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他不大过问出版社的日常事务，也不常到社办公，由一位早已来社的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也是冯的朋友）代替他执行任务。他和这位胸怀雄才大略的副社长在某些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但也乐得清闲不管。这位副社长下车伊始，就想对出版社大力“整顿，一番。这时，古编室在聂绀弩不很循规蹈矩的领导下，被社里许多权力人士议论纷纷，说是“闲谈乱走”，“一团和气”，“打伙求财”，等等流言蜚语，不胫而走。偏偏聂和这位副社长在职权上（聂也是副总编辑）和某些具体作法上意见极不一致，不免有些矛盾。
不巧，又遇上与胡风私人关系密切被审查的不利条件，于是，古编室便成了被“整顿”的对象。接着“丁陈”案件、“胡风集团”案件接踵而来的是十二级强烈台风的“反右运动”的来到。很自然，由那位副社长领导的“反右运动”，古编室就成了运动的主要目标，从正、副主任起，所有业务骨干如小说、戏曲、散文、诗歌（拈边）几个组的组长和几个年轻的助编、编辑，几乎一网打尽，大多成了“右派”；并有正式的封号，叫做“右派小集团”、“独立王国”。运动的开始阶段，冯还在领导地位上，很快就被卷入“右派”大网罗之中了。
听说他的问题主要在社外，当然，社里有些问题，总不免会牵连到他头上。于是，他也和我们这批“右派”一样，受到“批判”，降级等等待遇。
说到这里，还应补叙一件他也没料到的意外事。那是1957年6月初，社里已开过几次高知座谈会，他是主持人，叫大家大胆提意见，不要有顾虑，说得根激动，有句过头的话，叫大家“有冤的报冤”，当时人们很欣赏这句话。那几次会我都没参加，因为我早想离开这里，已有两个单位分别和出版社谈过，要调我去，所以我不想参加社里的座谈会。可是冯见我几次都没去，他就屈尊亲自到宿舍我家动员我参加明天最后的一次会，无论如何，务必参加并发言，有意见尽量提出来。我碍于情面，答应一定去。社党委书记和我住在同一宿舍，受冯的嘱告，也到我家劝我参加明天的会。这样，我就被两位好心人无意地推到了卤水池的边缘上，只要我的脚一动，就会轻易地掉进探渊。当然，我从不埋怨他们，因为他们也是受蒙蔽不知底细的人。第二天，我果然参加了座谈会，并放了本不应该放的大炮，一下变成了被猎取的对象，成了出版社的“头等”煊赫人物。只怪我不机灵，这次会已换了主持人，不是雪峰，而是那位副社长，这里面大有文章，冯可能已被通知不再当主持人了。
这件事，不管怎么说，“阳谋”也好，阴谋也好，反正有几十万、百万（难以统计）人，一夜之间，都被“错划”成“右派”了。加上他们的亲属、朋友以及毫不相干的人被株连，受连累，人数就更难估计了。这么多的人，忽然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准阶级敌人”，到底是为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主谋者难道不应该冷静一下头脑，深刻地反省一下吗？事情就这么突然，也异乎寻常地简单，昨日的座上宾，忽然成了今日的阶下囚。这件事的深远后果，不仅相当长的时间刻印在国内人的头脑里，也同时给好心的或别有用心的外国人用作评论或攻击我们的口实。有人安慰并表示遗憾，说：如果不去参加那次会，不就免掉了那场大祸？我不认为是那样，虽然也包含着某些偶然性的可能。然而，“命里注定”，“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的难逃”。你既然被列入“知识分子”、尤其“高知”之列，你就必然成为被猎取的目标，“漏网之鱼”是很偶然的。
我在冯雪峰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写的四言体的挽诗，最后两句：“哀彼冥鸿，毕张弋送！”弓箭网罗都摆好了，你还跑得了吗？
之后，雪峰的几顶桂冠都被摘下，降级，仅以普通编辑的身份在社里工作。我，更不在话下，降五级之后，“蒙恩”仍留在岗位上工作，但不定期的劳动时，成了麻将牌里的“听用”、劳动“常委”。
记得约在五八年夏秋的时候，我正在昌平县居庸关下文化部劳动站劳动，每天走过大河沟上山挖鱼鳞坑、树坑。一天，文学出版社的劳动队伍几十人也来了，帮着挑水上山浇灌新栽种的树苗。忽然看见雪峰同志也在挑水队伍当中，从水沟里挑着一担水，往几十米、百多米的高坡上挑，往树坑里灌水。那时，他已五十多快六十岁了，曾经动过手术，割掉半个胃，身体不太好。我看见了，真为他难过。收工、吃饭后，我去看他，问他身体怎样？挑水上山，太累了，受得了么？他笑了笑：这不算什么，从小生长在农村锻炼出来了。并问我在这里劳动，身体怎样？从谈话中看不出他有什么难受和委屈的表情。表现了一位经过几十年革命洗礼，锻炼的老革命家的风度，使我十分钦佩和尊敬。
接着是大跃进、大炼钢铁、三年饿饭时期，政治气氛不得不放松一点，让人们喘口气、缓过来。出版社也作了一些调整。雪峰和我都分别由编辑部调到成立不久的编译所工作。开始没有正式房间办公，只好把我们新调过去的人放在一间东西晒的杂屋里，几张办公桌一摆，几乎连走路的地方都没有。雪峰的桌子正好在西边窗户下，太阳晒得人直冒汗，但还是一本正经坐在那儿看稿子，不说一句闲话，更没有一点怨气，体现了他的涵养和胸襟开朗。不久，就搬到东楼上编译所较宽阔的办公室了。我们分别在几间屋里办公，每天上下午工间操时，都可在一间很大的会议厅兼游艺室里见面。这里，有搞俄、英、法、德、日等语翻译的，有搞古典文学的，有搞新文学史资料的，雪峰还是搞他的鲁迅著作编注工作。人才济济，大家在一起谈笑风生。我欢喜打乒乓球，在这里还数得上名次。我们打球，其余的人坐在沙发上观看、议论或谈别的什么。
这一段时间，过得还比较轻松愉快。看上去，雪峰总是面带微笑，和大家交谈，看不出有什么沮丧的神气。当然，大家对他仍然十分募切和尊敬，把他当作一位善良淳朴的长者。他当权和下台的时候，对人的态度都前后一致，没有两样：在台上，没有颐指气使的那副高人一等的气派；到台下，也没有怨气冲天或自卑的可怜相。他还是依然故我，不亢不卑，谦和谨慎。有人说他颇有点像《三国演义》里的关云长，傲上而谦下。听说他开始当社长时，一次在文化部开会，讨论一个什么问题，他反对某位副部长（实际上的部长身份）的意见，辩论激烈，后来拂袖而去，根本不把那位顶头上司放在眼里。他和那位上司，在“左联”时期就因为众所周知的两个口号问题意见不合，闹过别扭。解放后，冤家路窄，又碰到一起，并作了领导和部下，两人心里多少总有些芥蒂、隔阂。平心而论，以雪峰的革命经历，对新文学事业的贡献，和在文艺界的声望，让他当一个区区的出版社社长，似乎确实有点屈才，虽然他自己不计较职位高下，但旁人总多少有这种看法。
在编译所共事几年里，从来没看到他对人疾颜厉色，总是和和气气的。三年困难时期．供应紧张，连纸烟也是按级别等级发票购买的。我被降了五级，没有资格买高级香烟，一个月最多也只买几盒“恒大”、“光荣”烟，其余更差的烟，我也不要。烟瘾虽不大，但几盒还是不够抽的。雪峰知道这种情况，常常问我烟够不够抽？我说：烟瘾不大，足够抽的，还想率性戒掉哩。他虽然也降了级，但还够买高级香烟的资格，每逢发了烟票，买到熊猫、中华等高档烟时，遇见我总要递一支给我，当我吸燃后，他又抽出一支给我，说：留着明天再抽。我不好意思再接，又无法谢绝他的好意，我说：您也不够呀！他说：我够，还有朋友送。没关系，抽吧！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他对同事、朋友的关心与爱护之情。
“文革”中，文化部大部分人马都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围湖造田。雪峰同志那时已六十多岁了，“右派”帽子已摘掉，但仍和大家一起早出晚归，深一脚浅一脚在泥淖地里整地、插秧、割麦，他总是一丝不苟认真干，比年轻人还卖力。记得一次在冬天刨冰块地，他抢着丁字稿往半尺厚的冰地上挖，满头大汗，大家劝他休息，他不肯，说：不累。从这些小地方看，他办事认真负责、一点也不肯马虎的实干苦干精神，是处处都表现出来的。
大约在他去世前一年的冬天，我们早都从干校回来了。一天，我去看望他。他住在北新桥原先幼儿园的一间不很大的房间里，屋里阴暗潮湿，温度极低，好像没生火，屋里只有他和卧病的夫人，没有别人照顾他们。我们只简单地谈了谈彼此的生活和身体情况。他面带忧容，精神不佳，可能是因为他夫人的病情比较严重。
我见状，不便多打扰，就告辞走了，这算是我们最后的一面。
他离开我们快二十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然经常出现在一些人们的头脑里，朋友们谈起他来，总是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来悼念他，为他高唱赞美歌，也为他不平凡的、坎坷的一生而惋惜。
敬爱的雪峰同志，安息吧！
1994年9月18日于团结湖北里，时年八十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