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说来，最近10年中国哲学发展迅速的主要表现有三。首先，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已开始加强，例如对客体论、主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思维观、伦理观、价值观、历史观、自然观等方面的研究在不断深入开展，人生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管理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文化哲学、艺术哲学、教育哲学等一些基础学科亦正在开始建立。同时，中国哲学界对全世界范围的哲学及哲学史的研究也加强了。在世界哲学研究方面，除原有的欧州哲学史、印度哲学史的研究外，开始了对现代世界哲学的研究，如西欧、北美、日本、苏联、东欧、印度、朝鲜及阿拉伯等国的现代哲学研究。在中国哲学范围内，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哲学、中国近代和现代各个时期的哲学研究更加深入了。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对毛泽东哲学及其发展史的研究也迅速地开展起来了。中国哲学迅速发展的第二个表现是，哲学研究与具体社会实践、与现代科学的联系开始密切，其理论本身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近10年来，人们愈来愈重视运用哲学理论研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现实问题，例如，社会主义社会的辩证法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问题以及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问题等等。在对这些问题的较为深入的研究中，促使哲学去尽量地吸收现代科学尤其是现代社会科学的成果，并日益与现代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心理学等揉合在一起。同时，人们还尝试着运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观点研究人类会历史领域的问题，尝试着从自然科学方法中直接提炼出一般方法论，或直接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于社会问题研究，从而带动了哲学各学科及其总体的进步。另一方面，由于哲学与现代自然科学的联系加强了，尤其是系统论，物理学、生物学、遗传工程、脑科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及数学对哲学的影响，不仅使哲学理论日益充盈着科学的因子，使其研究有了更多的“生长点”，而且还促使哲学的研究重心转向认识论，并使之有可能获得较多的成果。例如，近几年由于受现代科学及其方法的影响，人们开始注意到了对认识本身的评价性研究，开始注意到了对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相互关系的研究，开始注意到了对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如直觉能力）、认识结构（如认知结构、价值结构、情感结构，审美结构等）的研究，开始注意到了对认识发展的心理过程等研究，这些研究有可能使认识论摆脱旧套套的制范而获得崭新的内容。中国哲学迅速发展的第三个表现是，中国哲学界与世界哲学界的直接接触和学术交流逐日增多。近年来，中国国内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始邀请外国哲学家讲学或为研究生讲课，同时中国的哲学家也开始参加国外的学术会议或在国内举办国际性的讨论会、讲习班，等等。随着国际接触和学术交流的增多，中国哲学界研究外国哲学的力量不断充实，中国哲学工作者已有可能从一般性介绍述评人家的哲学思想开始转向评价性研究，从翻译人家的东西开始转向自己写论著，从对个别人物和思潮的评价开始转向专题探讨；同时还把国外的学术成果迅速用于国内的研究，并逐渐向应用方面发展，例如，在科学哲学领域，近年来国内举行了一些全国性的农业科学、医学科学和工程技术等辩证法讨论会便是如此。
近10年来中国哲学虽然有了较大的进步和发展，但从全体来看，中国哲学还没有使自身强盛起来，它目前这种状况还难以满足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这主要表现在哲学的结构不合理、不完善，哲学的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及发展理论的研究没有相机配合起来，三者之间比例失调。中国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虽然加强了，但研究工作总体上的落后状况还有待进一步的改变，重复劳动、缺乏开拓创新精神的现象还大量存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为例，1982年和1983年，我国出版了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教材共127部，其中哲学教材类65部，占总数的51%；哲学通俗读物类56部，占总数的44%；具有研究性质的著作仅6部，只占总数的4.7%。1982年和1983年全国报刊共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1，127篇，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方面的研究文章仅63篇，只占总数的5.6%，其余全属基本理论研究，例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阐释、质疑、商榷、辩论，等等，且基本上未超出目前通用的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内容范围。不过，从最近两年国内出版的哲学书籍和发表的哲学论文所涉内容的明显变化中，可以看到中国哲学理论研究状况的显著变化。从1985年7月至1986年6月这段时间内，我国出版的哲学书共计377部，其中属于研究性质的著作达147部，已超过哲学教科书类的数量，占总数的39%；教材类的书104部，占总数的27.5%，已屈居第二位；译著共有47部，占总数的14%。据“社科新书目报”预告，中央一级和北京地区各出版社，从1986年7月起至1987年6月止出版的哲学书共206部，其中属于研究性质的著作有79部，占总数的38.3%；译著有86部，占总数的41.7%；而教科书类只有14部，仅占总数的6.8%。1986年全国报刊共发表了1，029篇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文，其中有新意的即从新的视角研究问题、提出新的论点的论文就有258篇，已占总数的1/4。这种显著变化说明中国哲学理论的研究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出版书籍中译著急遽上升这种现象本身说明：中国的哲学理论水平还有待提高，因为中国还在大量进口和消费世界哲学文化，还没有力量大量出口自己的哲学文化。同时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国内的研究性质的专著和文章虽然在迅速增多，但哲学理论研究的总体水平还不太高，目前哲学界不仅对哲学自身的发展缺乏有计划的系统研究，而且对于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仍然缺乏有计划的系统研究，甚至很少直接涉及到当前世界性的问题，例如，当代世界的矛盾问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关系问题，世界进步与和平发展问题，以及西方哲学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挑战时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等等。
正是由于哲学结构不完善，中国哲学未能较多地注意自身发展方面的研究，这就使得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为主体的中国哲学未能在丰富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及时吸取新鲜的精神养料，也未能在现代世界哲学的园林中一以贯之的采集思想精华，从而未能使自己在较为迅速的更新中不断与时俱进，其突出表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体系几十年一贯制的现象尚还存在，人们虽然已不满于这种状况，却拿不出更好的反映时代特点的、科学性更强的教材，即难以使自己对哲学思维模式的描述超越5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从结构到内容都比较陈旧的教科书体系。更由于国内统考的需要，使得哲学原理教科书内容简单化、条文化，统一化的趋向不易克服，以致书本与实践脱节的情况未能很好地扭转，讲坛式、教科书式哲学难以从社会主义新的实践中活生生的、具有创造性的哲学中吸取养分。同时，哲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的情况近来虽然有所改变，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外在结合，往往是把自然科学的成果原本地搬到哲学中来，或把哲学原理直接地导入具体科学中去。在把哲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方面，人们作的工作也不太多，几乎是在刚刚起步，这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科学结抅也很不完善，有些学科尤其是新学科还处于建立或“补白”过程中。正是由于中国哲学对于自身发展的研究不够，因此它目前还不具备强大的应承力和兼容力，这就有可能在对待世界哲学文化的问题上容易导致两种走极端式的偏差：要么认为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于是弃自身不顾而主张“全盘西化”；要么视外国文化为潘多拉的箱子，里面尽是毒蛇猛兽，于是对之戒备森严，生怕把它搬入自己的圣洁土地。这样，就不可能根据中国的国情需要轻重缓急地引进和消化国外优秀的哲学社会科学文化，从而难以使中国哲学以最快的速度走向真正的强盛。
由以上不难看出，发展中的中国哲学还缺乏高度积极的主动精神，它的时代感、现实感还不太强，它想要从注释式的研究完全转向开创性的、面向社会人生实践的研究还需要时间，从闭关自守的景况中完全自拔出来以走向世界也需要时间。
中国哲学之所以还缺乏高度的主动性，还不能从自己固存的弱点中很快脱出进而大步展，除了中国社会经济落后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外，其发展缺乏必要的历史基础也是一重大原因。尤其是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其落后的社会经济和腐败的社会政治使它的哲学社会科学一直未能很好的发展起来。近代中国哲学这种先天不足的缺陷毫无疑问地给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历史性影响。这只要稍微深入的了解一下建国以后的中国哲学建立在何种哲学文化基础上，就会对这种巨大的历史性影响有足够的了解。这里且不追溯得太远，仅将1949年前后各30余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作个对比，就会获得较为鲜明的印象。从1912年中华民国的诞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30余年间，中国一直处在内外交困，战争不断的重重灾难中。1912年，民国政府刚刚成立就名存实亡，因为它的大权旁落于北洋军阀之手。而当封建北洋军阀政府覆灭之后，代之而起的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利益的蒋介石独裁统治政府。这个政府视苍生若草芥，弃人民于水火，只顾致力于镇压真正的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共产主义运动，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不惜向帝国主义者出卖中华民族的利益，这导致旧中国遍地饿饽。显然，当一个社会连人们的温饱问题尚不能解决的时候，哲学社会科学等文化建设事宜就与它几乎无缘了。正因为如此，旧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极为落后。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机构屈指可数，其科研人员廖廖无几。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其中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只有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研究所。1929年成立的北平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只有一个史学研究所。到1949年止，这些研究机构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总共不到100人。个别高等学校和社会团体也曾设立过一些专门研究机构，但规模很小，专职科研人员也很少。同时，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出于对人民残酷统治的需要，民间进步的社会科学研究团体及机构在那时倍受摧残，许多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被投进监狱，这就使民间的社会科学研究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虽然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但由于战争环境及各种条件的限制，其研究规模也是很有限的。从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和继承性来看，旧中国文化建设事业落后到如此程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础薄弱到如此程度，就不能不极大地影响到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虽然重视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文化建设事业，但在百废待举的时代，在近乎白手起家的条件下，国家也拿不出更多的物力、财力和人力来进行社会文化建设，因此新中国哲学事业的发展也不是太快。1954年底，中国科学院才设立哲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