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在我的童年生活里，是沉重而苍凉的存在。它也是一个世界，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了，并不理解，更没有真正清醒地走进它的领域。直到现在，对于音乐的理论，甚至普通常识，可以说我都不懂。但是童年时，我听到了许多真诚而朴实的响器的演奏和歌声，强烈地感染了我，它像土地、阳光、露珠、微风那样地真实。我觉得人世间的确有一些美好的声音使你无法忘却，它渗透了你的生命，它沉重如种子落在你的心上，永远留在那里，生了根。童年时，我觉得音乐都是沉重的，没有使我感到过有轻的音乐。既然能够影响最难以感化的心灵，它当然是很强大的力量。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我一直留在家乡，我或许能成为一个民间自得其乐的画匠与吹鼓手，也许还是一个快乐的捏泥手艺人。父亲说过我是一个可以加工的粗坯子。
父亲有两船笙，一船是黄铜的，从我能记事时起，它就摆在父亲的桌上，我觉得它很好看，竖立的竹管如张开的翅羽，知道它能发出奇异的声音，就更对它生出崇敬的感情。我十岁以后，父亲置买了一船白铜的，他特别珍爱这白铜的。但我还是喜欢那黄的，我觉得白的发冷，有如寺庙里菩萨的面孔。我母亲请人给这两船笙做了布套，把它们整个包藏起来，增加了一层神秘色彩。除去父亲，谁也不能动它们。父亲屋里的墙上，挂着一管竹箫，我只听他吹过一次。村里的老人都说父亲箫吹得很好。他年轻时常吹，但后来不吹了。只有一次，一个秋天的黄昏，我已近十岁光景，父亲独自到房顶上，背靠着烟囱，手拄着箫，箫像是他生命的支点。我以为他要吹，等了又等，他还是不吹。我坐在房顶的一个角落，离我父亲好远，我的心灵感到一片空茫，隐隐地感觉出父亲是孤独而哀伤的。第一次感到不理解他。天渐渐地暗黑下来，父亲的面孔已经模糊不清。父亲似乎专等着天暗黑下来。我相信父亲要吹箫，我没有听过箫声，我期待着。不是听见，是感觉到了有一种很轻飘的、跟夜雾融成一气的声音，幽幽地，静穆地，一缕一丝地降落到我的心上。吹的什么曲调，我不知道，是从来未听过的声音。那箫声仿佛是从父亲深奥的体腔内部流泄出来的，像黑暗中的小溪流，你不用心去感觉，就什么也听不到。父亲什么时候不吹了，我不知道，我们谁也看不见谁，互相没有说一句话。箫不吹了，但那个由声音显示的情境还在，人和箫声都不愿意分离。以后我再没听见父亲吹箫了。从童年起，我觉得箫声是很神秘很沉重的，箫是接通心灵与遥远世界的通道，就像微细的血管与心脏相通那样相依为命的关系。抗日战争以后，父亲和我流落到了比家乡还要苍凉寂寞的陇南山区，父亲又有了一管箫，但我还是没听他吹过。他一定吹过，只是不晓得他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吹，真难以遇到。回想起来，我当年在陇山山沟里学着写诗，就是想找一管接通遥远世界的箫，或与箫相似的让心灵能呼吸的气管。
箫，只属于我父亲个人，他只为自己吹，不要听众。笙和管子，父亲经常吹，不是独自吹，是跟村里“自乐班”的人一块吹，总是在黄昏以后吹。深秋农闲以后，他们几乎天天在五道庙前的广场上闹闹哄哄地吹奏。全村人都能听到。在这个意义上说，“自乐班”真正是全村的自乐班，演奏的声音，如当空月亮，照遍了每个角落。父亲用白铜的笙吹，得到他的允许，我怀抱着黄铜的笙坐在一边学着吹，没有谁专门教过我。父亲在家里偶然对我说过几句：指头按眼，不能按得太死，声音都憋死了，音调要像呼吸那么自然才好，呼吸是随曲调的命脉而呼吸。他讲的大意是这样，因比喻特殊，我一生未忘记。我从父亲吹笙前的严肃的准备动作和神情，开始向他学习，他瘦削的双手端着笙座，当嘴唇跟笙的嘴一旦接触，笙跟他的生命就在冥冥之中形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整体：没有笙，就没有父亲；没有父亲，也就没有笙。只有这时，我才从各种响器的作用和它们的配合中悟通了一些道理。它们构成了一片如自然界那么自然的情境。“自乐班”的人大都是从口外回来的，年纪都不小了，他们受够了苦，需要解闷，当他们在一起合奏的时候，似乎忘掉了一切。所有的曲调都是很苍凉的，在苍茫之中，他们的心像雁群一般飞越过寒冷的冬天，飞越过苦难的人生。
父亲记得很多古老的乐谱，他有一本书写奇怪的竖写的曲谱，我看不懂，全是什么“工尺……”，父亲常常一整天在琢磨它，指头轻轻地在炕桌上敲着。“自乐班”的其他人都不懂曲谱。但父亲说，他的曲谱，大都是记录了几代人流传下来的曲子，有一些是很古的北曲。解放以后，听说父亲整理出一部分，甘肃人民广播电台请他演奏过不少次。这是我听三弟说的，父亲可从来没有向我谈过这事。
“先得摸透每个笙管的个性，”父亲对我说，他让我一个音一个音地认识笙。黄昏时，我坐在屋顶上学着吹，如果父亲正好在家，他总认真地听我吹，很少指点，最多说一句“用心好好琢磨”。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吹奏时感到很振奋，整个的生命都感触到了美妙的节奏。可以说，我对节奏的理解，就是从吹笙开始的。心灵的吐诉需要节奏，节奏能把内心的各种情感调动起来，凝聚成实实在在的音响世界，任何一个音节都不是可有可无的，都不是孤立的。
童年时半夜醒来，听到沉郁的驼铃声在空旷的夜里一声声地响着，我觉得那是一种生命的音乐，一种长途跋涉的沉缓而坚毅的节奏。拉骆驼的老汉和一匹匹骆驼需要这苍凉而庄重的声音伴随着。村里自乐班演奏的声音与天空的月亮、凝重的夜雾融在一起的浑沌的氛围，成为乐曲的一部分。父亲在城里一个中学教课，为了跟“自乐班”一块演奏，天天回村，第二天一早赶到城里去上课，从没有间断过。父亲这种执迷的气质我很难全部学到。
为了寻求曲谱，父亲带着笙、管、笛等和他在朔县农业学校时期的老同学马致远去五台山一趟。五台山离我家乡百十里地，马致远是五台人，跟庙里管事的僧侣认识，他俩在台怀镇住了十天半月。马致远对佛学和佛乐有很深的造诣，各种响器都能吹奏。父亲说他有一个出家人的性子。（抗日战争后，马致远留在家乡参加了革命，建国初期任民政部的教育司司长，我去看望过他。）他们跟僧侣们一块儿通宵达旦地吹奏着。返回家里时，父亲抄回一厚本曲谱，庙里那个管事的送给他一个宣德铜香炉，很名贵。还带回一大块沉甸甸的檀香木。从此以后，父亲不论研读曲谱，或者独自吹奏乐器，事前总要把檀香切成一条条，在宣德香炉里熏起来，那烟在昏暗的屋子里呈乳白色。父亲全身心地沉湎其中。记得父亲由五台山回家不久，把两船笙拆卸开来，把一个个竹管擦洗得一尘不染，管簧都重新点过。整修过的笙吹起来声音特别地爽利。我吹笙时，父亲一再告诫：“把手洗净。”我是用祖母收集的麻雀粪把手上的脏污搓洗干净的。（一般的肥皂洗不动厚厚的积垢，谁要不信，请试试，就知道我说的不假。）父亲跟我一块吹，总要检查我的手和脸是否干净。仿佛不只是吹吹笙，是带我去一处远远的精神境界，比走亲戚还要郑重几分。父亲和我端端地坐在炕上，面对面地吹，中间隔着一张炕桌。我当时觉得这一切的细节确有必要，它表现了一种虔诚的气氛和心境。父亲没有让我吹过管子，说我人还小，容易伤了心肺。笙主要起和声作用，是柔性子，它的圆浑的声音天然地跟檀香的烟雾相投合，而管子的声音是峻拔的，像忽上忽下飞翔在笙声的云雾中鸣唱的鸟。我隐约记得练过《得胜还朝》，是一个悲壮的曲子，曲谱早已忘了，只在心灵里感到了沉沉的深深的旋律。父亲说：“这种曲子，两个人吹奏不出气势来。”父亲夸奖我吹奏的流畅，说我的指感不笨不木。我父亲本来是有肺病的，可能是祖父传染给他的，祖父三十六岁从呼和浩特病回来，吐血死了。祖父也吹笙管。父亲说：“吹笙得法，对心肺是个锻炼。”又说：“吹笙可磨炼人的脾气。”我的性子像母亲，发躁，笙声像流水能把我的粗砺性子磨洗得光洁起来。父亲吹管子时，脸憋得通红，胸间的气似乎聚集起来朝上冲，拼命朝高高的顶峰飞越。管子是用硬木镂空制作的，握在手里很沉重，还镶着一圈圈的白铜。我父亲的嘴异常灵活地吹奏着，声音的高低强弱很难控制，每个音节，稍一不慎，松懈一下，就可能从高入云霄的顶峰摔了下来，把乐曲摔得粉身碎骨。但是非常令人奇怪的是，笙和管两种气质不同的声音竟然能奏得那么和谐，达到亲密无间的地步。到现在我还有一种看法，吹奏时，曲谱固然重要，但吹奏者的心境与情绪以及周围的环境，都是不可分的。黄昏后，村里的“自乐班”在五道庙前热热闹闹地演奏时，那情景，那气氛，表面上很混乱，尘土飞扬，还免不了有孩子们的哭闹声，可是一旦演奏起来，杂乱的一切都融和了，即使吹奏技术很粗俗，也一点儿感觉不出来。
如果我有一点对音乐的素养的话，那也是很原始的，主要就是从这些充满了热汗味和烟尘气的场合感受来的。我没有听见我父亲唱民歌，他性格很内向，歌儿都在心里唱。跟父亲同龄的庄稼人或者走口外回来的牧人，都经常在田野上小巷里吼唱。在这一点上我不像父亲，比父亲外露，我常常与村里的大人们一块吼唱。这些民间歌手们唱的曲子，有的有故事情节，夹着对话，有的没有词，只凭着声音宣泄几代人内心的苦闷与悲伤。我的姊妹都能唱，我们一家人就可以演唱各种的秧歌。现在这些童年时唱的民歌谣曲还能记得十个八个曲调。由于我在童年少年时期，形成对乡土音乐的迷恋，特别受父亲的音乐气质的熏陶，使我这一辈子也无法背离了深入骨髓的乡土气。
离开家乡以后，我跟音乐就没有童年时的那种全身心的接触了。作为一个世界，音乐真正地离我很遥远了。也可以说，我一生并没有进入这一个世界，只在童年那一段梦一般的时间，曾经感受到了从这个世界飘流出来的一些云朵和飞鸟似的音韵。我的父亲，我认为他是深深地走进去了。但仅仅这一点童年时得到的音乐“素养”，影响了我的一生，也影响了我的诗的气质。故乡古老的音乐和谣曲养育过我稚小的心灵，这是千真万确的。我即使不去想它，它也不怪怨我，这也就是所有故乡的性格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