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指的是1973年秋天我写的《悼念一棵枫树》。
每首诗应该都有自己的故乡，这个命题我以为是能够成立的。但是我的大部分诗却很难找到它们的出生地，它们是一簇忽明忽暗的小火花，是一阵夹带砂粒的风，是一个遥远的彩色的图像，是无人安葬的孤魂，是梦游者面前的一束白光，是一个嗥叫的厉鬼，是一羽升天的翅膀。寂寞和孤独有故乡吗？在哪里？希望的故乡又在何方？我们只能说，它们在人间最隐秘的角落。但是有一些诗，它们的出生和经历的坎坷的命运，我都一清二楚。作为作者的我与它们几乎是同体的生命（卡夫卡有过这个神奇的体验）。几十年来我深深怀念自己的故乡，也深深怀念我的许多诗的故乡。当我写诗的时候，常常弄不清自己是人还是诗。
《悼念一棵枫树》发表之后，得到了好评。论者说它的象征性很明确，是怀念某一个人的，也有人说是悼念许多令人敬仰的英灵。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要象征什么，更不是立意通过这棵树的悲剧命运去影射什么，抨击什么。我悼念的仅仅是天地间一棵高大的枫树。我确实没有象征的意图，我写的是实实在在的感触。这棵枫树的命运，在我的心目中，是巨大而神圣的一个形象，什么象征的词语对于它都是无力的，它也不是为了象征什么才存在的。当然，血管里流出来的是热的红的血，当时身处绝境的我的心血里必然浸透着那段历史的痛楚和悲愤，的确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联想。树的被伐和它的创痛，我感同身受。那时我失去了一切正常的生存条件，也可以说，卸去了一切世俗的因袭负担，我的身心许多年来没有如此地单纯和素白。我感到难得的自在，对世界的感悟完整地只属于自己了，孤独的周围是空旷，是生命经过粉身碎骨的冲击和肢解之后获得的解脱，几乎有再生的喜悦。这喜悦默默地隐藏在心里。
从1969年9月末到1974年12月的最后一天，我在湖北咸宁干校一直从事最繁重的劳役，特别是头两三年，我在连队充当着“头号劳力”，经常在泥泞的七上八下的山间小路上弓着腰身拉七八百斤重的板车，浑身的骨头（特别是背脊）严重劳损，睡觉翻身都困难。那几年，只要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我总要到一片没有路的丛林中去徜徉。一座小山丘的顶端立着一棵高大的枫树，我常常背靠它久久地坐着。我的疼痛的背脊贴着它结实而挺拔的躯干，弓形的背脊才得以慢慢地竖直起来。生命得到了支持。我的背脊所以到现在（年近七十）仍然没有弯曲，我血肉地觉得是这棵被伐倒了二十年的枫树挺拔的躯干一直在支持着我，我的骨骼里树立着它永恒的姿态，血液里流淌着枫叶的火焰。
枫树伟岸的姿态令我敬仰与感念不已。一到初冬，它宽阔的掌形的叶片映着阳光燃起了赤忱的火焰。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美艳的树叶。我几次写信给在北大荒劳动和学木刻的儿子，让他来看望这棵枫树，希望他把它的形象画下来。但时机不凑巧，没有能来。后来他来了，枫树已经被伐倒一年了。
一天清晨，我听见一阵“嗞拉嗞拉”的声音，一声轰然倒下来的震响，使附近山野抖动了起来，随即闻到了一股浓重的枫香味。我直感地觉得我那棵相依为命的枫树被伐倒了……我立即飞奔向那片丛林。整个天空变得空荡荡的，小山丘向下沉落，垂下了头颅，枫树直挺挺地躺在丛莽之中。我颓然地坐在深深的树坑边，失声痛哭了起来。村里的一个孩子莫名其妙地问我：“你丢了什么这么伤心？我替你去找。”我回答不上来。我丢掉的谁也无法找回来。那几天我几乎失魂落魄，生命像被连根拔起，过了好些天，我写下了这首诗。儿子没有把它的形象画下来，只好由我写一首诗来悼念它。我不能让它的伟大的形象从天地间消失。我要把它重新树立在天地间。
这些年，我常常怀念斧头湖边的那个小小的山丘，最初把它看做是我的一首诗的故乡，渐渐地我觉得它已成为我自己的故乡了。
199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