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类可以称之为“毛泽东颂歌”，例如，《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组歌》、组歌《红太阳颂》、组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组歌《井冈山的道路》、《人民公社组歌》、大合唱《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等等。这类作品数量最多。其内容完全是歌颂毛泽东和毛泽东路线的，客观上助长了“造神”运动。
“文革”前期合唱作品数量之多是表层现象，其背后的实质是合唱艺术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和扭曲。
这次大合唱的畸形发展，随着1969年语录歌的消失而同时沉寂下来。江青在发表“4-15讲话”和“4.16讲话”之后，已经灌制好的大台唱《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二十万套唱片被禁止发行，这类歌曲都被禁止演唱。在此之前江青还说过：
“我最不喜欢民歌了，毛主席诗词怎么能用民歌来写呢？”因此，连为毛泽东诗词谱写的音乐也被“一网打尽”了。
“文革”期间合唱的又一次活跃期是从1971年开始的。随着政治形势的某些松动，这一年陕西文艺工作者集体填词，编写了合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首合唱的曲调来自陕甘民歌，填入了新编的歌颂毛泽东的、更加“革命”的歌词。合唱的手法十分简单，例如，第一段音乐主要是女声独唱，合唱以轻淡的背景为独唱作陪衬。这种手法类似五十年代的“民歌合唱”，技法上并不新鲜。但是在。文革”中天天被生硬，枯燥的“革命歌曲”折磨了多年的人们，一旦听到由民族唱法演唱的高亢、清丽的陕甘民歌时，就像在戈壁中久渴的人们见到了甘铡的清泉。因此，《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在当时产生了异乎寻常的艺术效果。
类似这类的歌曲还有《三湾来了毛委员》（焕之、颂刚编曲，山樵编词）、《浏阳河》（湖南省文工团歌舞队改词编曲）等。
1973年上海乐团创作、演出了名为“革命交响音乐”的《智取威虎山》。它取材于同名京剧“样板戏”的主要唱段，由合唱，独唱、重唱、乐队等形式来表现，实际上也是一部清唱剧。它在艺术上承袭？《沙家派》的模式，并进一步与“四人帮”倡导的文艺创作原则结合，“从塑造主要英雄人物的音乐形象出发”，充分体现了“三突出”的僵化的文艺创作框框，并自认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文艺革命的又一胜利成果。”这部作品在艺术上与《沙家浜》相比已缺乏新意，在思想上则更体现了“文革”的创作理论。
“文革”后期的影响较大的大合唱主要仍是“为毛泽东诗词谱曲”和歌颂毛泽东思想的大合唱，如《为毛主席诗词谱曲五首》（田丰曲）、《长征路上》（郑律成曲，毛泽东词）、《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颂歌》（广东省《农讲所颂歌》创作组集体创作）等。其中田丰创作的大合唱由《沁园春·雪》、《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忆秦娥·娄山关》，《清平乐·六盘山》和《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组成。这几首歌曲吸取了京剧音乐素材和传统手法，在艺术上处理得比较细腻，气势比较雄伟。郑律成的《长征路上》虽定稿于1975年，但五首歌曲大多是在1958-1970年间谱写的。五个乐章的顺序为《七律·长征》、《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清平乐·六盘山》和《念奴娇·昆仑》。这五首诗词都与红军长征有关，因而定名为《长征路上》。它的总体构思及所选诗词与朱践耳的交响乐一大合唱《英雄的诗篇》有些相似，但作品的艺术风格绝然不同。郑律成发挥了他创作群众歌曲的丰富经验，着意于通俗浅出的艺术手法，是一种大写意的笔法。例如第二乐章《忆秦娥·娄山关》合唱开始的地方，出现了冷峻奇特的旋律和尖锐紧张的和声。这反映了作曲家对历史紧张关头的深刻的感受，作品带有一种深沉的、难于言表的历史感。
在“十年浩劫”这特殊的年代中，大合唱艺术遭受了严酷的摧残和蹂躏。林彪、“四人帮”一伙将这一艺术形式捆绑在他们的战车上，因此，许多作品都属于真正的“文革音乐”，是为“文革”政治服务的。例如，就在“四人帮”覆灭的前夜，在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斗争被打成“反革命事件，的时候，很快就产生了两部配合政治任务的大合唱——大型组歌《天安门战歌》和交响合唱《保卫天安门》。这些都成为当代合唱史上很不光彩的一页。整个“文革”期间，仅有少数凭着艺术家的良心而创作的作品，还保留着一定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
§§§第五节新时期的合唱创作
“文革”结束以后的十余年间，合唱艺术一直没有从深重的创伤中得到充分的恢复。开始几年中，合唱创作仍在旧的框框中打转，作品缺少创造的新意。后来它受到商品经济的牵制和通俗歌曲的冲击，专业合唱团的活动遇到了巨大的困难，群众业余的音乐生活几乎全被通俗音乐占领，业余合唱团的活动巳十分稀少，这与五十年代蓬勃兴旺的群众合唱活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阵地缩小，队伍老化，作品稀少，观众零落。合唱艺术正处于萧条的时期，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为了扭转合唱艺术的不景气状况，有关方面曾作了一些努力。
1979年我国合唱团体首次参加了菲律宾的亚洲国际合唱节，1988年中国广播合唱团参加了在日本举办的“第五届室内合唱比赛”，并获得混声合唱和女声合唱的金牌和总分第一，合唱艺术国际交流的门窗开启了。1982年和1986年举办了两届“北京合唱节”，1986年还举行了“全国第五届音乐作品（合唱）评奖”活动。在这些活动的推动之下，八十年代中、后期产生了一些较有新意的合唱作品。
新时期合唱作品数量虽然不多，但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着一定的创新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作品题材比以前多样了，创作手法上的探索也更为明显和大胆了，合唱艺术开始从“为政治服务”的功利主义束缚中挣脱出来。
新时期合唱创作题材上的扩展，在“文革”结束后不久产生的几首小型合唱作品中即有所体现，如《周总理，您在哪里？》（施光南曲，柯岩词，1976年）、《密林深处的歌声》（刘敦南曲、王森词，
1978年），《把我的奶名儿叫》（瞿希贤曲，黄宗英词，1980年）等。上面三首作品，第一首表现了亿万人民肘周总理的深切怀念，第二首歌唱了地质学家李四光的重大科学贡献。与以往只允许歌颂毛泽东一个人的情况相比，它们已经是属于闯开禁区的作品了。第三首歌表现了侨胞对祖国母亲的骨肉深情，也属于以往合唱作品中所没有出现过的题材。
施光南的《周总理，您在哪里？》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产生的第一首影响广泛的合唱。这首作品成功地吸取了生活中呼喊、倾诉性的音调，在该曲的中段，合唱队对着高山、大地、森林、大海的四次呼喊处，作曲家采用了“回声”的效果，好像群众呼唤周总理的声音在天地间回荡。接着是一段进行曲风格的旋律，各声部运用“卡农”的手法，表现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天安门广场。合唱在这里形成了最高潮。《周总理，您在哪里？》从头至尾贯穿着优美的曲词，因此它的主旋律经常成为独唱家的演唱曲目。
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大合唱《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纪念周总理）》（贺绿汀曲，芦芒词，1978年），《为周总理早期诗歌谱曲（四首）》（邹辉明曲，1978年）等。
八十年代以来，特别是在1986年全国合唱音乐评奖前后，产生了几部不同题材和不同艺术风格的大型合唱作品，例如：
合唱组歌《云南风情》，田丰曲，张东辉词。
合唱套曲《南方有这样一片森林》，王祖皆，张卓娅曲，向彤、贺东久词。
民族交响合唱组歌《诗经五首》，金湘曲。
音乐抒情诗《蓝天，太阳与追求》，陆在易曲，廖代谦，任卫新词。
琴歌合唱套曲《胡笳吟》（选自《胡笳十八拍》）．李焕之编曲。
合唱音诗《森林日记》，张敦智曲，于之词。
清唱剧《大劈棺》，瞿小松曲，高行健词，清唱剧《生命宇宙的春天》，刘念劬词曲，田丰的《云南风情》由《洱海渔女》、《赶摆路上》、《摩梭葬礼》，《舂米谣》和《火把节之夜》五段合唱组成，分别反映了云南白族、傣族，纳西族，景颇族、彝族人民的风俗情趣和生活风貌，用富于色彩的音调展现了五个民族不同的音乐风格。其中第二曲《赶摆路上》是女声独唱与女声合唱曲，傣族风格的旋律加以大量富有民族特点的衬词，刻画了傣族姑娘兴高采烈的可爱形象。根据乐曲情绪的需要，《云南风情》中采用了一些离调、多调性、多种节奏叠置，运用人声的呼叫声等一些新颖的表现手法，由于与歌曲内容的表达结合得很紧密，获得了别致而生动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