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批判”我的诗作的大型座谈会上，组织了整个小城里的语文教师、文化人参加，由一个组织部派来的人主持会议，他手里拿着一张发言稿，提出要批判我的“文艺思潮”，他说：“你这个右派分子，长期以来恶毒反党，你的言行是有思想根源的，今天我们来清算你，你应该坦交代你自己的文艺思潮！”我听了他这么说话，觉得奇突，有些文不对题，他要我交代什么“文艺思潮”，真把我搞糊涂了。我看到坐在第一排的几个教师手边都有一叠书本，我不知道他们带这么多书来干什么。主持人板起脸孔，严肃地说：“你这个右派分子，要老实交代，不能缩小也不要扩大！你的文艺思潮是谁主使的？”我听了这段开场白，几乎喷饭。我的眼睛向周围扫视了一下，会场内大约有一百多人。大部分是语文教师，有些人是我熟悉的，现在我成为众矢之的，本来相当知交的友人，如今彼此相见也同陌路人了。我的心情澹然，好像已经蛰居深山寺院削发为僧了。我正在独自感慨之时，会议主持人又催我说话，他说：
“你们右派分子利用党整风机会，猖狂向党进攻，一个一个右派跳出来了。你们这批牛鬼蛇神出洞了，现在你想装死吗？你想一言不发吗？老实交代谁主使你的文艺思潮？谁主使你写出诗来向党进攻的「我环顾了一下周围：有些人在翻书看，有些人像菩萨一样端坐不动。有些人以惶惑惊骇的眼神瞧着我。我不知道说什么，但是又不得不“遵命”地说些什么，我说：
“我不懂有人主使一种思潮。我认为人世之间不可能某一个人真正完全主使人的思想，即使是奴才、奴隶，他们的主子也不可能真正完全主使他们的思想，人们接受一种思想或者一种思想影响，那是可能的。我走上文学道路，根本没有人主使我。我喜欢读陀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他没有来主使我，他早已死了，但是他的作品永远存在于世，也流传到中国。是不是影响了我？那也不能说肯定的话。是不是一点影响也没有？也不可以一下子武断。我也读L·托尔斯泰的作品……”。
我看有些人在忙着翻阅桌子上堆着的书。翻翻这一本又翻翻那一本，并且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我也读高尔基的散文，普希金的诗，也读福楼拜和巴尔扎克的小说，我很喜欢雷马克的笔调，我还喜欢读莎士比亚的剧本，契诃夫的三个剧本和莫里哀的剧本，我都爱读……”。
主持人说：“住口！谁要你背这些名字出来？他们都是出卖无产阶级的家伙，你们臭气相投！现在开始对右派分子的批判，大家要拿出打落水狗的精神来！”
于是有一个中年教师手里拿了一张油印纸，说道，“这些诗，我都仔细看了，右派分子利用诗来向党人民进攻。有一首写着“我戴了白色口罩／在寒风中踽踽而行，……这是暗示我们的社会是白色恐怖的，多么阴险恶毒！”
我立即辩说：“不要硬扯，白色口罩就是白色恐怖吗？我写白色口罩，完全是真实的描写，毫无他意，不可牵强附会。也搞不到白色恐怖那方面去，难道口罩有黑色、红色的么？”
主持人伸出手臂指着我说：“你！你！你狡猾！你想逃过关吗？”
接着，另一个人翻着油印了的我写的诗稿，说：“这首诗写他自己去探望友人时的阴暗的心情：“我／走过他家门口／望见窗子射出温柔的灯光／我伸手去敲门／但是缩回了手／我不想但是又多么想去跟他聊聊……”你们瞧这首诗，恶毒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完全在一片恐怖之中，看望一个友人在心理上蒙受压抑！这是右派分子的心理！这是右派分子在向党进攻！”
我听着这些对我的诗的所谓“批判”，发觉一些功利主义者的头脑膨胀得非常厉害，我再也听不见那些不着边际的言论，只顾独自思考了，我感觉到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掉入一个可怕的深谷，谁能预料到未来会怎么样？
我为胡风冤案蹲牢狱一年之后又戴上了“右派”帽子。我的生活就在一次又一次“批斗”的灾难之中延伸。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文化界“批斗”我的大会。当我来到大会堂前时，只见大会堂门前贴着两幅漫画海报，说我是胡风的“孝子贤孙”，另一幅绘着我和胡风、梅志、蒋介石“坐”在一张方桌边，说我们在密室“策划”向党进攻。大会堂四周贴满了大字报。并且要我都看，我来不及仔细看，有些大字报像旗帜一样高挂在大会堂中间的绳子上，我的视力又极差，根本看不清那些纸上的毛笔字，但是命令下来，非看不可，还说必须看得仔细，要记录在笔记本上。人民大会堂会场里挤满了人。有些是我熟识的，有些是我亲近的，谁也不跟我说话，我自己又不愿意低三下四去逢迎。即使逢迎也无人胆大包天敢同我说话。我又不愿说什么违心的话，于是，只好沉默！
批斗的第三天下午要我检查。我登上台，手里拿着“检讨书”，我认为自己并没有反党的动机，也没有反党思想。我说：我忠心耿耿听党说，党要大家帮助党整风，要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就尽量说了话，党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那么，我确实弄不清楚党说这些是否算数的？”
这时，台下有些轰轰然，接着有人站起来喊“打倒右派分子”的口号，于是全场呼起口号声，我的生命在孤寂的山谷之中，四周回荡着振耳的轰鸣。这次谁也没有上台来“驳斥”我。有两个人拿了一张很大很大的白纸，在讲桌前摊开，白纸上写着很大很大的毛笔字：“攻克顽固堡垒”。
就这样，我被“攻克”了；就这样，整整三天兴师动众的批斗大会结束了。自此以后，这个小城的报纸上几乎每天都刊出“批判”我的文章，有一篇文章甚至半版冠以“臭不可闻的……”大字标题。
我每次读后总是不禁失笑，一味嘀咕：奇哉！奇哉！奇也！奇也！
1957年严寒的冬天来临时，组织上安排我这个“右派分子”去梅山盐场筑海塘。“右派”帽子既然戴上了，只得好好劳动改造，争取早日摘去帽子——这是我当时唯一的信念。我在梅山盐场总是拼命劳动，每天从工地拖着疲倦的身子收工，来不及洗去满身海馀泥浆，就拿起扫帚打扫工房、宿舍和院子。我的小队、中队里的人除掉像我这一类“右派分子”之外，谁都嘻嘻哈哈，喝酒唱歌讲笑话；而我们这类人既笑不出也哭不成。板着脸到食堂去，也只能买些最劣的菜，如果买了一块肉或一块排骨，晚上开会时就要挨批，说什么“右派分子也吃上肉”啦、“享受干部待遇”啦、“甭想改造好”啦。
每天晚饭后，我们二大队一中队全体集合，中队长训话，总不外乎讲点白天劳动情况、表扬与批评之类。从来不会表扬我，挨批评却是家常便饭。有段时间我们每天到山上去背树，这树与大石块一起是筑海塘垫底的，树的叶子桠枝全部保留，故而从山上背到山脚下是很重的，肩上压得肿痛但也不能吭出声来，有时整棵树背到半山腰，脸上已分不清淌着的是泪水还是汗水。一个上午每天要扛三棵树下山。也就是每个人一天要上山下山背树6次，身上穿的破棉衣，而贴身的衬衣却给汗水浸透……到了晚上大队集合，大队长训话时要批评，说我背的树都是“龙头烤”，“右派分子”狡猾偷懒，专拣小树背，是抗拒改造的表现。偶尔听到前几天在一起劳动的京剧团团长自杀了，送医院急救，救活了。我仿佛又见到了他和我对视时的微微一笑，仿佛又见到了他咬紧牙关挑着一担石块，扁担压在肩胛上，两只装石块的竹畚箕晃来晃去，走路的步子歪歪斜斜的神态。
到了围封海塘缺口的那天，真是紧张极了。我所在中队负责溜送泥块，我们排成长队，每个人手里拿着长长的竹杆，在溜泥板上拨送着接连不断飞驰而至的泥块，不能停留一刻，一停留，泥块便立即飞来堆在我的脚旁，那可耽误了大事，像我这类“右派”身份的人，简直是犯了滔天大罪！身上手上脸上全是泥浆，双脚站在泥浆上要下沉，所以站在一块竹编的垫板上，时间站久了，垫板在身子的压力下渐渐地下沉，一直到我的脚都陷入泥浆中。为了争取退潮时间把叫做“塘门”的海塘缺口堵住，吃午饭时我们双手中的竹杆仍是不停地传送泥块。为此，食堂来了许多中青年妇女，把肉包子塞到每个人的嘴里，喝水也是由她们喂的。长龙般的整条流线操作完全机械化了。我只知道双手拿了竹杆往后拨送前面滑过来的一块块泥巴，人似乎成了高速运转的机器中的一个齿轮。
有一个下午，我正在小担山挖泥、帮助泥水工盖屋时，中队长带了一个人来找我，该人板着脸孔，严厉地叫着我的名字，说；“过来1今天给你定性做结论了，你在纸上签个字，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摘去帽子！”说完他从皮包里拿出4张打了铅字的纸，静到最后一张，指着空白处要我签个名字。我说我没有笔，此人便从左上边的口袋里拔出一支钢笔递给我。我抓住钢笔，要翻阅纸上写着些什么，这4张纸一条一条列着我的言论罪行，有几条是用纸粘住了的，显然是不给我看的，我要撕开纸条看，此人竟然按住我的手，不准我撕开粘住的纸条，他有点恼火地说：“不准撕！”
我说：“你不准我撕开来看，我怎么可以签字？，他说：“就是要你签字盖手印！”他抓住我的手，我手里还捏着他的钢笔。我说：“我不看清楚就不签字”。他硬是要我签字，我也火了，我把他的钢笔往海涂里扔去，说：“你不准我看，我就不签字！”
他说：“你这样抗拒到底，好！好！你不签字也可办你这个反革命右派分子！”他愤愤地收起纸条，夹着皮包走掉了。
我脑子里混乱不堪，像是犯了弥天大罪而惶惑起来，我又对自己宽慰地说：“大不了多吃点苦头！大不了是死！”那个走掉了的人，姓什么，来自什么单位，我都不清楚。后来听说他姓王，是文教部门的干部。过了三天，他又来了，我正在海涂里劳动，中队长派人来叫我不要劳动了，回去收拾我的衣物行李，那个姓王的矮个子也来了，还带来了三个全副武装的人，用绳子把我捆了起来……。
我离开了梅山盐场，回到宁波，立即被押入大狱。从此，冬寒暑蒸，屈辱悲惨折磨了我二十多年！我活下来了，终于活到了老已至，真是奇迹！我的一个亲人，见到我写这些往事而为我忧心，她怕历史重复，怕我再遭殃，我对她说，我写的是真实，为的是冀求历史不再重复，为的是鉴之戒之。
我庆幸这么多年的灾难没有扭曲我的灵魂。
199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