是最幸福的事。
艾青的诗的个性，由于总是表现为一种性格，因而是自自然然地流露出来的，让人感觉不到什么痕迹。他一向认为诗的个性不是依靠技巧所能形成的，而且只有流露着性格的诗才让人感到真切，才能渗进人的心灵。艾青一生坚持用口语写诗，这与他朴素的性格相一致。他排斥华丽的矫饰，弃绝空洞的说教语言，始终采用鲜活的流动感和弹力的语言与语调写诗，这正是现代诗应有的要素，使他的诗表现出一种散文美。谈到他的诗的散文美，人们往往拿《北方》来谈。这首诗，我们只能一口气吟读下去，绝不能离开诗而随意停顿，读者的心只能与诗的情韵一起搏动。诗的节奏沉缓而有力，没有分行的感觉，深切体会到起伏的诗行正是起伏的情感的律动。艾青的自由诗，其实是有着高度节制的，它的自由，并非散漫，它的不分行，也并非无节制。所谓诗的散文美，绝不是散文化。艾青的诗具有整体的深厚的流动感，是一条河的生命的起伏的节奏，是一片生发气韵的土地的激情。这博大而深沉的情韵，在艾青的长诗如《向太阳》、《吹号者》等里面存在。在艾青的短诗中也有，如《阳光在远处》、《我爱这土地》、《浪》等。
我以为，艾青的个性天然地契合于散文诗，它或许又能充分体现出诗人的朴素、安详、浑厚与集中的艺术气质。艾青在30年代写过很美的散文诗。他的诗具有散文美，他的散文诗又是真正的艾青风格的诗。
诗为心声。艾青的诗都是心灵的自白，没有纯客观的抽象，每一首诗都有着真情实感。即使到晚年写的哲理性小诗，也是他的全部人生体验的结晶，带着他某个历史时期的真实哀伤、痛苦和期望。但是艾青绝不写无病呻吟的诗，他一生没有呻吟过。没有呻吟，并不说明没有痛苦和哀伤。在他的许多诗里，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写的诗，包括著名的《芦笛》、《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向太阳》等在内，都带有发自心灵的哀伤和痛苦，这是由于他一次一次地剖解自己的灵魂，为的是战胜自己，超越自己的过去。曾经有论者评述《向太阳》等诗时，一方面肯定了艾青的诗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完美性、典雅性，也肯定了章法的严整，同时又批评诗人的灵魂尽管被骚动的现实所惊醒，却仍然没有抛弃掉个人的忧郁，因而不能达到纯新的境界。我以为论者指斥的“弱点”和“问题”，正是这些诗的命脉之所在。因为诗人艾青绝不是抽象的存在，他是一个与灾难深重的中国的命运血肉相连的现实的人。在旧中国，一个真诚地献身革命的人，如果没有忧患意识，他的真诚是值得怀疑的。因此，艾青不但厌恶没有真情实感的虚浮的浪漫主义，也厌恶对人生采取冷漠和旁观的自然主义。
这部《艾青诗选》选了相当数量的短诗。这些短诗，有一半写于1940年湖南的乡间。它们多半是作者在一种比较安静甚至寂寞的境况中写的。从这些小诗能觉察到诗人心灵深处的细微的颤动，还能看到他对于大自然的热爱和敏感。
在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当中，艾青是个大形象。他的诗代表了一个时代。这是因为他和他的诗凝聚着并形成了一种近似大自然的气象和艺术氛围，这是因为他和他始终生息和奋斗在一个悲壮而动荡的伟大时代，与民族和土地的忧患欢欣相连。从他的人和诗，我们能真实地感受到诗人在无比巨大的历史胸腔内，创造诗的生命的激情，这激情使人类的美好的智慧和精神能不断地繁衍光大下去。我们多灾多难、有光辉前景的伟大民族，将永远感谢诗人艾青和他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