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稳定和文明的政治环境，是中国哲学从发展走向繁盛的契机之三。如果说，创造式态度、宽容精神是中国哲学振兴的内在精神机制，那么，稳定和文明的社会主义政治环境则是中国哲学振兴的外在机制。不能设想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能够很好地从事任何科学理论的研究和创造，也不能设想在一个实行法西斯专制的社会里，能从事科学理论尤其是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和创造，因为法西斯式的专制会导致社会政冶制度的偎化，会禁锢进步思想尤丼是进步的政治思想的产生。法西斯专制下的僵化的社会政治制度，往往会成为一种外加于社会精神文化生产的强迫机制，成为一种异在的力量，它不仅使社会科学文化的生产在全体上脱离正常的轨道，并且还会使社会科学变态成为僵化反动的政治作论证、作解释的御用工具，这种现象曾在本世纪上半叶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典型地表现出来过。然而，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是一种在本质上高于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的更文明的政治制度，它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能够达到一致与和谐，它不仅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政治保障，也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政治保障。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进步人士冒着坐牢、杀身的风险，偷偷阅读进步书籍（如马列主义著作）和偷偷传播进步思想的现象已不复存在了。人们读马、恩、列的著作，读毛泽东的著作，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早已成为时尚，并受到鼓励。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能为科学文化的发展开辟更为良好的环境，这是无疑的。但是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犯有错误或缺少稳定性，也同样会极大地影响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尤其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我国在10年“文革”时期，哲学社会科学曾落到非常贫乏和没有生气的境地是尽人皆知的；苏联斯大林执政时期，在批判德波林学派，批判遗传学、批判语言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和哲学等领域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时，压制理论上、学术上的不同意见，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可见，安定的社会环境和文明的社会政治对于科学理论的发展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可以相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建设的不断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体制将会从最本来的意义上影响社会经济的昌盛，社会文化的繁荣和社会道德的提高，将会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稳定和文明的有利社会环境。
中国哲学繁盛的根本条件
中国哲学的繁盛虽然要在相关的内外契机引发中才有可能，但它繁盛的根基却远在这些契机之外，即它首先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全面繁荣。这一点在前面已附带提到但没有予以详细说明，而这种详细说明是十分重要和十分有意义的，因为人们对此问题还没有足够深刻的认识。哲学的繁荣有赖于社会经济的繁荣，这一点恩格斯早在上一个世纪下叶就明确地指出过了。恩格斯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在谈论“经济基础”与“思想观点”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曾肯定经济发展对哲学等精神领域的“最终支配作用”“是无疑的”。他说，“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步发展的方式”。恩格斯虽然有“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的说法，但他是以“哲学资料”的直接提供和运用为先决条件来说的。当时经济条件落后的法国以及后来的德国在哲学上能奏第一提琴，是因为它们吸取了其他国家的哲学思想资料。恩格斯在括号中特别指明：当时的法国哲学是引英国人的哲学为依据的。他接着强调说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恩格斯在这里实质上揭示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进步决定人类哲学思维方式发展的规律。这一规律已为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所证明。在远古时代，在原始社会，人类为自身生存所进行的生产活动主要是原始的采集、渔猎活动，这种活动决定着原始人类的智力水平，决定了原始人类只能具有低级的原始思维，这种原始思维伴随着原始人的共同生产活动，由象征性符号如手势，身势、物象、图画，象形文字，语言、占卜卦象、简单数符等构成，并往往是一个部族或部落的类化表象和集体表象。原始人主要依靠生活经验、直观感觉进行联想和幻想，所形成的原始知识系统往往具有具象性和象征性，并且对自然力的恐惧又给它蒙上了一层神秘主义色彩，同时这种原始思维的主体和客体处于混沌的统一中。人类进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后，在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体的生产活动中，不仅把自己从对象世界中分化出来并开始具有主体意识，并且还创造了古代科学文化，这给人类支配和战胜自然以新的希望，这种希望在人类思维中表现为联想、类比和生动的形象思维等方式，并伴之以丰富奇特的想象；与此同时，人类的逻辑思维也开始产生和发展。但总的来看，中世纪和中世纪以前的人类哲学思维方式仍是直观性的综合思维，只是从整体上把握世界的一般图景，还没有摆脱各种虚幻的、神秘的观念的束缚。人类从封建社会步入资本主义社会，从农业文明转到工业文明后，已具备了改造客观自然对象的强大能力。在与自然界大规模的物质交换活动中，迫使人类恪守大自然的种种规律，于是较为精密的近代科学乘时产生，使人类的思维摆脱直观的综合思维模式，而朝着以分析为主的精确思维模式转变。与此同时，人类的主体意识，特别是个体意识大大加强了，神学已不再为一般人所信奉并归还为神学家的事情。尤其是步入20世纪以后，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崛起，人类不仅有力量改变地球的面貌，也开始向广阔无垠的宇宙挑战了。新兴的工业群、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发达的通讯系统，使人类的思域朝微观和宏观两极大大拓宽。与现代自然科学和数学相结合，建构在现代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基础上的人类思维，已构成一个科学的系统思维模式，它使人类具有了一种崭新的哲学世界观。
人类物质文化发展决定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经济活动模式决定人类哲学思维方式发展、演进一般图景的事实表明：人类思维的一定形式总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和相对应，已得到高度发展的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只不过是已经高度发展了的现代经济社会的精神伴随物和思想表现。由此看来，中国哲学若要达到真正的全面繁荣，首先需要中国哲学生存于内的中国社会经济的繁荣；中国哲学若要雄心勃勃地达到”演奏第一提琴“的地位，首先需要中国社会经济的腾飞和腾飞后的长足进步。如果没有发达的物质生产为依靠，中国社会的精神生产也决不会发达，如果没有相当数量有教养的人去从事精神生产，从事哲学部门的生产，而仅仅靠猎取贩买、引进他人的哲学资料度日，中国就难以产生出象样的哲学家，即使能够产生出一些哲学家也决不是”第一提琴“手，断然奏不出”阳春白雪“，从而必定会导致中国社会的哲学精神生活缺少丰富的多样性，其”仿制“或”改装“出来的哲学就会貌似繁荣，实质上没有个性，没有特色，更没有创造，因而绝难成为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所真正需要的东西，难以从精华意义上代表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进一步说，即使中国的哲学工作者能在引进中将国外优秀的哲学理论结合于中国社会的生活实践中，并加以积极的发挥和再创造——就如当年毛泽东对待西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把它中国化而成为自己的东西，但在总体水平上总会落后于人家，当然也就难以超过人家了。
中国社会经济的落后制约哲学文化生产的发展，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在社会经济不发达造成的人们物质生活不丰富的基础上，必然会导致人们精神生活的不丰富，因此必然会限制人们对哲学等高级精神生活的要求。只有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人们的物质生活普遍地丰富起来后，社会才会普遍地需要更丰富、更高级的精神文化消费，才会广泛地直接刺激哲学等高级精神生产的发达，引起更多的社会文化工作者转入哲学生产部门成为职业的哲学工作者，这样就会使中国哲学发展的”主观条件“得到改善，即从社会分工上保证中国哲学工作者队伍的发展壮大，使社会拥有相当数量的人去从事哲学的创造性生产劳动。只有达到了这一步，真正能够在新时代奏”第一提琴“的哲学家的产生就不会悬太难的事情。同时，只有当社会经济发展到能为社会精神生产提供先进的物质装备时，精神生产才会在许多方面打破保守的、原始的、低效率的手工生产方式，把个体生产、集体生产和社会生产结合起来，大大提高精神生产力，从而有可能生产出高质量的哲学产品，生产出有巨大影响的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哲学理论。就目前状况来看，由于受制于社会经济状况和文化状况，中国哲学事业的”主观条件“虽然在逐渐改善，但未能有大的改善，至少在短期内不大可能。据1981年底统计，中国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的人员共有6，384名，近几年来又有不少人源源不断地加入到这支哲学工作者队伍中。现在全国各省市都有哲学研究机构，各大专院校部有哲学系或哲学教研室，各地都有各种哲学学会和哲学学术团体。这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从事哲学研究和哲学教学的人员和构相比，其绝对数量还不算少。但是，中国哲学工作者队伍的总体素质却不太高，这支队伍中尽管有一些训练有素的老哲学工作者和一些渐露头角的中青年哲学工作者，可是能够出席世界哲学大会发言的人物还不多。尤其是与国外有些哲学家同时又是科学家的情形相比，中国哲学工作者的知识素养就显得略逊一筹：知识面较窄，知识结构单一而不太合理，不仅自然科学知识素养差，而且社会科学的一些主要学科的知识也懂得不太多。加之70年代上叶特殊历史条件造成的”非哲学化“现象没有得到较好的克服，甚至少数与哲学根本无缘的人也杂拌于哲学工作者队伍中。由此看来，如果没有社会经济及文化教育事业的普遍发展，中国哲学工作者的文化素质就难以得到大的提高，中国哲学工作者队伍就难以成为真正哲学象的联合体，成为时代哲学积极、主动的创造主体，也就不能很快看到中国哲学之树繁花盛开的季节。
中国社会经济总体上的落后限制了中国哲学的发展，还具体表现为被这种经济状况所决定的科学文化总体上的不发达直接制约着哲学的发展和繁荣。哲学有赖于科学的进步为自己不断提供新的思想资料，提供先进的思想工具和思想方法，这已经是为一般人所熟知的常识了。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由于没有普遍发达的自然科学和数学，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思维结构中就缺少必要的分析、抽象和推演的概念，以致普遍地给人们提供哲学思维训练的现实环境和工具。现代化社会生活中的高时间节奏、髙工作效率、高技能作业，严密而快速的工作要求，强迫人们采用全新的思维方式去思考一切。同时，这种不同以往的全新社会生活方式，还时时外在地、现实地改变着人们内心的伦理观念和价值观念，促使人们较快地遗弃旧的生活方式而采用新的生活准则。总之，现实社会生活的进步时时促使人们的观念更新，促使人们的内在心理结构趋于达到与外在工艺社会结构和社会现实环境的一致和同构，这就象一个外语学习者置身于外国时能较快地学会流利的口语和适应于用外语询汇进行逻辑思维一样。如果社会生活真的达到现代化，那么不仅哲学家而且普通人的哲学素养也会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然而，遗憾的是，无论从哪方面看，中国社会从整体上还远未达到现代化，人们的温饱问题还时时威胁着社会，大多数人还须用较多的时间投入较为繁重的物质生产活动，以致未能剩下多少时间来从事高级精神生产和享受高级精神消费。同时，既成社会生活方式中某些落后的方面还时时外在地限制着人们对新哲理、新伦理价值观的接受，这就从整体上制约了中国哲学工作者素质的提高和全体人民的哲学意识水平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