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我的观点很欣赏，但是不赞成我在大会上折腾，说我这是延安“轻骑队”的作风，更不该口出狂言，攻击文艺界的领导。我认为耀邦同志听到的情况反映，跟事实大有出入，便争执起来。耀邦同志见我如此不知好歹，也发了火，这次谈话不欢而散。最后他声严厉色地对我说：“今后你少参加那些活动，一年要读1000万字的书，向我汇报！”
所谓“不请不来，请也不来”是这样的；我和耀邦同志初次见面那天，耀邦同志就和我约定，要我每年找他谈两三次话。我虽然很觉荣幸，但是又怕打扰他的工作，难免攀附之嫌，所以从没有主动要求一次，每次谈话都是他派人找我，1956年冬季的一次座谈会上，谈到对一位老作家的一部作品如何评价，我和文艺界的主要领导同志发生争执。我是十足的以下犯上，这位主要领导同志也是极端的专横独断。对于这位老作家的这部作品的看法，我深受耀邦同志跟我一次谈话的影响，耀邦同志看过这部作品，评价不高。
我在座谈会上发表的意见，其实是“述而不作”。我顶撞文艺界主要领导同志不久，耀邦同志便找我谈话。我“心中有鬼”，就找了个借口，编个瞎话没有去，这便是“请也不来”，此后，文艺界颇有流言，说耀邦同志对我宠纵溺爱，我才无法无天横反；有位老作家更封我为“团少爷”，与“党老爷”相映成趣。当时我才20岁，不懂人情世态，估摸这些流言也会传到耀邦同志的耳朵里，对我的印象可能更不好了，也就更不想找耀邦同志谈话。
1957年春天，我被一些人像放风筝一样捧上了天。有如无酒不成席，许多座谈会没有我参加便不够味儿。轻骑队横冲直撞，终于一头碰在了（讲话）上，惹得龙颜大怒，招来塌天大祸。
耀邦同志和我的话别，早已超过30分钟，工作人员几次开门示意，耀邦同志只得结束这场谈话。
“刘绍棠，你还有什么委屈，什么要求，给你3分钟时间，赶快说吧！”
“我……只希望……不要把我开除出党，能不能……改为留觉察看二年？”说出这几句话，我泣不成声。
“毛主席说了，对于党内右派是挥泪斩马谡，不能含糊。”耀邦同志站起身，板起面孔，“我把主席送给党内右派的几句话转送给你：“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此为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来远。，你知道这几句话的出处吗？”
“屈原（离骚）。”
“会讲吗？”
我没有吭声。
“为什么过去的香花，现在变成了臭蒿子，哪里有别的原因呵，不好好进行思想改造的缘故哟！我的车赶快原路而回吧，趁着误入歧途还不远。”
我点了点头。
他送我到小客室门口，紧紧握了一下我的手，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又说：“好好干，20年后还是一条好汉！”
20年后，耀邦同志主管全党全国的平反工作，我给他写了信，他回信叫我去谈话。一见面他就说：“你哪里是什么右派，就是骄傲！”我提起20年前的往事：他跟我话别时最后那句顶言。耀邦同志仰脸想了想，说：“我这个人爱说话，到处说话，说过就忘了。我跟你谈过什么，早不记得了。不过。这句话肯定是我说的，只是我这个人那时才说这样的话。”
深埋在我心底的隐痛我仍然怀念1959年因遭厄运而被我“活埋”的《金色的运河》。
《金色的运河》长达50万宇，以毛泽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为主旋律，是一部直接为政治服务的作品。但是，由于我1955年10月到12月曾担任团中央湖南工作组组长，摘过两个乡的合作化，又从1956年4月起回家乡担任乡和大社党委副书记，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反面情况了解颇多；因而这部长篇小说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主题之外，也对运动中的过火行为有所描写和否定。这就显得比当时的同类小说大胆和贴近生活。
当时，我正鼓吹小说的主要功能是美育，又声称要使自己的小说更乡土化；因此，这部长篇小说的风土人情描写很多，地方特色比较鲜明。
我写《金色的运河》时，主题思想十分明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宣传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必然到来，已经到来。
现在，当然不能这么写。对于农业合作化如何评估？40多年的经验教训，引起我们种种反思，但是还难下结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农业合作化搞快了。那么，邓于恢的“小脚女人”速度慢不慢呢？农业合作化有没有必要？搞一搞好还是不搞好？今后又当如何？对于我这个亲历其事的过来人，不能不想通了就盲目创作。由此可见，文学和政治是难解难分的。
在我的“一口气写12部长篇小说”的创作计划中，也不打算再写农业合作化。
1955年冬季，我率领工作组进驻湖南丘陵地带的一个村庄。
夜晚在礼堂里召开群众大会，农民打着火把从四面八方而来，黑夜中像几条蜿挺起伏的长龙。我给他们讲话（由一个懂普通话的当地干部翻译），向他们描绘前途美景如画，很快就过上人间天堂的生活。但是，3年后的1958年，彭雄怀到这个地区视察，看到的却是一片破败景象，愤而为民鼓与呼。难道3年前的我是以谎言欺骗这里的农民吗？我在离开北京之前，首长给我们的训示，也是这么说和这么讲的，难道他是在欺骗我之后又指使我去欺骗农民吗？
当然不是。我和派遣我的首长，都曾坚信我们的许诺必能实现。
回忆这段历史，我仍然激动得心跳，又伤心得想哭。我要写，就得写出这两种情感的交织和纠葛。
我担任党委副书记的的乡和大社，领导班子恶人当道。在1960年为平民愤而开展的“反共产风”运动中，党委书记被开除出党，管制3年，乡长判处8年徒刑，副乡长判处15年徒刑，信贷社主任判处12年徒刑，大社主任被开除出党。我和这些人朝夕相处一年多，耳闻目睹他们的种种劣迹，多次向上反映。我的小说《田野落霞》中写了这些人中的一个。那时我和他们曾进行过一点点斗争，失败的是我。后来证明他们都是恶人，遭到了应得的报应，然而我已戴上右字号铁帽子……剪不断，理还乱，是隐痛。
扣在我头上的三个屎盆子
1979年1月24日，共青团中央彻底改正1957年把我错划为右派的政治结论，逐条批驳和否定强加在我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
我至今对这个改正结论非常满意，称赞这个结论写得像悼词一样好。
但是，有三个扣在我头上的尿盆子，错划结论中并无记载，改正结论也就无法予以澄清。然而，这三个尿盆子的臭气流传甚广，对我的伤害极大，不消除影响我很窝心。
一个屎盆子是“为3万元而奋斗”，一个屎盆子是“带着馒头下乡”，一个屎盆子是“每月只交一毛钱党费。
“为3万元而奋斗”的揭发人是从维熙。我听到的原话并非如此。这是为了把我搞臭，记者受命歪曲的。从维熙写有《走向混沌》一文，据实更正，我就不再赘述。
“带着馒头下乡”也是我的一位老友揭发的。当时，我在京东的家乡挂职，这位老友在京西的山村体验生活。我俩返城休假，在我家小酌，谈起农村在高级合作化以后，粮食产量下降，却浮夸丰产，实行高征购，农民口粮不足。这些情况，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版的那本《毛选》五卷中，有更详尽的记载，不是我和那位老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在家乡挂职的职位，算是乡和大社的领导人之一，在乡和大社机关吃饭，有酒有肉，不缺香油白面。然而，看到乡亲们吃不饱，尤其看到本族同宗的老人、小孩饥肠辘辘，心里很不好受。于是，每次回城，都买15斤左右馒头，装在一个大人造革手提包里，拎回来分给大家打一打牙祭。如果是为了自己食用，完全没有必要付这个辛苦。因为我享有乡和大社领导干部的特权，吃喝不比城里差。
我这位老友揭发，跟从维熙一样，本是为了敷衍塞责。谁想，竟然引起茅盾先生的浓厚兴趣。在对我展开的“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大批判中，茅盾先生写了两篇批判文章，做了一次长篇批判发言。书面和口头，每次都痛斥我的“带着馒头下乡”，而且把带馒头的方式从拎提包改为挎篮子。如此艺术加工，颇有乡土风味。
1957年我的年资和级别，不能坐小车，那时的小车也比现在少得多。我往返城乡，要换乘几次市内公共汽车和郊区长途汽车。
馒头装在篮子里，而且挎在胳臂上，多次换车岂不要被挤得七零八落？我当时就想，以茅盾先生阅历见识之深广，生活经验之丰富，怎么能说出和写出如此违背生活常识的话语呢？
茅盾先生逝世，一些人耽心我不忘旧恶，可能拒不参加向茅盾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我没有那么心胸狭窄，多少还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人量事。这两个活动我都参加了，对这位文坛老人尽到了晚辈后学的敬礼。
回忆“每月只交一毛钱党费”的冤案，我更痛心。
揭发此事的人，是一位对我有知遇之恩的老大姐。她是一位老革命，我出生那年她就入了党。我们亲如姐弟，两人无话不谈。
我划右后，她也被内定为右派，为了立功赎罪，把自己从恶运中抢救出来，便不顾情义和事实，千方百计加罪于我，开脱自己。
50年代，按照缴纳党费的规定，中学生中的党员每月交五分钱，大学生中的党员每月交一毛钱。我在中学时期入党，后来又上大学，交过五分也交过一毛。由于50年代稿费高，我已经是个“万元户”所以我每月又交一部分稿费，到1957年累计已达两三千元。
这位老大姐故意只说一面，掩盖另一面。各路报告急需此等“臭闻”，便一不跟本人核对，二不向组织部门查证，纷纷捅了出来。姚文元著文惊呼：“令人不寒而粟。”
这三个屎盆子扣在我的头上，我并不想逆来暇受，几次进行解释，说明真相，都被斥为“纠缠小事，趁机反扑”。于是，这些污蔑以讹传讹，更被坐实。
那位老革命大姐，最后还是被划了右，4年后身患癌症惨死。
1987年，“反右”斗争30年，我写了一篇怀念她的文章，记述我对她的感谢和哀思。这也是她身后唯一的一篇悼念文章，不少熟人读后感动得落泪。
呵！往事不堪回首。
抚今追昔，不堪回首往事话当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