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汉可惜他并没有继续写下去。正如刚才所说，他压抑了为伟大的时代所激起的创作热情，把全副精力投入了对他更有所期待的评论工作和编辑工作。不过，他始终没有离开诗，他不但发现了许多新诗人，而且写了不少谈诗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胡风谈诗的文章，长长短短，加起来也不过十来万字，几乎没有一篇能算得上是堂皇的学术论文。它们不是在清静的书斋里思考出来的，也不引经据典地去教导人，它们是那个动荡而伟大的时代的直接而迅速的感应。字字句句都蒸发着诗情和可以滋养诗的亲热的激情，形成了一种浓重的时代的氛围。这感受不是其中某一篇文章起了纲领的作用，而是胡风和他所编的刊物、丛书，以及刊物上发表的那些朴素的诗、战地通讯、报告文学和小说，甚至补白性的编后记，一幅古元的木刻画……所形成的风格与特色。所有这些，活生生的崛起了一个具有魅惑力和感召力的整体。胡风所编的刊物、丛书，从整体到细节，我以为都体现了胡风为人生为艺术献身的战斗精神。我曾经听邵荃麟说过：“胡风是最会编刊物的，他的风格和特色别人很难以学到。”
绿原正是这样，才可以说他的诗歌生命继续活在他所写的评论文字中，活在他所编的刊物和丛书中，活在他所发现和培养的青年诗人的创作中。关于胡风这方面通过牺牲所达到的伟大处，迄今还不大为世人所知，我是常常引以为憾的。
牛汉谈到这里，我也不能不怀着感激的心情回忆到，四十年代，我并没有认真看过胡风的成本的理论书，但有两篇谈诗的文章却对我产生了强烈的震动，一篇是《四年读诗小记》，一篇是给杨云琏的回信。《七月》和《希望》上所有的诗对我都有强烈的感染。也许是个人气质的原因，我当时最欣赏的是鲁藜的《延河散歌》和诗集《我醒来的时候》，连题目都使我觉得新鲜。艾漠和陈辉的几首诗也深深地吸引了我。还有冀汸的犀利的小诗和绿原的智慧的《童话》。总共也不过几十首诗。而这些诗就形成了我的天空的灿烂的星座，照亮我心灵中的第二个世界。
绿原这真是诗意的经验。我爱读《七月》上的每位诗人的每首诗。我是通过对这些不同的诗人的审美愉悦来感觉诗的，从而发现诗有各种各样的审美功能，从来不是可以由一个模子浇铸出来的。例如，除了你刚才提到的几位诗人，我还喜欢阿垅（就是亦门，或S.M.）、天蓝和孙钿，这三位的风格迥然相异，但对我所发挥的美学效果却是一样的。我在初学写作时，本来很容易受别人影响，后来我刻意提防自己这一点，与胡风给我的一次退稿有关，我在《胡风和我》一文中说过了。此后我时刻警惕自己，人间的好诗多如繁星，自己的诗必须由自己来写；要在胡风的刊物上崭露头角，必须是自己真实而又独特的声音才行。其实，对于每位“七月派”诗人，都可以这样说，他既有独特的只属于自己的个性，同时又有为一致的美学理想而艰苦奋斗的共性。
牛汉谈到“七月派”，我记得1983年的上半年，在胡风的住处，我曾向胡风提出一个问题：“胡先生，你当年编《七月》和《希望》时，从一开始是不是就想要兴起一个诗歌创作上的流派？”他一边摇头，一边毫不迟疑地说：“我当时并没有这么想过。”的确，他的全部文论，包括谈论诗的文章中，都没有发现“流派”这个字眼。但是，我曾经在为天津的百花小文库胡风诗选《为祖国而歌》所写的“编者的话”里写过一段话：“胡风编刊和丛书时，所寻求的诗是和他的美学观基本上相一致的，因而，在客观上逐渐显示了一个创作风格相近的诗歌作者群。”几十年过后，看得更加明显了。连胡风本人在八十年代也欣慰地承认了七月诗派的存在是历史的真实。
绿原的确，胡风当年主观上并没有想到要创立一个流派，只是随着《七月》、《希望》及丛书的出版，一个流派才不知不觉地形成了。由此可见，所谓“七月派”不是人为的，而是由于胡风在编辑工作中始终贯彻某种选稿标准而自然形成的，或者说必然形成的。因此，也可以说，没有胡风的选稿标准，就没有什么“七月派”。
牛汉胡风选诗的标准（也可以说是他对诗的审美观）是什么？最好用他当时的话来说明：“在那样热情蓬勃的时期（引者按：指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三四年间），无论是时代底气流或我们自己底心，只有在诗这一形式里面能够得到最高的表现。”“就我自己说，作为一个原稿底读者，常常受到了一种喜悦感底袭击。于是就产生了妄想，以为我们底诗将有一个新生的时代（不用说，也是以为我们底整个文艺领域将有一个新生的时代的）。”（《四年读诗小记》，该书628页）以上这两段话，我想，就是胡风当年为什么单独编辑《七月诗丛》最初的立意。
绿原多少年来，胡风为了他的这个“妄想”，不知耗费了多少精力。建国以前，他为《七月》、《希望》和几套“七月”丛书呕心沥血，投入了大量的本来可以用于个人写作的宝贵时间；建国以后，他一度仍然希望能够办一个刊物，并因此受到严重的误解。他为什么那样热中于编刊物呢？我以为无非是出于这两个潜在的意图：一，就是你刚才所说的，他希望通过自己对于诗的敏感和卓识，去迎接“我们底诗将有”的“一个新生的时代”；也就是说，他希望通过刊物坚持自己的选稿标准，让一批批新诗人更快更好地成长起来。二，更重要的是，中国新诗的生机决不是生长和发展在真空的环境中，它必须面临许多“旧的生活传统及其美学传统”的挑战，这就使编辑家胡风不得不同时承担着文艺批评家的严肃而重大的任务。“文艺批评底任务是要在活的过程上说明文艺世界里的已经衰老的，正要衰老的，开始成长的，含苞待放的，各种生命底性质和它们底社会基础。批评家底任务是要和作家协力地发掘而且改造这时代底精神。”这段话见于《人生·文艺·文艺批评》一文（《评论集》下第31页），这是一篇迄今仍闪耀着真理光辉的关于文艺批评的论说，很值得今天的文艺批评家一读。
牛汉总的说来，胡风的热情在于坚信蕴藏在生活土壤里的诗的新生力量。善于发现新人，正是胡风区别于其他同时代作家的重要标志之一。他对于批评的严肃态度，也反映了他对于新生力量的严肃态度。胡风对于青年作家的发现和培养，决不是庸俗的揠苗助长式的所谓“提拔”。例如，他说：“当时的这些初来者们……只是被一种生活战斗底欲求驱使着唱出了歌声，发自肉体的胸脯的活人底歌声。由于他们和若干位坚强不息的先行者，在一个困难的期间，新诗保持住了健康的色泽。”（《四年读诗小记》，该书第633页）这里显示出胡风与当时文艺界和诗歌界某些人对诗的态度的差异。胡风肯定什么诗，反对什么诗，不是从个人的好恶出发，而是看诗是不是从生活和战斗里迸发出来的真诚而质朴的声音。这些新生的诗尽管显得粗犷，却是真正活人的歌唱，值得热情地肯定。他们实际上代表了当时国统区的主要潮流，只有他们具有生气；而有些著名的诗人，相形之下，却已显得苍白无力。胡风善于发现这些新生的葆有远景的小小的刚刚破土的芽叶。
绿原说到胡风对于新生力量的严肃态度，我深有同感。我曾经被他退过不少篇不成熟或者不健康的习作，每次退稿都是一次对我的鞭策。在反对“旧的生活传统及其美学传统”方面，在坚持“社会学的评价和美学的评价之统一的探寻”方面，胡风堪称青年诗人们的诤友。
牛汉他还有这样几段话：“诗人底声音是由于时代精神底发酵，诗底情绪的花是人民底情绪的花，得循着社会的或历史的气候；开了的要谢，要结果……这说明了诗人底生命要随着时代底生命前进，时代精神底特质要规定诗的情绪状态和诗的风格。”（《四年读诗小记》，该书第633页）“我提示他（田间——引者）应争取‘和对象的完全融合’，在和生活的结合道路以及结合强度上更向前进，这自然也就是在形式上的更向前进。”“什么是‘和对象的完全融合’？那就是作者底诗心要从‘感觉、意象、场景底色彩和情绪底跳动’更前进到对象（生活）底深处，那是完整的思想性的把握，同时也就是完整的情绪世界底拥抱。”（《关于诗和田间底诗》，该书第624页）这几段话，对我四十年代学习创作时有过非常直接的影响，使我懂得和清醒地意识到，用与情绪世界无关的文字技巧是写不出真正的活的诗的。只追求技巧的成熟，形式的完整，而缺乏上述的创作情绪，那“诗”一定是冷的，僵死的，更谈不上什么生命感。
绿原脱离现实生活，追求文字技巧的倾向，正如在内容上似乎与时代步调合拍而实际上缺乏真情实感的空洞叫喊一样，过去有过，现在仍然还有。真正的富于生命力的诗正在这两条歧路中间艰苦跋涉着。有许多本质性的问题，例如形式主义问题、“冷静”的审美态度问题、单纯技巧问题、概念化问题、对象（题材）和诗人主观的结合问题等等，胡风在四十年代都分别结合具体作品，从理论上加以解决了。关于胡风对于诗的本质的理解，曾卓在为《胡风论诗》一书所作的序文《读〈胡风论诗〉札记》中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这是当前这方面一篇难得的研究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