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大概冯大海自己也心中有数。当我们的这个定案结论拿给他本人看的时候，他却喜出望外，不但没有异议，反而欣然签字表示同意。听说后来他的爱人抱着孩子来接他回家的时候，一家三口都高兴得跳起来，好像是得到“特赦”。一年以后在反右派斗争中，对第六类右派分子的处分也往往比对他要重得多，虽说是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不过，冯大海的最后命运是十分悲惨的。他调离中国作协以后，在张家口地区的河北梆子剧团担任文化教员，有时候也让他编导一些小戏。他出差到北京，还常常来我家里聊天、吃饭，和探望老同事、老上级一样，好像在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存在过“法官”和“犯人”的关系，对1956年的往事半句也不提起。但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又受到猛烈的冲击，说他本来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只不过由于我这个“漏网右派”的包庇和开脱，才得以逍遥法外，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他在饱经折磨以后，终于用上吊来结束自己的生命。那时他的妻子早已跟他离婚了。
50年代以后，凡是在某一次政治运动中出过问题的人，在下一次政治运动中很难幸免，而且第二次打击往往比第一次打击还要猛烈得多、厉害得多。冯大海在第一次打击时只受了一点轻伤（这本来也是无辜的），他死在第二次。孟超的《李慧娘》、吴晗的《海瑞罢官》、田投的《谢瑶环》、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所受到的第一次打击，也不可谓不重了，但，他们全都死在第二次。作为政治风暴的规律，总是一次比一次更厉害些的。而且越往下刮，风力就越猛。上边刮起七八级的风，到省里就达到十级以上，到了地、县，就变成十二级的强台风了，卷进去的人也越来越多；人物的身分越小，受害的程度就越大。所以胡风虽然挨了整，判处了10年有期徒刑，坐牢的时间远超过10年，但毕竟还没有死去，一直活到今天，当上了全国文联委员，而冯大海最后却非送命不可。
与斗争“胡风反革命集团”同时进行的是在中国作家协会内部进行的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政治运动，当时这一运动并没有公开报道过，知道的人也不多。批判会的方式很特别，范围不大，参加的人只限于作协以内行政十三级以上的中、高级党员干部，有时也吸收一些作协以外的文艺界党员领导干部参加，一般只有二三十人，最高潮的时候也不过50人左右，因此几乎每个人都得挨个发言，进行揭发批判，至少也得表个态。一言不发的人也是有的，一个是陈翔鹤同志，还有一个就是我。当时我刚进文艺界工作不久．对丁、陈和主持运动的人之间的争执，实在闹不清谁是谁非，对那些没完没了的“检举”和“揭发”材料，也判断不出是真是假。我一边开会，一边却神游物外，只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强烈的愿望：让这一切都赶快结束了吧，我打从心底厌倦极了。烦死了。这样的批判会在宝珠子胡同全国妇联礼堂一共开了十三次之多，每周开一两次，会议的时间又拖得特别长，一般从下午三时开始，一直开到晚上八时才结束。那时候，机关的食堂早巳休息了，饭店也已经打烊了，幸亏在南小街一带，还有些卖夜宵的小食摊，只供应馄饨和烧饼两种食品，勉强可以塞饱肚子。参加会议的那些人，少数还是积极的，例如有一位同志，他事先准备好发言稿，激昂慷慨，一口气讲了一个多钟头，像煞有介事。当然，他所揭发出来的大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所谓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我始终都弄不清楚这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错误，提倡每一个作家都写出一本有影响的好书，这不是一件大好事吗？另外大多数人看来都是敷衍塞责的，例如另一位同志，开会时总是在笔记本上画小人，给在场的每个人都画上一张素描速写，他画画的技法本来就不大高明，加以心不在焉，画出来的素描总是“神似”而形不像，他自己也不满意，一画完就撕下来，揉作一团塞进烟灰缸里烧掉了。
记得有一次会议休息时间，我在院子里问陈翔鹤同志：“你为什么不发言呢？”他朝我苦笑了一下：“哦，我不了解情况嘛。那么，你为什么也不发言呢？”我学着他的腔调说：“我嘛，同样是不了解情况。”我们心照不宣，但彼此都知道对方对这样的政治运动、这样的批判会有些什么样的看法了。
陈翔鹤同志是个具有古典色彩的人。他是个老共产党员，却对当时那种政治运动、政治斗争感到十分厌倦。在某一次谈心中，他凄然有感地对我说：“你不是很喜欢嵇康么？嵇康说得好：‘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这不正是许多人的悲剧么？
你本来并不想卷入政治漩涡，不想介入人与人之间的那些无原则纠纷里面，也不想干预什么国家大事，只想一辈子与人无患，与世无争，找一门学问或者文艺下一点功夫，但这是不可能的，结果还是‘谤议沸腾’、‘频致怨憎’！”
我不知道，陈翔鹤同志所说的许多人的悲剧，是否也包括他自己在内。但我心里明白，他对我说这么一番话是有所为而发的，也许在他的心目中，我就是这么一个”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的悲剧人物吧。不幸得很，陈翔鹤同志这一席话竞成为谶语，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我。当然，这是到若干年以后才应验了的。他仅仅因为写了一篇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被诬陷为影射庐山会议，替彭德怀翻案，在1969年4月下旬被殴打致死。他所遭受到的灾难就远远不止是“谤议沸腾”和“频致怨憎”了，和嵇康一样，他也是因文章而招致了杀身之祸的，虽然他是一个“性不伤物”的谦谦君子。我自问也是一个“性不伤物”的“人道主义者”，但是这些年来所遭受到的“谤议”和“怨憎”也往往超出我的意料之外。在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十三次会议中，我没有说过一句话。后来在某一次党组扩大会议中，我随口说，有许多同志修改了或者推翻了原来的发言，是由于“利害之心重于是非之心”。这句话就被认为“助长了丁陈集团的反党气焰”，列为我的严重右倾错误之一，这简直是匪夷所思的“诛心之论”了。当然，到了1979年，又给我改正了，认为我这样说并没有错。
会议尽管开得没精打采，参加会议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速记员和打字员）可忙得不可开交，每次会议过后，都得整理出厚厚的一本发言记录，记得很认真，很详细，连每一句插话都记了进去，当时还没有录音机可以使用，要记得那样详细是很不容易的。十三次会议，一共产生了十三本厚厚的发言记录，大概总有洋洋数十万言吧，全部打字油印出来。参加会议的人，每个人都发了一本，上面印着：“内部材料，严格保密，会后收回。”我总是怀疑这一堆“废话录”怎会有这么大的机密性。我不知道会后还有没有人会耐心地从头到尾看它们一遍，至于我自己，我一收到就把它们锁进抽屉里，从来也没有翻阅过，直到上缴时为止。
1956年秋季，中央宣传部部务会议作出决定，要复查、甄别”丁陈反党集团”一案，澄清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指定由中宣部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主持其事，还成立了一个复查办公室，由黑龙江省前副省长杨雨民同志担任主任，下面配备了十多二十个专职工作人员。他们找每一个发过言的同志反复核对，请发言者把打印出来的发言记录重新修改。我在批判会中一直没有发过言，这一切自然都与我无关。当时我跟韦君宜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看到杨雨民来动员韦君宜修改发言记录，要她破除顾虑，实事求是，把一切有“反党”涵义的词句全部删掉，真是说得唇焦舌敝。当然，有的人改得多一些，有的人改得少一些，有的人全部推翻。
其实，看来这一切都是毫无现实意义的。所谓“丁陈反党集团”一案，就算那些揭发、检举材料全部属实，假如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的话，也构成不了多大的罪名；全部推翻了，丁、陈和其他十多二十个受牵连的人最后也还是免不了全都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就连主办此案的李之琏、张海、崔毅、黎辛等人，也都或者被划为“右派分子”，或者受到党纪处分（张海留党察看两年，降五级，下放到中山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其余的人或者被划为“右派分子，或者开除党籍）。据我所知，其实李、张、崔、黎等人跟丁、陈素无密切关系，也从不来往，“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馀欢”，有些人甚至根本未见过丁、陈的面，只不过由于职务关系，奉命行事而巳。作为自始至终参与过文艺界这么一场“大辩论”的人，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恐怕只能说，一切都服从于政治斗争的需要。
看来从1955年初夏开始的反胡风、批丁陈、肃反、审干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只不过是序幕，是前哨战，真正的“大战”还在后头呢，那就是1957年的“大鸣大放”和“反右派斗争”。
我记得十分清楚，1957年5月18日的晚上，我在邵荃麟家里聊天，顺便向他请示一下有关《文艺学习》的编辑方针，因为韦君宜当时下乡去了，（文艺学习）的编务是由我主持的。我跟邵荃麟很熟，几乎无话不谈，虽然在职务上他是我的顶头上司，但我对他完全没有下级对上级那种拘谨，他对我也完全没有上级那种严肃。
那天晚上，他兴高采烈、眉飞色舞地对我畅谈他在浙江视察时的种种见闻（他当时是人大代表）。他在杭州召开过几次文艺界人士座谈会，鼓励大家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收效甚大，人心大快。（到了十年动乱期间，他这些行动都被说成是“煽风点火”了。）对于《文艺学习》的编辑方针，他强调要“放”，大胆地“放”。他认为，《文艺学习》组织对《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讨论，好得很，甚至引起了毛主席本人的注意。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谈到了这篇作品，还替这篇作品辩护了几句，说北京甚至中央都有官僚主义，王蒙反对官僚主义并没有错。当然，小说是有些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但没有政治性的错误。毛主席直接出面替一篇文艺作品说话，这是从来也没有过的事。我们正在谈得起劲的时候，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邵荃麟连忙走过去接电话。不到两分钟，他登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沉，只是连声答应：“嗯！嗯！”最后只说了一句：”明白了。好！我马上就来。”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9点20分了，肯定是发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要召开紧急会议。他放下了电话，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周扬来的电话，晤，转了！”至于究竟怎样转法，他没有说，我自然也不便问。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又叮嘱我一句：“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暂时也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这样会引起怀疑的。”我知道他马上要出去，就连忙告辞了。第二天早上回到编辑部一向，才知道这一期的（文艺学习）早已经签字付印了，正在装订中，错已铸成，无法挽回。要是我早两三天就知道了“转”的消息，像（刺在哪里）那样的文章是绝对不会发表出来的。不过，我总算还来得及从《大公报》（当时还在北京出版）和《光明日服》抽出了几篇措词尖锐的杂文，稍稍减轻了我的一点“罪行”。编辑们看到我抽文章，心知有异，纷纷打听是怎么一回事，我装作若无其事、轻描淡写地答道：“没什么！有些话我还要斟酌一下，改好了马上给你们送回去就是。”
唉！倘若我早十天半月就知道了这个“转”的消息，该有多好呵！我可以挽救许多人。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在十天半月之前，也许谁也不会知道，风云突变，马上就要发动一场雷霆万钧的反右派斗争。
那一年我将近40岁，这在心灵上和理智上已经是成熟的年纪。我知道发生了新的情况，暴风雨快要来了。但关于这场灾难发生的原因及其后果，我是一无所知的。当然，有些人比我还要胡涂，比如杜麦青，他还是主张要继续“放”。这也难怪他，他并没有得到“转”的信息。
事后聪明，人皆有之。最可贵的却是事前的聪明。但，政治上的先见之明，往往不完全是得力于敏锐的观察力和周密的分析力，而是得力于准确的、及时的情报。比方那一个“转”字，那怕我是个“小诸葛”，在5月18日晚上之前，也是无法想得出来的，只不过由于偶然听到的一个电话，才“顿悟”起来。当然，对这种转变的出现我早就有过一些预感，不过，没有“提示”，我就不可能作出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