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这个问题有意见的在社会科学院可能就更多一些。党的领导这个问题也很多。今天我们不能详细讨论这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里面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或者细节，在党内提出意见，提出建议性意见，在党内一定范围内进行讨论，是完全许可的。但是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在党外对于四项原则抱着怀疑、抵制或者沉默的态度，可以说这是非常不正常的，我们共产党员不应该是这样的。
在过去这两年发生的这样一种现象，这总归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它的原因。可是我们不能够自己站在原因的一个方面。我们不是随波逐流的人，共产党员有他自己坚定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尤其是像在社会科学院这样的范围里面，高级知识分子，对于一些问题没有一种自觉的态度，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怀疑以至反对四项原则潮流的时候，共产党员的天职就是挺身而出，同这种思潮、同这种倾向作斗争。否则我们为什么要做共产党员？有一些事情是跟社会科学院有点关系，除了刚才说的那些，还有一些别的问题。关于中国现在是不是社会主义的讨论，在全国范围里面进行的时间，没有一年，至少有大半年。发表的文章一直达到这种程度：中国现在不应该实现社会主义（实际说这个话的人，他跟外国人讲，他根本就反对社会主义，可是他在中国人面前就不这样说，说现在不应该实现社会主义，实现太早了）。这种问题能说它是学术问题吗？决不是学术问题，这完全是一种煽动，这无非就是要退回到资本主义。像这样的问题，我们能够沉默、旁观吗？当然有许多同志的文章不是这样说的，我这是说其中极端的。但是这确实是在这个讨论里面。参加这个讨论的文章一共有三十几篇，发表了各种各样的看法，这是大概说来，我后来没有统计。这是动摇全国人心，动摇整个中国政治的局面，政治的大局，动摇整个党的大局。这种思想可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现。虽然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不应该过分地对于这样的问题进行责难，可是我们要永远记着这个教训。我们可以想像，假如这种讨论让它在全国长期的泛滥，一直泛滥到现在，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那些非法刊物、非法组织不是会更加振振有词了吗？说连社会科学院的理论工作者都是这样讲的，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讲？！刚才说的这几件事情，确实是很值得我们警惕的。社会科学院工作人员里面，是有实实在在反对社会主义的，真心诚意地反对社会主义，而且希望能够跑到外国去，跑到没有社会主义的国家去。这种事情别的单位也有，我们现在可以不去讨论别的单位。社会科学院对别的单位也负有责任的，因为我们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机关，对于各种错误的社会思潮负有批判的责任。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在社会科学院大家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
有一个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学者跟马克思主义学者不断在争论的问题，就是有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或者抽象的言论自由？这个问题也在社会科学院出现。这个主张大概不是社会科学院的同志首先提出的，但是当有人提出说反革命的言论可以自由发表，只要他没有行动，就不必去管。那么这种观点在社会科学院是有相当一些人欣赏的。北京大学的竞选运动中当选的一个胡平，是当选的区人民代表，他就是宣传言论要绝对的自由。可以说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明确态度，那就不必讲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必讲什么马克思主义，因为资产阶级早就讲过了。北京大学有两个学生发起，然后又加上20个人，共计22个人签名写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发行法草案”，在这个“出版发行法草案”里面，他的中心观点就是，任何的党派、团体、企业、机关、个人，都可以办报纸、办刊物、办出版社、办书店、办广播电台、办电视台，国家对于这些有不同背景的言论机关要一视同仁，给以同样的支持，同样的法律对待。所以，是不是让反革命言论享有自由，反革命言论应该不应该享有自由，成了我们现在同相当一股反革命势力、反党反社会主义势力斗争的一个中心的问题。这个很自然的，这些小组织他们要扩张他们的影响，靠什么呢？他们当然就要依靠掌握一部分舆论工具。就是说现在报纸、刊物以至于电台都掌握在国家手里，或者是共产党的手里，他们坚持反对。我们现在要不要依靠这些工具来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来反对那些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力量呢？如果我们不要，那么我们革命干什么呢？不革命不也是一样吗？不也都可以大家自己办刊物、自己办杂志吗？！我们能够把国家团结起来，还是依靠我们的言论机关（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的言论机关起了很大的作用。最先发表这种主张的是原来北京大学的一个教员。以后我就跟法学所的同志讲，你们能不能写篇文章批驳这种言论，当时我并建议人民日报，希望他们能够发表批评这种观点的文章。我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刑法上有规定嘛，这个法律已经通过了嘛！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后来大概是法学研究所同志写的文章，隔了很久我才在报纸上看到，对这个观点批评得非常没有力量。除了胡平，另外两个学生写的“出版发行法草案”一直发展到这样程度，要在青岛成立为这个“出版法”征集签名的办事处。这本来既是一个法学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当然更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有人愿意为这样的题目来写书，我们没有这种积极性。
此外，哲学研究所在什么地方举行了一次道德问题的讨论会，举行这样的讨论会当然是需要的。讨论以后，也像我们其他的讨论会一样，提出一大堆的意见，然后就发表了一批报道，说关于这个问题有几种观点，关于第二个问题有几种观点，第三个问题有几种观点。对于其中有些观点有人写了文章。这写文章的人，可能不是这个所的。我们知道影响很大、影响到全国的，是什么呢？第一是反对讲共产主义道德，认为在社会主义不能讲共产主义道德；第二是反对大公无私，这个可能有几种说法，一种说社会主义不能有大公无私，第二种是说大公无私在原则上就是错误的，没有个人哪有集体、哪有社会呢？第三种就是“向钱看”，说“向钱看”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向钱看”。跟这个相联系的文章很多了，比如有这么几句话：经济学不能讲道德，讲道德不能讲经济学。按照这种观点，好像在社会主义里面，要就是讲经济学，要就是讲道德，讲道德就是唯心主义的。这个文章是登在人民日报上的，这不是社会科学院同志写的。共产党员才真是一切为了人民，为了实现这个观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才牺牲奋斗嘛！如果不需要有大公无私的人，为群众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人，那么资本主义不是也可以解释成一切为了人吗？它不是也一切“向钱看”吗？这类问题，在现在，在整个社会上，特别是在青年中间，是严重的。这些问题，像刚才讲的这些思想问题，绝不是什么小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如果不认真对待这些问题，我就可以危言耸听一下，社会主义事业就要断送在我们手里。北京大学竞选活动中间发表了这么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我们有一位所的领导干部，他到北大去蹲点，回来讲了一篇话，说北大学生觉悟高得不得了。这个话，我倒不反对，北京大学不少学生这种政治责任心、公民感很高，这当然是好事。可是，对那么多的、公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他却一句话也没讲。所以，我觉得社会科学院的党委认真严肃地讨论党中央工作会议的文件，特别是讨论小平同志的报告，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再不能够对社会科学院外，特别是社会科学院内的这些现象熟视无睹了。我所以想要在今天召集这个会，就是要说这个。尽管我早已请求辞职，大家没有同意，假如辞了职，我也答应做顾问，也要讲这篇话。我觉得我们社会科学院所有的党员不能对这种现象再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否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自己问一问：我要不要做一个共产党员？我这样算不算一个共产党员？
有些同志说，目前这样的局面是非常难得的，非常好的，现在有一点小问题，用不着这样大兴问罪之师，或者把学术讨论的自由压抑下去。我想，不是这个问题。学术讨论的自由，一定要坚决保护。我们有的同志老早就提出了学术政治的界线究竟怎么分？要求最好画出一条边界线。我确实始终没有明确地答复过。我说，界线是很清楚的。我们不是在“左”倾思想的统治之下，那个时候，什么叫政治，什么叫学术，搞不清楚。现在我认为不存在这些问题。学术是学术，政治是政治。当然，政治本身也是一种学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是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我们国家、我们社会的根本制度，对于这种制度要去动摇它，或者去反对它，那么，尽管他写的是学术著作，我们也不能够允许这种自由。这类学术著作有人非写不可，他可以写，写出来也可以印，但是不能够公开发行。当然，它确实要有印出来的价值。
人的生活，人的活动，一切为了人，人是要有自由的，这不成问题。但是，自由不是一切。这点连资产阶级的政治学家也承认，资产阶级的哲学家也承认。自由与义务，是一件事情的两方面，没有一个不负任何责任、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这个可以用逻辑来证明它是荒谬的。在不同的国家里面，不同的社会里面，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初级形式，但是我们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主义社会里面，我们还是要定下这样的义务，就是不能允许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由。这在宪法上已经规定了。所谓四项原则，就是宪法的第一条，第二条。宪法没有修改，四项原则就必须要坚持。至于宪法将来怎么样修改，四项原则怎么样表达，那是另外的问题，我想它的实质是不能改变的。我们想要我们的国家存在，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就不能动摇这个基础。动摇这个基础，什么事情都不成。
自由不仅与义务不可分，而且我想还应该承认自由不是一切，不能把自由看成是一切。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比较有组织的社会，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呢，也是有它的组织，封建社会也有它的组织。不能说哪个社会没有组织。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同那些维护剥削制度的组织是不相同的。我们依靠这种组织的力量，确实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创造了很多的成就。尽管我们现在组织得还不好，需要很多改进，但是我们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加有组织。它所以更加有组织，是因为从根本上说，我们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而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能做到的。所以，我们就能有比较高度的组织性。因为有这种高度的组织性，中国本来是又穷又弱的国家，现在虽有不少进步，还是又穷又弱，可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组织性，这就弥补了我们很大的弱点。这是个事实。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它是有组织的，它能够把人民组织起来。而我们现在的一些思潮，所谓自由化的思潮，就以为自由就是一切，高于一切。这样一来，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它的优越性了。我是拥护人的自由的，但要在它不反对社会的利益的范围之内。在今天就是不跟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相违背的范围之内，要讲只能这样讲。
关于民主，可惜现在也没有人来写书，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如果有人说，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写，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如果说这样话的人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或者在社会科学院烧火、扫地，那是可以的。在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说这样的话，那就是替自己的失职寻找遁词。如果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的研究机关都不能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那么为什么要社会科学院的存在。我们的研究总归是要有结果的，这个结果当然不能老是固定的，它要随生活的演进而演进，要坚定地明确地有系统地来解释这一系列问题。社会科学的理论的价值也就在这里。
把民主与领导对立起来，以至于走到说党性发源于人民性，说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现，没有人民性哪里来的党性？这种奇谈怪论居然能够相当的流行，我觉得这是社会科学界的一种羞耻。对于自由和民主，如果不作出正确的解释、宣传的话，那确实就要离开社会主义，离开马克思主义。
我也认为民主决不是一切。并不是民主就一定能产生真理。真理是跟科学研究联在一起的。我们不能不坚持民主，发展民主，只有这样才能够团结人民，使人民感觉到他是有权利的。但是我们如果进行这样一种宣传：民主高于一切，实际上就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是最理想的制度。这样宣传民主，跟宣传上面所说的那种自由是互相关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