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桃师校门前，才发现校门早已关了。我们自然也不敢高声叫门，只得绕到学校旁边翻爬院墙。我先爬上墙去，再把她拉上墙，我又跳下去，再把她抱下来，然后一同悄悄地进了我的反省室。好在这已是夜深，学校里静悄悄的，没有人发现。我们不敢开灯，不敢高声说话，只能无声地拥抱在一起，无声地流泪，把枕头都流湿了好大一片。我很奇怪，这时我竟全身颤抖起来，元南在我耳边小声问：“你是不是冷？”她把我抱得更紧了。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觉得过了很幸福很甜蜜的一夜。
这一夜没有人发现，我们也几乎没有入睡。第二天早晨，她装做学生，混在一群到校门前的沅江里洗衣的女学生中出去了。
我自己后来也觉得好笑：一对正常的夫妻，却无端变成了一对野鸳鸯。从此，我反倒有些爱上我这间反省室了。
我在这间反省室里住了几个月，后来几乎没有人理我，大约他们只等上级的批复了。到这年12月，才宣布了对我的处分决定：送我去劳动教养，把我送到二里岗红砖厂去。
啊，这个可恨而可爱的反省室啊，别了！
录鬼新簿写下这个题目之后，我有点犹豫，也有些伤感了。元代的钟嗣成写过一本《录鬼簿》，记的都是他戏曲界死去的故友。我也曾想记下我的一些先我而逝的难友，题名就是如此。
这些逝者的形象，在我的心中，至今还是十分鲜活的。或者说是十分生动的。三十多年来，遗忘这副人类解除痛苦的清凉剂，早已使许多记忆渐浙冲淡，模糊不清起来，而我曾经滴血的心也逐渐平复，是否要重新割开那些创口，让我的这颗伤痕累累的心重新剧痛，再一次滴血呢？
就算是再经历一次炼狱吧。我还是要忍痛再记下他们，如果他们真有灵魂的话，知道三十多年之后，还有人记起他们写下他们，让他们冤屈的呼号借我的书留给后代，也会欣慰于九泉之下吧。
他们并不是英雄，也不算伟人，名不见经传。他们大多是些极普通的知识分子，或者连知识分子也够不上，只是些猥琐的庸人、俗人，但总都是凡人，活人，他们死的时候多半很年轻，小的只十几岁，二三十岁居多，生命十分短暂。他们的死也极其平凡，用古话说就是“瘦死狱中”吧。因此也根本谈不上什么追悼仪式，更没有举办什么葬礼，甚至有的连尸骨也没有人去掩埋，有的通知了家属，亲人也不去收尸。
因此，本来就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情节可写，我写出来怕也是平平淡淡的吧！而且，我们并不是被囚禁在敌人的狱中，谈不上狱中的斗争或劫狱越狱之类的故事。我们是含冤负屈在自己的狱中改造思想，这有什么值得一写呢，我为什么还要写他们记下他们呢？我发现这是出于一种难以压抑的情感冲动，因为他们和我走过了同一段路，他们就在那一段路途中倒下了，长眠在德山之阿了。而我却通过了那一条荆棘丛生坎坷不平的小径，在这个人间又度过了三十多个寒暑。我不记下他们，恐怕就没有人再记起他们了。
今天，1992年7月14日，离他们死去的时候，又过了32年，我却又记起了《为了忘却的纪念》。我不是为了忘却，而是怕人忘却，怕人忘却那一场劫难，那一个恶梦。忘却会给子孙带来灾难，甚至会使悲剧重演的。
所以我仍然决定记下他们。
在我之前，已经有些人写过他们了，其中有一个人还写了一本《伤逝篇》，全是为死去的“同犯”写的挽诗，可惜这个人也先我而逝，不在人间了。而他那个《伤逝篇》的原稿（现在要说是遗稿了），却还珍藏在我的书桌屉子里。
这个人名叫文思，桃源沙坪人。他原是桃源一中的历史（或语文）教师，比我年长21岁。生于1910年十月初五，却和我“同犯”，一同当了右派，又一同送劳动教养，同到常德改进机械厂“改造”，和我相识时应是四十多岁。从年纪看，他应是我的师长，但他一直把我当知心朋友。我在桃源写作的时候，他曾搜集整理了一首长篇叙事的桃源民歌来找我提意见，于是交谈，于是成了知己。可惜那长篇叙事诗的诗稿后来不知怎么个下落，只记得诗题就是起兴的一句：（六月吹南风），全诗都是三句一节，五、五、七言格式。第一节是这样：
六月吹南风，
风吹荷花边。
荷花老来结莲蓬。
这后面就叙说故事了。桃源民间老人大约是会唱的，他也会吟唱，唱给我听过，可惜我全记不起来了。我还知道他珍藏着一本宋教仁手写的日记，我也见过，可能是原物，很珍贵的。后来又多次与他细谈，知道他学识十分渊博，特别是文史方面，我是自愧弗如的。那时他雄心勃勃，计划编一本文史研究的工具书：
《资治通鉴大事年表》，已搜集了资料，写了十五卷，没有完稿就陷入了冤狱。到了1962年4月，当他知道即将解除劳动教养的时候，他有一天和我谈到深夜，还希望能有写作的机会，把过去准备编写的一些著作完成。
记得那时我和他相约，出狱之后如不允许搞创作，那么我也可以和他合作搞这些学术性的著作。可惜后来不仅文字工作不能搞，而且我们都穷困潦倒，生计艰难，连会面的机会也很少了。
他的古典文学修养很深，古典诗词都写得很好。尤善七言绝句及歌行古风。1961年除夕我妻元南来德山看我，他知道我们的感情很深，为赋长篇七言歌行一首，题曰（德山行）。我珍藏了很久，可惜到文革时期仍然失去了。
他出身富绅家庭，旧社会过了二三十年，属于风流才子一类人物。有才华也有风流韵事。他曾亲口告诉我，少年时在常德一客店与一少妇肖四姐邂逅，便一见钟情，至于同榻，后各自东西，无缘再见，解放后则更无消息，不知下落，不料出狱之后，别离三十年的情人又相见于常德街头，且赠诗一首。诗曰：
肖四姐儿鬓已斑，挑灯话旧两黯然，小桥流水凭栏处，剩有枯槐月一弯！
偶一相逢，情牵三十载，也算一段佳话。
后来他同我一起出狱，他下放回沙坪，住在生产队的一间灰棚里，断断续续写了一本七言诗，题曰《灰棚诗草》，收1962年至1978年间的诗作。1978年我去桃源，约他到县城相见，与同样当过右派分子的李元震、谭介球合影。其时四人均已改正结论，属于错划，并恢复了工作。我在合影下面戏题“出土文物四件”，大家开怀一笑，现文、李俱逝，只剩我和老谭了。
记得1962年夏，他住灰棚的时候，我曾冒着大雨步行六十余里去看望他，还写了一首打油诗赠他；穷途访旧友，巳成丧家犬，无门歌长铗，先生尚高卧，冒雨过水溪。
复作落汤鸡。
有臆说无衣。
笑问夜何其？
80年代，听说他到桃花源管理所工作，并说是他自己要求的，可能是想住在那个世外仙境吧。以后他来常德还和我见过一两次，再后来他照了一张仙髯飘飘的黑白像片寄我，求我题诗一首。我却把这事忘了。今年忽听人说，他已经长眠地下，我欠的这笔债无法偿还了。
他的《伤逝篇》和《灰棚诗草》，都是80年代寄我的。如今我拿出来把玩，想来也无法出版，只好在这里把他的《伤逝篇》抄录一些，一则为他做个纪念，保留几首诗：二则我要写《录鬼新簿》。就要叙说那些不明不白死去的人，还可用他的诗来作证，而他的诗也只有我适合为之作注。
他的第一首诗是写给一个姓蒋的临濤人的。这人的名字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很讲究穿着打扮，衣冠楚楚却又面目可憎，不识时务。到了劳改厂里，还是西装革履，一副博士派头。不料被派出修筑三渡水公路时，大约皮鞋不便，从悬崖上坠将下来跌死了。当时就由“同犯”埋在三渡水的溪畔，只盖了薄薄的一层砂土。不料夜间忽下大雨，溪水暴涨，竟把他的尸体冲走，真的死无葬身之地了，这人大家本来有些厌恶，他遭了这样的不幸，却又有些为他叹息了，也许还是兔死狐悲吧，文思为作挽诗曰：
西装革履洋派头，何幸夜来雷阵瞄，失足悬崖万事体。
好随巨浪人清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