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1949年我从香港满腔热情投奔党和新中国的怀抱是怀了多大感情呀！甚至把一向认为选择自己事业的最大自由都义无反顾的交给了中国共产党。怎么会想到号召提意见原来是一个骗局。把“阴谋”说是“阳谋”，从而发展到“大跃进”后，三年困难时期，庐舍成墟，弄虚作假，割甲田插乙田，虚报产量，大事谎骗，自欺欺人。“反右”十年后的“文革”，把在校不在校的一代青年全部教唆成为流氓、打手，大肆“打、砸、抢”，把祖国大地弄成一片打人、杀人场；使城市一片血海，农田遍野荒芜。有史以来，以弥天大谎惑世感人，治世治人，任意屠戮同胞、同志，将昔日战友甚至一一杀戳，真乃“史无前例”。“文革”开始，我曾有一年行动自由的生活，就在一天走在家门不远的王府井大街上时见街心锣鼓齐鸣、口号声震天震地，原来是一辆人拉的大车上反手捆绑了四个赤膊老人，白布横标上大书反革命分子“彭罗陆杨”；乃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个“钦犯”。当年不都是赤胆忠心忠于伟大领袖的吗！
现在就都落到这种地步，蓬头垢面，非复人形。片中说明，这位国家主席被折磨得惨不能睹，没吃没喝，长期不能洗脸漱口，头发里长满了跳蚤虱子……我平生没有见过刘少奇一面，但是我禁不住痛哭起来，“刘主席”被折磨成这付惨象真是难以想象。
这使我多年已经忘记“文革”当年的一些经历重又出现：我在我的“工作单位”被“管制”的当时，开始只能留在家里，不准自由行动，而所谓造反派则可任意闻来为所欲为，譬如从上海来了一伙青年到北京来串连，自称是我弟弟吴祖昌任校长的“上海市北中学”的学生，故意找到我家来“造反”，这就说明祖昌目前显然也是失去自由，被他的学生造了他的反，而且到北京来造他哥哥——这个“大右派”的反，到了我家便又骂又砸，十分粗野，就要动手打人了……出乎意料的是，居然是占我家南房的工人老刘挺身而出，制止了这群野蛮的上海青年造派，从而保护了我，使我至今感激这个工人阶级的见义勇为好人。可惜我现在也全然忘记了他的名字，他比那萃华楼党委书记老姜更好得多了。还使我至今不忘的是住在我的邻近不远一所大红门大四合院的人家，是当时一位国家部长的公馆，部长本人待人和善可亲，在街上偶尔接触都热情招呼，而“文革”开始时他的儿子，一个中学学生，参加了当时的一群学生组织的造反派的“东城纠察队”，却多次闯入我家来抄家，就像到了他自己家里一样，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在我家大门上用白粉笔写着“大右派反革命吴祖光”字样，上面还划着大又子，他曾多次来抄东西，又摔又打，对许多精巧好玩的东西要把玩半日然后摔掉，我曾注意到他和许多人同时对一把美国货的尺把长的）9把玩甚久，又给扔掉了，但是到了傍晚他一个人又来闯进北屋迳直取走这把刀高兴地拿回去了。看来这位贵公子是何等喜欢这个“文革”世界啊！1960年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之后，过了半年，被“组织”分配到中国戏曲研究院从事戏曲剧本写作。这个工作我从内心是喜欢的，亦能胜任的，而且写了不少剧本。还带着一个当时最年青精锐的国家京剧团到上海演出，十分成功，轰动一时，戏研院的许多年青的专业研究人员也都对我十分友好并且尊重我，但几年后“文革”开始，立即起了变化。到了打、砸、抢的混乱时刻，我就从“老师”一降成为人人可欺的罪犯。先是被关闭在一向小屋里失去了自由，而有一次忽然通知我，要我回家一趟，我一人居然回了家。
到家一看，原来全家一片混乱，我的书，我家大客厅的桌椅摆设全部像遭了抢劫，是叫我回家去收拾残局的，我的八旬老母，我的妻子坐在残破的屋里发呆，我只能爬在地上，满身是汗地件件捡起这些破烂东西，客厅里连地板砖都掘碎了一角，妻子告诉我造反派说地下埋有军火，所以挖开的，屋顶也挖开了一角……从这天起我可以回家住了，两个儿子都已离家，只有老母、妻子和小女儿在家，两个外来的“房客”那时还没有来。这一阵北京真是个恐怖世界，随时都会有妖魔鬼怪闯进家来。戏曲研究院的一个青年工作者（原来对我执弟子礼甚恭的陈湘），有一次居然一个人骑了辆平板三轮车来到我家，进屋之后把我的书大量搬到车上装了一车，然后用绳子捆好，骑回去了。
另外一个叫李xx的，有一次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是他“造反”之后，成为“领导同志”），声色俱厉地责骂我，说得到新凤霞的单位“中国评剧院”的通知，是我偷写给凤霞的纸条，被“革命同志”发现了，并把纸条给我看，原来我写的是：“我一切都好，你安心改造，听党的话。”（大意如此）那时我已很久没有得到妻子的消息了，大约有几个月我俩不曾见面，我有一次遇见中国评剧院的一位青年演员，我托他带去这张便条。李大声责骂我违犯纪律，越说越气，竟伸手打了我一个耳光！应当说，由于我一向待人好，没有得罪过什么人，所以从来没有结过什么仇，李振玉平时也很和善，与我也一向友好，这次可能是当了“领导”，所以摆一摆“威风”，然而我感觉到他没有力气，这个耳光打得没有一点劲道，但却是整个“文革十年”挨的唯一一次的一个耳光。在一群年青恶棍“造反派”手里受这样的凌辱虐待，我真不知道绑在车上游街示众的四位“高干”心里是什么滋味，他们还能欢呼“毛主席万岁”吗？现在唯独杨老依然健在，他对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未来是怎么看？怎么评价？
不能说后来毫无觉悟和改进，不是现在就消失了“万岁”的称呼了吗？但是我想，假如发一个声明公开宣布不该有这个反动封建意识，向人民群众作一次公开的承认错误岂不更好。
以我个人的经历而言，除去以上提到的悲惨非人的受难之外，我在1954年花去我个人全部储蓄买下来的十八间四合院，地段是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协和医院旁边，“文革”一开始便被造反派任意闯进抄家，接着就占据住房，第一个人竟是东城萃华楼饭庄党委姜某，可惜他的名字我忘记了，带着家眷，占用我的房子、家具，用着百炽大灯泡，为所欲为。相反，作为房主人的我的一家却只能吞声受气，后来我听了京剧演员老朋友叶盛兰的话，把我一家还住着的十向南北房换到和平里的两套四间楼房，却在不久之后，又被当地街道一个女干部来说：“你们家人口不多”；不该占有四间居室，而抢去中单元的一大间。时间已过去近30年，应该至今还占着吧……难道这样的巧取豪夺能认为中国是个有法制的国家吗？而且据我知道，这位占住我的四合院的萃华楼的党委书记由于今年四合院面临政府拆迁，要求换十大房子，赖着不走，终于赖得了他理想的住宅。这位党委书记拿抢到的我的房子换取高级享受，真是无耻！是骗子，无赖！
写到这里，接到一封南京老朋友戏曲、诗词大家宋词的来信，信末附了一笔曰：“友人董健教授所著<；田汉传）如实写了反右时，田汉为保全自己而诬您为右派事，忠于历史，可一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去年12月出版的65万字的这本书。这使我忽然想起：这本书自己就有，果然在一个书柜里找到了，是约在一年多以前的“田汉基金委员会”送给我的，由于书太厚太重，田汉这个人我又十分憎恶，所以根本没有看便放在一边了。这本不久前出版的65万字的大书从第788页到790页完整地叙述了田汉移祸于我阴狠毒辣手段的前前后盾，使我明白而且证实他和周扬等人一致行动阴谋陷害把我打成右派使他脱身，反而全部由他对我主持三四十次大小的批判斗争会的全部过程。而这一场阴谋陷害，几乎害得我家破人亡，还把一个天才的、得到全国广大观念热爱欢迎的新凤霞凌虐备至，赶下舞台，使病残集于一身，世人都看见这颗明星的殒灭！
感谢宋词介绍我这本董键写的（田汉传），虽然只占全书将近900之中的3页，却用文字记下我受害的全过程，他们的阴谋诡计我在此前竟全不知晓。难得年轻的戏剧史家董健掌握了当年的真实史料，并被他记载于史册，我对他深深感激。
也感谢戏曲和诗词家宋词为我提供了这部真实的史籍，宋词的一生也充满了受害的冤苦和凌虐，但他只是一个一切诉之于哀怨的诗人，读他的诗作，我只感到他这般痛苦；横逆之来，他只有悲伤、自怨自艾，和我的痛恨、咒骂，完全走的两条道路；我也感谢他，但更加同情他。一场反右斗争，视知识分子为仇敌，以凌虐知识分子，为最大娱乐和享受；10年文化大革命，制造无数冤假错案，死伤枕籍，真是千千万万。仗势欺人的“四人帮”制造的数不尽的血腥罪行，对人民、对国家欠下多少血债！
至今记得清楚的是毛泽东作宣传工作会议报告的那天我也被通知听会，而且遇见演员石挥坐在一起。毛表现得太虚心、太民主了，听讲的人一个个心情舒畅，动员大家给党提意见是如此谦恭朗爽、胸襟开阔。开完会大家都非常高兴，出门时遇见艾青，我们三人在一家小饭馆兴致勃勃地一起晚餐，都认为未来的中国一片光明，前途不可限量，谁也不能想像，不久发表的“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的“记录”完全作了改变。石挥被打为右派之后，不堪凌辱，只身出走下落不明，一说是死于铁路轨道，一说是跳海自杀。艾青的苦难得到了王震的保护，躲到北大荒保住一条命。
10年过去了，“文革”居然结束了，残破的国家逐渐进入恢复阶段，一切渐渐上了轨道，李振玉分配了正式工作。居然有一天来我家拜访，告诉我，他在文革中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打过我一个“耳光”；必须得到我的原谅，才能工作，这真出乎我的意料，我反而觉得好笑，但我告诉他，文革十年虽然受尽折磨，全家损失不可谓不巨大；但是挨打确是只有这一次，而且记得十分清楚，你那个“耳光”打得是一点力气也没有的，而且我之所以得从这个灾难中完整生还下来，主要的原因还是我经历过“反右”之难：而“文革”的主要对象乃是整“当权派”也。譬如那田投，我看了《田汉传》知道他的死事之惨，血肉淋漓，就是因为他是“领导”之故，不知他临死之前可回忆到当年为摆脱自己而把我当了他的替罪羊的往事否？
我至今难以忘记的还有我当年的邻居马大妈的一家，马大妈的儿子马小弟当年是我家儿女的同学，在那个人鬼不分的苦难时代，是我们全家的保护神。只要街上有一点风吹草动，立即跑到我家通风报信，多次救我于危难之顷，或者把我掩藏在他家里，救我的次数我今天已经记不清了，至今一别有几十年了，我终生忘不了马家的恩情。
我家的灾难，完全起源于当年的划为“右派”，我的几个弟妹受了牵连，现在回想都是离奇古怪不可思议的：臂如五妹远遣福建，七妹远戍云南，八妹毕业于外交学院，她的同班同学后来都做了大使，代办等等的外交官，她却远在内蒙古默默无闻。六弟在苏联留学被抽调归国，狠狠进行批判改造，经再三考核才得过关等等。幸而我家弟妹，以及下一代的年青人都能争气，奋发。半个世纪过去了，都能挣扎求生，一个个都作出各自的成绩。但总的说来，这个曾作为“右派”的大哥对每个弟妹后辈都欠了一笔冤枉债。
至于国家、民族的灾难，加给一切受害者的生命财产的损失，这历史的孽债，是不是会像哲人所说的，由“社会的进步”来补偿呢！？
（补注：1995年10月8日出版的“人民政协报”第四版载有（20万件文物回归记）一文，其中有一个三百位捐献者中的30人名单，第一人即我父吴景洲先生，并有“捐献的都是一级品文物……”的说明。又于1995年由紫金城出版社出版《吴景洲损献文物图集》一册，为至今的捐献者唯一的一册。）
1997年12月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