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关于外国经济学的研究
无论是什么国家的经济学，如果它是纯粹胡说八道，我们就犯不着花那么多时间去研究它、批判它。但是我们也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与他们同时代的或他们以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完全采取一种严格的、科学的、分析的态度。马克思从来没有抹煞过、忽略过哪怕是在经济学史上不那么重要的经济学家的科学发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虽然这本书的内容不限于经济学）基本上是利用了美国社会学家摩尔根的研究，而摩尔根的著作的价值也是马克思首先发现的。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也引用了霍布森、希尔佛丁等人的经济学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任意地把他们的前人和同时代人说成一钱不值。在他们以后，当然有很多完全是为帝国主义辩护的所谓经济学家。但是，我们也要承认，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一些比较诚实的经济学家，做了比较诚实的工作。不能说在经济科学方面除了斯大林和毛主席就没有任何的发展。所以，我们希望在我们的规划中，对外国经济学的著作要做批判的研究，要把这当做一个重要的任务。
经济学里面有一门分支，即数理经济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不能得到利用？怎样利用它？中国研究数理经济学的人很少，我在这里决不是宣传数理学派，但是我想，数理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学分支，完全可以和数理学派分开。社会主义经济由于它的计划性，完全可以比资本主义经济有更多应用它的余地，并且可以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产生很好的作用。因为这门科学在中国很少人研究，在规划草案中也就没有列上。我想这是应当列的。
总之，我们对外国的经济学要批判、要分析，有用的我们就要用，错误的我们就要反驳。我们应当采取这样一种态度。从我们经济学也需要像其他自然科学部门、社会科学部门一样，也有一个跟许多外国进行学术上的交流，也要在适当条件下到外国进行访问、参观，或者邀请别的国家经济学家代表团到我们国家访问。如果我们认为条件合适，也可以邀请某一个国家的某一学者，在对我们有用的题目上来讲演，这也是可以设想的。外国有一些进步的经济学家，他们努力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批判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做了多年工作，对于这些人的邀请就更可以考虑了。
第五，关于编写经营管理方面的专题通俗读物
规划里面要编出教科书，这已经有了，编出主要工具书，也有了。我想还需要编出这样的书，也可以是教材，也可以是一般读物。譬如说，怎样管理一个工厂、一个矿山、一个基建公司，怎样做好一个车间主任、一个施工队长，怎样管好一条铁路、一个邮电总局，怎样做好一个商店、公司、银行、旅馆的经理，怎样做一个生产大队长，怎样管好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国营农场、一个森林、一个牧场，怎样管好、用好拖拉机和其他农林牧业机具，诸如此类的问题。这类问题当然可以列出很多题目出来。编这些书是不容易的，不能闭门造车，也不能抄哪一个外国的书来出版，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从实际出发，总结中国已有的经验并参考外国的有用的经验，编好这样的书。这样的书也不一定是小册子，也可以是大部头的，可以有几百页，这要看我们钻研的程度。无论小册子也罢，大部头著作也罢，我想都是经济战线上广大的工作人员所迫切需要的。这类著作，在过去，特别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曾经出过一些，但那时出的东西，大部分是一种经验介绍，某个厂的、某个先进班组的这一类材料或文章汇集，把它真正搞成一种有系统、有理论的材料不多。总之，希望在规划里面能够列入这个方面。
因为说到调查，请允许我在这里离开一下本题，关于社会调查说几句话。社会调查是一个很大的任务。这里我想提一下关于近代经济史以及现代经济史的社会调查，把许多材料、活的资料尽可能地保存下来。对于近代的经济，过去我曾经谈过这样一件事，有许多国家对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翻译出去人家也不懂，加了注释还是不懂，中国近代社会里许多经济事实，不但外国人不懂，恐怕将来连中国人也不懂，我们的下一辈已经不懂，甚至我们自己也没有完全懂。因为，记录、说明这方面的书籍、资料太少。不要说买办，就是中国的地主阶级，以至农民阶级、工人阶级，现在也还没有一本研究的专著。所以希望能够很快地组织力量，把现在还能找到的关于近代现代经济史有价值的资料，收集起来，积累起来。我向大家提出这个呼吁，希望全国经济学规划方面要提出，而且很快就付之实行，因为有许多资料是要散失的，有许多人是要死掉的，这样就会在我们眼前造成许多没法挽回的损失。
最后，这次会议作规划，作出北京范围三年到八年的规划，这非常好。各方面问题都可以讨论到，我刚才所说的不过是举几个例。我们希望规划中不仅有题目，什么人负责，什么时间完成，而且要有扩大队伍、培养接班人的规划，包括全市哪些学校要开哪些课，要设哪些专业，每个专业准备吸收多少学生和研究生。这样，我们整个北京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力量才能够蓬蓬勃勃地不断壮大发展起来。
关于文艺理论研究问题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胡乔木
规划草案，经过了长时间的反复研究，有了很多改进。但是也还有缺点。总的面貌看起来还是跟解放后一般搞研究规划的格局差不多。例如研究文艺理论，先是马列的，毛主席的，再是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个格局本身不能说一定不对，问题是应该有更深入的内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对象是很宽的，但是我们设想得很不够，没有拟出关于文艺理论本身的题目。研究的只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论著，然后梅林、拉法格、普列汉诺夫、高尔基等等。他们的论著，是否已包括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应该研究的全部内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研究不能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有关文艺问题论述的研究。他们的论著中，涉及文学的多数是片段，一部分提出了一些基本观点或一些方面的基本观点。总之，他们提供了研究的方法，这对我们是极端重要的，是我们所必须精通的，但是并不能完全包括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用马列和毛主席提出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全面的展开，也就是以马列毛之矢，射文艺学之的，而不能停止于以矢为的。现在规划中的主要选题，给人的印象，似乎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是研究他们的论著。这样表面是忠于马列主义，实际是把马列主义狭隘化、教条化了。也可以说，这是中国传统中的经学家的研究方法。普列汉诺夫关于文艺的著作比较多，但严格说来，他也没有专门研究过文学理论问题，只是研究了一部分艺术史和文学史。例如说，他论证了劳动先于艺术，这很有意义，但是还不能说这就解释了艺术的起源。艺术的起源问题，还得我们进行独立的认真的研究。同样，形象思维是许多文艺理论家肯定的艺术特征，但仅仅运用形象思维并不能构成艺术，它是艺术创作活动的必要条件（也有一定的例外）而不是充足条件，艺术的全部特征究竟是什么，仍然有待于深入探讨。如果我们按现在提出的这个框子研究，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一个摊子，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是一个摊子，研究西方文学理论又是一个摊子。怎样把这三者统一起来呢？而且我们自己应该进行一些什么独立的研究呢？如果我们对文艺理论没有进行独立的、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要求，只是去研究马列主义文艺论著的背景、源流、注释，这能否算是已经完成了研究任务呢？我想是不能。如果我们研究中国的文学历史时，只是勉强应用几句马克思主义文艺家的话，那实际上只是算术上的加法，两者大部分联系不起来。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增加一些题目，并且是主要的题目，否则很难以前者为武器，来答复后者的问题。就是鲁迅，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专门的文学理论著作，他在杂文和其他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宝贵的观点，但是并没有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本来，文学理论的学科范围是很广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论是研究一般的文艺理论，或者是研究中国文学历史，我们都需要建立真正有系统的理论的基础。现在的计划，规模不够完备，视野不够宽广，要求不够深刻。我们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前人的著述而不是文学的直接现实，这就不容易做到独立的研究。前人的著作，也是当时他们对文学上一系列问题的理解。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文学本身，而不能局限于研究前人的研究。研究之研究当然也要做，也许后一辈人还要搞研究之研究之研究，但是这究竟不是第一义的研究，不是根本而是枝节。
中国古代的文艺批评，是我们的一项研究对象，研究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文学。但是古代的批评家一般没有正确的方法，对于同时代的文学现象甚至没有全面的观察，以至今天我们认为主要的，他们认为简直算不得文学；我们认为算不得文学的，他们却认为是文学的正宗。这个问题要我们自己来弄清，不可能靠古代和外国评论家代我们弄清。写文学史当然要有理论的说明，但是我们这样的研究还很少。例如说，中国文学的整个历史，为什么有它的特殊发展？几千年的散文为什么在文学史上占了这么重要的地位？它们同欧洲的散文比较有什么特色？中国的诗和世界各国的诗比较，也和中国的新诗比较，它有些什么特点，这些特点是怎样形成的？中国的长篇小说，这里是说新文学运动以前的，也应该作一个完整的研究。规划中也没有这样的题目。仅仅有《红楼梦》研究，《水浒》研究，仅仅有目前格局的小说史，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中国文学的特殊面貌，它的特殊的发展规律。用一般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原因分析还不够，还要分析它特殊的艺术发展的规律。跟世界上相似的体裁的作品比较，它们有什么特殊的贡献，特殊的成就？它对今天有什么意义？如果不能提出这种问题，提供给现代的文学青年，那么，将来培养出来的人，至少大多数人也将继续不能答复这些问题，因为在他们的头脑里首先不存在这些问题。对中国文学的理解没有科学的基础，就很难有历史的比较和分析。我们现在搞了很多一般化的研究方法，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不能适应科学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清末以前似乎没有人编文学史，也似乎没有真正的作家研究。文学史和作家研究的出现，是清末特别是“五四”以后的进步。但现在不能停止在这个水平上。现在规划中的题目，大体同解放前差不多，出选本，文学史，断代史，作家的研究等等。我想还需要在更广的范围作一些新的研究。要开拓一些新路。这当然是不容易进行的，但应该作为努力的目标。
文艺学应该当作科学的整体，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应用到研究文艺科学上来。现在的规划中没有把文学当作科学的对象进行研究，规划虽然有一两个题目，但整个规划中看不出来。
有些选题可以列上，太具体的不必列举。例如对“四人帮”的政治批判，可以不列。我怀疑“阴谋文艺”能够列入文学理论研究题目，“四人帮”没有什么值得大规模研究的文学理论问题，但对“三突出”之类的批判还是有必要。至于“阴谋文艺”作为历史现象应该留下记录，就如清朝的“文字狱”，当作文学史的题目很需要，但说不上是严格的文学理论问题。还有些历史性的东西，个人回忆，例如周总理与文艺。周总理对我国文艺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应该纪念，应该写回忆录，但不一定要列为理论研究题目。关于作家研究，如鲁迅研究，郭沫若研究，一定要有科学水平。这是搞学科规划，如果把规划的范围不适当地扩大，就会降低规划的水平，把规划变成时事性、新闻性的了。规划稿现在用不着再修改，可以先拿出去讨论。重要的还是在做。不要在做什么、怎么做上占太多时间，到后来很多事都没有做。
有了文学研究规划，加上世界文学研究，再加上艺术研究规划，就比较完整了。美学问题，如果只从文学方面研究，不跟其他艺术，如音乐、美术方面的研究联系起来，不容易得到预想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