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有一个14岁的儿子，因为爸爸妈妈姑姑叔叔全是“右派”，在学校里受同学欺侮，被叫做“小右派”。这个孩子决心到北大荒来奔父亲的丧，然后又决心到伐木队来同母亲在一起生活，伐木队也为他破了不准家属探亲的倒，允许他以小客人的身分住下来，可是就在全队快要完成冬伐任务下山之前的10天，这个孩子被狼群吃了。小刘的妹妹考上了大学，因为小刘是“右派”的缘故，被刷了下来，小刘愤慨地说这是“罪及妻孥”。所以不少“右派”的夫妻儿女，为了不受连累，赶紧脱离关系，也有的“右派”主动同丈夫或妻子离婚，同儿女脱离关系，使他们免受连累。其中也有“刽子手”那样的，离婚时双方密约，除非一方死亡，男不重婚，女不再嫁。“刽子手”终于在北大荒得克山病死了，死前托付难友，有朝一日回到北京，一定找到他的妻子，劝她嫁人。“刽子手”还有一位半残废的老母，被遣返原籍，因为感到孤独无靠，终于自杀。王大化的妻子早已逝世，撇下一个小女儿，父女二人相依为命。王大化来北大荒，便把读小学的孩子托给她大姨妈照管。王大化在伐木队接到一封电报，孩子在校门口给一辆卡车碾死了。睡在王大化旁边的人，听到他半夜睡梦中喃喃自语：“孩子，爸爸对不起你。”尤其令人感到说不出的难受的是，《伐木日记》中有题为《家信》的一篇，是以第一人称“我”的口气写给女儿的一封家信，详谈伐木队的生活，尽管掩饰不了那些血和泪，还是尽量往好处说，例如说到每天伐木劳动中在山上吃的饭：“主食一般是高梁米饭或窝窝头，菜是汤菜，每人一碗萝卜汤或白菜汤，因为干的是体力活，加上饭菜都煨在柴火堆上，非常热火，我们吃得津津有味，特别多。我现在吃高梁米饭，一顿3大碗，你听了一定会大吃一惊。”信的结尾处忽然提到女儿所爱读的契诃夫的小说（万卡），说自己现在也和万卡一样，深夜在写家信，但是，“他的信是写给爷爷的，我的信是给女儿的；他的信是一封诉苦信，诉说所有的人都打他，饿得要命；我的信却不是这样，我们这里不许打人，伙食虽然差点，但还是管饱的。”这都是尽量往好处说。又说：万卡不愿在城里学鞋匠，想回到乡下去，一旦冰化雪消，他就可以打赤脚走回去；“我们要想放下目前的活计，回到城市，搞各自的专业，现在看来，还不那么容易。”这也是把绝望说得缓和一点。他笑万卡太糊涂，连个地址都不知道写，这笑里面饱含着同情的泪。他希望他这封信平安到达女儿手里，希望女儿对弟弟妹妹念这封信，并且找出《万卡》一起念，间问他们，谁的信写得好些。信的最后，特别感谢女儿亲手做的棉裤。凡是读到这篇嫁信）的人，心里都会画出一个大大的问号：此信为什么只能写给女儿？为什么只能由女儿对弟妹们念信？棉裤为什么只有由女儿亲手做？信中为什么只字投有提到女儿的妈妈呢？
这些“右派”及其家庭如此受苦受难，并不是因为“右派”们都是大坏蛋，活该受罪；恰好相反，吴大姐的儿子胡小鹏说：“我相信爸爸妈妈都是好人。因此，跟他们一起遭殃倒楣的也是好人。”这也不仅仅是一个14岁的孩子的盲目信赖，事实上，这里就有小朱，和别人锯树时，大树突然倒下的一刹那，他舍己数人，砸断了一条腿。有小刘，每天下工，他总是抢着独自找枯木，不让年长的那一个扛，快到任地了，才让那一个合扛着回去。有孙二姐，精明强干，冷若冰霜，又天生一张刻薄哺，但是你给她帮厨时，如果切菜劈柴碰破了皮肉，她会把最后一瓶白药和人参酒拿出来献给你。有毕三姐，随身带着针线包儿，随时随地把你叫住，把你身上荆棘扯破了的棉衣缝上，有人把破毛衣送给她重织，破衬衫送给她补，还有人穿的新皮坎肩是她一个晚上做成的，反正每个人身上都有她的针线。她看见小董穿得实在太破烂，不成样子，便悄悄地和几个难友凑了布票棉票和钱，买了布和棉花，由她缝了一件舍身的新棉袄给小董。还有她自己并不抽烟，看见抽烟的人没有烟抽时，抽茶叶末、干树叶，把喉咙都抽肿了，她便到处搜集香烟头，重卷成一根根的卷烟，送给没烟抽的人。也是她，一被划上“右派”，便主动和丈夫离婚。后来有人问我是她为什么这样做，她说：“很简单，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自己要自由就得首先给别人自由。”他们每人每月只发32元生活费，逢到难友们家庭有特殊困难，例如甘益生的老母要动脑内淤血清洗的大手术时，他们就慷慨捐钱出来贴补，像往年募捐贴补老赵的家属一样。还有老宋，隐姓埋名，按月把生活费的三分之一，寄给朋友的朋友的孤儿。他们并不只是在难友之中互相关怀，互相帮助。小杨有一次下山背米，粮店邻家失火，快要殃及粮店，小杨爬上屋顶救火，头脸和手臂都烧伤了，事后粮店送感谢信到伐木队，表扬他的见义勇为。“刽于手，一次背粮回队的路上，将要过弓背岭时，见到祖孙二人也要过岭，孙子腿上生疮不愿爬山，祖父又实在背他不动，“刽子手”自己已经背了50斤粮食，二话没说就把孩子背了起来，过岭一上一下二十多里，他一路又说又唱，百般哄着孩子，过了岭临分手时，小家伙搂着他的颈于直叫“大爷”，尽管他生得那副模样真像个刽子手，有人说小娃娃见了他都会害怕的。
这样一些好人里面，也混杂着个别的败类。像那个姓樊的，大家给他取绰号“樊摇头”，并不是因为他爱摇头，而是大家一提起他就要摇头。此人是个打小报告的专家，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有闻必报，无闻捏造，惟恐天下不乱。还有那个近视眼，他连别人看（纲鉴）都打在小报告里。还有那个罗圈腿，本是科技大学的副教授，为人能说会道，来北大荒后，在。右派”劳动队里，逢年过节，组织个晚会什么的，照例由他奔走张罗，给人的印象还不错。有人拾到他的一个笔记傅，才发现上面全记着别人的“反动言行”，为他告密的材料。但是，十篇《伐木日记》里，在这几个人身上只用了少的笔墨，事实上这几个人也很孤立。连王大化拾来的猴子“大圣”，也是每次见了樊摇头，就对他撅屁股，（这是淘气鬼小王教的，）所以全工房的人宠爱的“大圣”，只有樊摇头把它恨得牙痒痒的，他终于找了机会偷偷把它吊死在树上了。《伐木日记·大圣》写到大家发现“大圣”失踪的真相时说，“于是一切都明白了，所有的人都摇起头来。”这一结非常有力。在惨死的“大圣”的尸首前的所有人的一起摇头，是对樊摇头的有力的谴责，也表明这里还是好人多，他们道义上的一致否定所产生的力量，不是个别丑类所能抵御的。
是的，他们道义上是一致的，他们并没有被压垮，生活还是在这里进行，人性还是在这里闪烁。这里除了一个带队的解放军班长而外，大家都是“右派”，是同难者，这里大家是平等的，尽管是屈辱的苦难的平等。有一个“右派”，没有到北大荒来，被遣返原籍，接受“群众监督”，生产队里的脏活累活全得由他去千，连五六岁的娃娃都能向他指手划脚，发号施令，他听说北大荒这里的“右派”们彼此彼此，平起平坐，羡慕得什么似的。这里的冷酷死寂的生活中，时时有着美好的温暖的东西，顽强地生长出来。前面说过的王大化的唯一亲人小女儿在北京一次车祸中遇难，王大化同这个世界的唯一联系也断了之后，有一天他下工回来的路上，拾得一只受伤的猴子，他便用了慈父慈母一样的爱来医治抚养这只猴子，整个工房的人也都把它当作宠儿，给它命名为“大圣”，“大圣”也给王大化、给整个工房带来了安慰和生气，后来竟至于可以放它自由跳入森林游玩，只要王大化呼唤一声它就回来了。伐木队有一条硬性规定：不许谈恋爱。但是，硬性规定往往行不通。年轻漂亮热情助人为乐的好姑娘小毕（毕三姐），自然成了“众矢之的”。许多人借口作针线活来找她，她本不想搭理，可是看到他们那副破破烂烂的样子，又不忍心驳回，还是有求必应地替这个缝，替那个补。而她的心却已有所专属，她爱着的就是那位见义勇为、救火受伤的小杨。小毕初来伐木队时，成天呆呆的像一只受了惊的小鹿。但是，正如（伐木日记，女伙头军）里说得好：“生活毕竟是个大洪炉，从表面上看，它跟我们整天泡在里面的树林子，没有什么两样。到处是冰雪，到处是枯枝败叶，一片静寂。其实，只要你注意观察，处处都有生命在活跃，一个金豹鼠溜下树来，一只山雀飞进灌木丛去。也许就在你身旁的树根上，一支长须虫大军和一支蚂蚁大军正在行进。傍晚，豹子在远处叫，夜里猫头鹰在树林子里叫，天亮时雷鸟在天空里叫。”慢慢地，小毕也随着生活的洪流前进了，会上敢发言，平时敢欢笑，也就敢于恋爱，敢于冲破不许恋爱的硬性规定了。
所有这些，包括猴子的人性化，都是人性的胜利，有人在，就有生命和爱情在。
生命，本来就是对死亡的斗争，在这里，斗争尤其严酷，常常难免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前面已经说过，老晁被劈开的大树砸死，老于被滚下来的木头碾死，吴大姐的儿子被狼吃了，生龙活虎的“刽于手”得克山病死了，小褚的腿被砸断了。此外，那位坚强的吴大姐，挺住了丈夫死亡的打击，仍然每天工余坚持写详细的日记，可是不久儿子又被狼吃掉，她一夜之间突然老了10年，人们让她坐就坐，不动不说不笑不叫，给她吃就吃，给她喝就喝，终于昏迷过去，被抬到附近小镇的医疗所，奄奄一息地等死去了。还有人总算离开了伐木队，死神仍然没有放过他，就像那个小刘，学气象的，刚走上工作岗位就打成“右派”，在伐木队里最年轻，才21岁，总是有说有笑，跟谁都乐呵呵的。晚饭后他总是点起松明子，正襟危坐在床头读各处借来的世界文学名著。他还能背诵许多长篇的中国古典诗歌，对诗歌内容发表许多评论。他终于因为是学气象的，有一技之长，上调到一个小县里当气象员。他给伐木队的难友来信说；那个气象站虚有其名，连起码的仪器都没有，他只好在县小学里教几点钟算术，住在一座破庙里。荒芜给他回了信，两个月后，信退了回来，上面批着8个字：“此人病故，退回原处。”
当然，成千上万的“右派”还是死不绝的，正如当时伐木队里就有人预言过：被木头砸死的，被野狼吃掉的，病死的，总是少数，绝大多数肯定会活下去的。他们二三十年后回顾生命中这一段时，肯定会发现这一段希奇的、独特的、真实的生活是丰富的宝藏，他们中有各种文艺人才，会写出伟大的作品，留下一个时代生命战胜死亡的记录。像吴大姐，像“刽子手”，都坚持写详细的日记，“刽子手”还为此受到严厉的批判，他临死前仍然把日记交付给难友。荒芜自己就写了约10万字的日记，他还有计划地每天找一个难友聊天，聊他的家庭、事业、理想和苦恼。这些其实都是为将来的作品储积素材。荒芜鼓励小毕道：“只有我们身历其境的人才有资格和责任写。而且只要我们老老实实照样写下来，不必加添一枝一叶，它就会、也一定会成为震撼千千万万人心的划时代作品。”
荒芜这是在对历史对生命作出了豪迈的诺言，他写出了《伐木日记》，就是履行了他的诺言。他动手写《伐木日记》，是在比“反右”更大规模的“文革”大苦难之后，表明了他的历劫不磨的决心。
可是，为什么他又只写出了10篇，没有再写下去呢？我曾经几次问他，都没有得到完满的答复。荒芜最后几年，干脆陷入无欲望无兴趣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写的境地。朋友们都不知道他这样的确切原因，大家为他着急，一点办法也没有。天下事本来复杂，家国万端，本来说不清楚。现在又是人天永隔，同在北京的朋友得到他的矗耗时竟已在遗体火化之后，遗言有“但求安静”之语。（伐木日记，家信）中说到老晁被砸死，就地草草埋葬时，有这样几句：“一个人死了，就应该把他忘却，不让他成为生者的累赘。如果有一天，我也给木头砸死了，埋在这里，希望你们也能这样对我。”这与“但求安静”的遗言是一致的。我作为老友，应该遵守他的遗言。但（伐木日记）写的是生命怎样通过苦难死亡而行进的历史，这是不应该忘却的，所以我把它介绍一番。我的拙笔难胜转述之任，所以我几乎全是抄它的原文，以存原文之美；不过把十篇打通，重新编次组织下，以见其所反映的已经相当全面，稍补《广陵散》一曲未终之遗憾而已。聂鲁达有名篇题曰《让那伐木者醒来》，兹即借以为题。
1995年4月5日，清明节（选自《麻花堂外秦》，荒芜集，1989年8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