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孙学武
1961年在东京召开的“东西方音乐家会议”上，当与会者向美国代表、著名音乐家V.汤姆逊问及美国作曲界倾向及其现状如何时，汤姆逊摊开双臂耸起两肩，无可奈何地说：“和百货商店的仓库一样，什么都有。”的确这样，美国作曲界囊括了：一、以伊斯特曼音乐院、科蒂斯音乐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等学院派著名教授为领袖，诸如巴伯等一些持浪漫主义倾向的保守派。二、国际派，以辟斯顿等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中的一些人又转而以十二音技法为主要倾向。三、新美国主义，它的代表者应是最著名的作曲家科普兰和哈里斯等名流。四、实验主义者，以艾夫斯为开端，瓦雷兹等为主要代表。五、通俗音乐派，即格什文所开创的使爵士交响化的作曲道路。六、以凯奇为中心人物，并影响到战后欧洲作曲界的偶然音乐派。七，电子音乐集团，即以哥伦比亚普林斯顿大学电子研究中心为据点的作曲家，巴比特、吕宁、乌萨切夫斯基等应属代表者。如此多元化状况，很难令人说出究竟哪种类型的作曲家及其作品群可以说明美国作曲界的主要倾向，或代表当代美国音乐。
综观近代世界的情况，可以说是全球性的无不接受南欧与西欧音乐扩散的影响。但各个国家的民族音乐文化却没被吞食掉或同化，反而把无休止、无止境扩散的欧洲音乐汲取在各自民族的文化历史长河洪流中，顽强地建立与发展本民族的音乐。H.詹姆斯说：“作为一个美国人，其命运是复杂的。命运要求美国人承担的责任之一就是为反对一种对欧洲的盲目崇拜而斗争。”使美国的音乐艺术如同社会人种文化一样，具有其自身的北美大陆特质。但它也拥有足以表现其文化心理素质的代表性作曲家与作品群。人们可能记忆犹新，在洛杉矶举行的第二十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上，作为东道主国家的美国，以84架钢琴和庞大的管弦乐队演奏了《蓝色狂想曲》。应该说，格什文这一作品被推举为代表美国，比起推选出刘易斯代表美国参加本届奥运会，其意义更为深远。因为前者是作为美国精神世界的文化象征展示的。
格什文于二十年代开创了传统的严肃音乐与大众音乐天衣无缝地融汇的通俗音乐作曲道路。它不仅仅限于爵士交响化，且促进了集百老汇音乐剧之大成的高雅风格音乐和好莱坞电影音乐的大发展。适应并充实、繁荣了美国人民的社会音乐生活。继格什文之后，新的成功者是伯恩斯坦。
伯恩斯坦（Leonrd Bernstein），这位当代美国的著名指挥家、作曲家、钢琴家，于1918年8月25日出生在麻萨诸塞州罗林斯的一个化妆品商的家庭。曾在哈佛大学师承H.寇斯学习钢琴，向辟斯顿学习作曲。毕业后又入科蒂斯音乐学校学习指挥与作曲，并在波克夏音乐中心向库塞维茨基学指挥。1943年任纽约爱乐交响乐团副指挥，1944年由于沃尔特患病出任代理指挥，一举成名。同年发表了音乐剧《在城镇》与芭蕾音乐《自由的幻想》。从此，他又作为作曲家而令人瞩目。他虽是交响音乐的指挥家，指挥歌剧亦为国内外所熟知。1953年伯恩斯坦作为第一个美国指挥家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做客座指挥。1957年任纽约爱乐交响乐团常任指挥，同年创作了著称世界的音乐剧《西城故事》。1958年到1969年担任纽约爱乐交响乐团的音乐指导。其间在大都会歌剧院指挥了布里顿的《彼得·格拉姆斯》和普兰克的《泰勒西阿斯的乳房》两部歌剧在美国的首先演出。1966年还应邀去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指挥歌剧。
伯恩斯坦这位多才多艺的音乐家创作了三部交响曲和多部音乐剧，以及管弦乐曲、室内乐曲、钢琴曲、声乐曲等。著述有《音乐的乐趣》、《未答复的提问》和《音乐的多变》等。
梅纽因曾说过：“伯恩斯坦他把纽约生活中的多侧面结晶化了。其作品没停留在犹太性格上，而是把这个大城市的所有多种多样的精神气质都表现出来了。更为重要的是，伯恩斯坦作为美国风格的教育家活跃着。他那非凡的豁达贤明才能，可以使没受过音乐教育和略通音乐知识的人们，都能理解音乐。”
纽约是美国的缩影。在高楼耸立的曼哈顿南部，居住着多类人种和新形成的各个小部落。其中有唐人街、小意大利、犹太街、马克兰街、德意志街和印度街等。由此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在幅员广阔的美国大地上，杂居着民族各异的文化。诸如土著印地安文化，以及随贩奴而来的西非文化和来自大洋彼岸欧洲不同地区的殖民文化。它们间既相互抵消，又友好消融，形成一种独特的晶体化合物—好像是肉体失去了重力紧张感的特殊变形文化作为出生在东海岸移民后裔的伯恩斯坦，虽有其“返祖”—犹太观念的一面，更主要的是他把现世的美国气势，充分表现在自己音乐作品的神韵中，如他1942年的出世作品《耶利米》交响曲，具有浪漫派的、多调性的和隐约的巴托克式的折衷态度。尽管它表现出浓厚的犹太色彩，但不可否认其中也蕴涵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好莱坞历史剧的电影音乐，和美利坚乐天派气质的轻浮。在这以后的两年，大都会歌剧院上演了他的芭蕾音乐《自由的幻想》。在这部作品中，伯恩斯坦毫无顾忌地、大量地运用了爵士。及至1949年发表第二交响曲《焦虑的时代》，他则手到擒来地将爵士的、犹太的、古典的、以至当代的诸多语法素材，投放在创作灵感的坩埚中融为一体。诚如他自己所说：“艺术不是问罪的解答，而是要挑动问罪。其本质，在于紧迫地唤起呐喊。”伯恩斯坦在《焦虑的时代》里，把W.H.奥汀诗篇所描绘的充满和平的战后年代乐观，和城市人的孤独与莫名的惶惶不安之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的恩师库塞维茨基认为像伯恩斯坦这样已享有国际盛誉寥若晨星的指挥家，却又从事通俗性音乐创作，不免有失名声，令人遗憾。
伯恩斯坦自己曾说过：“……我对音乐着了迷。正因为我也是个音乐爱好者，作为社会公共音乐生活中的一员，特别感到了自己的责任。”对严肃音乐与通俗音乐他始终不渝的观点是：“我认为凡是好的音乐，都是严肃音乐。”譬如他敢于把罗马旧教祭典中的弥撒写成有歌手、演奏员和舞蹈的、富有百老汇舞台风格的作品。在原拉丁语规范的祭文词句中，插入了以英语反映时风的诗文。这部为庆祝肯尼迪中心开厅、于1971年写就的《弥撒》，其主题是反映嬉皮士（hippie）派思想、反对越南战争等时代思潮的。尽管持偏见者非议伯恩斯坦的作品是“二流”的，但对在弥撒的形式中竟能揉以摇滚乐、民歌、布鲁斯、电声乐器等，也不得不承认是作者才气横溢的表现。
伯恩斯坦对始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出现的欧洲样式交响乐不景气的现象，感到是一种危机。他认为这是进入20世纪以来欧洲音乐所面临危机的继续。对此，他一方面重视崛起的先锋派音乐，同时对大众社会音乐生活所喜闻乐见的音乐剧，给予了极大关注。1956年波士顿上演了他的音乐剧《康迪德》（Candid）。1957年在华盛顿又上演了《西城故事》。
他总共写过六部音乐剧，除上述两部外，尚有《在城镇》（1944年）、《不可思议的街道》（1952年）、《伯恩斯坦的〈弥撒〉》（1972年）、《蓬西尔瓦尼亚街1600号》（1976年）。虽然在数量上比起R.罗杰斯和C.波特等多产作家少，但是，从音乐剧始自50年代初出现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期来看，伯恩斯坦的功绩却很大，最早由短小音乐剧和喜剧音乐剧转向创作重大题材严肃音乐剧的乃是F.洛伊和伯恩斯坦。在1956年洛伊创作了《我的漂亮夫人》，伯恩斯坦的《康迪德》同年问世。而引起西方乐界最大震动的则是伯恩斯坦于第二年接连上演的《西城故事》。
《西城故事》，这部以美国存在的种族问题为题材的两幕十五场音乐剧，采用的是爵士和通俗音乐语言。舞台以大纽约市地处低洼的西部贫民区为背景。情节是从一个号称“小白脸”的白人派青年团伙，和波多黎各人叫做“鲨鱼”的青年团伙相互敌视开始的。在不同人种两仇家殊死殴斗过程中，一方首领的心腹之交托尼，与另派首领的胞妹玛利亚发生了爱慕之情。当两派决斗发展到最严酷、尖锐的时候，热恋中的托尼不幸惨遭枪杀。剧情是以两个团伙首领抬着托尼尸体，伴着悲痛欲绝的玛利亚和敌对双方青年送葬队伍的悲剧场面结束的。作者诚挚地向人们预示：老一辈人未曾解决的种族对立问题，寄希望于年轻一代来解决。
这出被誉为现代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音乐剧，不翼而飞地传遍西方世界及亚洲部分国家。1957年9月在冬景公园上演后，便连续演出了793场。后来又拍摄成电影，各音像厂商录制全剧音乐的唱片有三种（一种是电影），选曲录制的达六种。《西城故事》已成为美国音乐剧中的一颗明珠，被载入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