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很重要，也确实很复杂。乔木对它的一些说法，我认为有道理，说通顺了，说辩证了。有鉴于过去“四人帮”形而上学思想的猖獗，他不倾向于提“科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他认为这个口号不怎么科学。“科学为政治服务”，只能局限于特定意义上。从长远的历史来看，政治不是目的，而主要是实现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与经济目标的手段。社会主义的政治，同样是实现劳动人民经济文化目的的手段。如果借口“政治需要”，要求科学研究违背历史的真实，篡改客观事实，那将不仅破坏研究本身的科学性，最终也要破坏社会主义的政治，就适得其反了。我们的科学研究应该向社会和政治提供新的成果，而社会和政治则可利用这些新的研究成果来作有益的借鉴和向导，这样既完成了科学研究本身的任务，也完成了政治所给予的任务。他对历史工作者提出，历史学家是历史的研究者，同时也是历史的促进者，做党和政府的忠实的、得力的助手并不意味着做应声虫。马克思主义要求的是科学的政治，真正适合时代需要的政治，为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服务的政治，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科学家要以科学的良心和以毕生的心血得出的科学成果，来贡献给党和政府，并通过党和政府贡献给人民、贡献给历史。乔木同志对历史科学的要求，适用于一切社会科学的研究。
在胡乔木的带领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同志为中央文件起草工作作出了贡献。比如，当中央决定胡乔木具体负责宪法修改工作、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的秘书长，法学所等单位就搜集整理世界各国有关宪法的参考资料，特别是对美国、英国、法国、苏联、西德、日本、瑞典、瑞士、印度、南斯拉夫、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有关情况，议会和政府机构的设置、总统和内阁的职权、两院制的内涵和相互关系、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权限的划分，以及各国宪法结构和重要条文的写法等，都作出了系统的介绍。他们为乔木考虑宪法的总体结构、人大的作用、政府机构设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职权范围的划分，人民民主制度如何加强和完善，我们能不能搞两院制等重大问题，提供了充足的参考资料。有时候工作就像火烧眉毛般紧急。有一次，胡乔木要法学所所长王叔文，把世界各国宪法结构中权利和义务的安排查一下，列一个表，要求第二天9时前交卷。法学所同志连夜查了111个国家。这就像打仗一样，需要什么时候上，就什么时候拉出来，得心应手啊！
给科研人员以应有名义并创造用武之地
许多制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掉了。也有不少是十几、二十年一贯制，像工资基本上没有动。一届一届毕业出来的大学生，中青年知识分子，都推在一个平台上，都没有职称，都一律“平等”，干不干、干好干不好都一个样。这不合理，也造成很多困难。工作积极性受到一定程度的挫伤。
乔木要求把建立作为权力机构的各级学术委员会，设定为科研体制改革的要点，全院设三级组织，即院的、学部的、所的，都设学术委员会。院学术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国家需要，确定社科院的方向、任务和科研发展规划，管理全院科研机构的设置、调整，全院经费的分配，重要规章制度的制订，科研成果的评定，重要人员的任免，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活动，以及选举院长。学部学术委员会起承上启下作用，协助院长分工领导各学科。各研究所的所长，由所学术委员会民主选举产生，并实行学术委员会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1980年，胡乔木以院长名义给280多位各所学术委员会委员颁发了聘请书。胡乔木为这项工作开了先河，为全社会开了先河，包括恢复学术职称评审制度和建立学位授予制度。那时这些东西已经多年不讲了，没有了，沉寂了，胡乔木把它们恢复，重新建立起来。
恢复学术职称评审制度和建立学位授予制度，从而确定科研人员的定职、升职制度，是一项稳定科研队伍、提高科研水平、保证出人才出成果的重大制度。乔木对此非常重视，抓得很紧。1978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科研人员定职与升职问题的暂行办法》颁布。1979年就在全院推开科研人员的职称评审工作，上千科研人员提升为研究员、副研究员和助理研究员。研究人员欢欣鼓舞。
接着就是建立学位授予制度。在胡乔木的推动下，1979年3月，中央作出关于建立学位制度的指示。3月22日，教育部和国务院科技局联合组成学位小组，再次研究在我国建立学位制度问题，当年12月，向方毅、胡乔木、邓小平呈送了《关于学位授予条例（草案）起草工作的报告》。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也很快讨论了这一草案，1980年2月的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由叶剑英委员长命令公布，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后来胡乔木还担任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木还在社科院提出建立院士制度，由于条件尚不成熟，未能实现。但是不能不说乔木是很有见地的，是为国家的社会科学事业和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广大知识分子着想的。
一个科学院，根本任务是出科研成果。发表科研成果是知识分子为国效力的主要途径，知识分子的劳动成果如果得不到发表和承认，是十分痛苦的一件事。乔木特别关心恢复和创办院、所的各种学术期刊，以及建立院出版社的工作，他甚至为之寝食皆忘，甚至把人请到自己家中谈这些问题。胡乔木指导和支持、恢复和创办起来的院所两级的各种学术期刊，在他的院长任内达到40种以上。据说到1982年初增加到了65种之多，可以说繁花竞放。院刊《中国社会科学》，已在国内外学术界获得盛名。建立院出版社，更使勤奋有为的科研人员有了用武之地，著书立说，脱颖而出。那个《当代中国》丛书，前面一半就是由这个出版社出版的。这些都是大得人心的。说起建立出版社，马洪的夫人陈伯林也有一功。
其他还有如坚持创办研究生院，大力改善科研办公条件，解除科研人员后顾之忧等等，都浸透了乔木的心血。凡事起头难，在遭到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之后，更加困难重重。从人员青黄不接、办公科研条件差，到所需经费，哪一样都不如人意，捉襟见肘。许多科研人员，不仅没有像样的办公室，居处也无转身之地，放一张书桌后就非常地紧巴巴了，书塞得到处是，要用就得爬高和钻到床底下，在书堆里翻个遍。随着调入人员的大量增加，情况越发紧急。
胡乔木积极运作，找老领导，打通各方重要关节。在邓小平、李先念等的直接关怀和过问下，1978年4月间中央指示追加了6.3万平米的基建指标；8月间国家计委将前门新建成的统建宿舍拨出5000平米做社科院周转用房；后来建起的十五层（原来打算三十层）科研大楼建筑面积达7.5万平米，是长安街东头建起的第一座最高的大楼。短短几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室条件和宿舍居住条件大大改观，当时令许多单位羡慕不已。研究人员的心思由此从根本上安定下来。研究生院4000平米的建筑指标也及时到位建成。后生的科研力量源源不断，青黄不接的情况改变了，继往开来的队伍建立起来了，党和国家的希望坚实地寄予他们。
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牌子响亮地打出去，让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和他们的科研成果响亮地打出去，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开展必要的国内和国际的学术交流活动就显得十分重要了。1978年3月，胡乔木把院外事组升格为外事局。1979年8月，又成立了对外学术交流委员会。这一时期，不少人走出国门，像宦乡去了西欧，我去了日本，乔木自己也去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日本等国。1979年8月语言学所的吴宗济、林茂灿参加了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九届语音科学会议。1979年9月中国学术代表团以经济所所长许涤新为团长，一行五人，出席了在意大利召开的第26届“欧洲研究中国会议”；同月哲学所贺麟率代表团出席了南斯拉夫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黑格尔大会。1979年10月，民族研究所傅懋勣率代表团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第十二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等等。接踵来我国进行学术访问的团体和学者，越来越多。他们来自瑞士、瑞典、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墨西哥、加拿大、希腊等。还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官员。除了出国访问、参加学术会议和接待外国学术团体和个人来访，1980年由世界宗教所开始主办国际学术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正是在这些活动中声名远播、蜚声中外的。
胡乔木创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确功不可没。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奠基人
马洪
胡乔木同志的生平和他伟大的革命实践表明胡乔木同志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而且首先是伟大的思想家，是公认的当代学识渊博、造诣很深的社会科学大家，是新中国社会科学战线上杰出的领导人，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奠基人。
胡乔木同志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渊博的科学知识，几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对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因为我在胡乔木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八年，所以我想着重讲讲他在创建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所作的不朽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胡乔木同志受党和国家的委托，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他模范地执行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把被“四人帮”破坏殆尽的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组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创建过程中，他特别注重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他特别强调社会科学院要尽心尽力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注意学风的培养。乔木同志一贯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二）他非常注重学科的建设。他不仅恢复了许多被取消的学科，而且根据中央作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定，先后增设了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财贸金融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等学科和相应的研究所，还增设了政治学、马列学、社会学、新闻学、人口学等学科和研究所。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创立了分国别和分地区的研究所，如美国所、日本所、西欧所、苏东所、拉美所、亚太所等等。
乔木同志总是号召大家围绕着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中心，大胆思考问题、研究新情况、提出新思想、解决新问题，这里我举个例子：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夜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座谈会上，乔木同志作了题为《按经济规律办事》的重要发言。这是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高度，科学地概括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唯意志论”盛行所造成的令人痛心的损失而提出的非常具有针对性的正确口号。他在发言中强调指出：我们搞经济工作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按违反经济规律的长官意志办事。按经济规律办事就是要按价值规律、按供求规律办事。他提出不但要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而且要重视研究资产阶级学者所写的经济学，要利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我们有用的经验，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中早已存在并且取得经济实效的公司组织形式托拉斯等，还要学习计量经济学，研究经济活动要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起来进行。这些在过去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视为禁区，噤若寒蝉，大家都不敢讲的东西。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国外引起很大轰动，美国、日本等国的著名学者认为它在经济理论方面为中国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在国内，“按经济规律办事，不按违反经济规律的长官意志办事”这个口号随之广泛传开，在全国引起热烈的反响，对拨乱反正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由此可见，胡乔木同志思想是非常解放的，是非常讲究实事求是的，对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尤其是对改革开放是坚决拥护的，有的人说乔木同志思想僵化，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乔木同志同样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当时，城市的鸡蛋供应，依靠农家一家一户养几只鸡的办法供应，供应差额很大，城市的鸡蛋供应紧张，乔木同志对此很关注。当他听说北京东郊官庄的养鸡场采取现代化的规模经营的方法，获得成功，就立即叫我去实地调查。我在那儿搞了几天调查，当时养鸡场的场长就是现在的农业部长刘江同志。调查之后，我们写了个调查报告给乔木同志。乔木同志认真听取汇报后，亲自仔细修改后上报了中央，使这一经验得到了推广。现在大中城市里鸡蛋供应基本上都能自给了，这不能说没有乔木同志的一片心血。
（三）他十分关怀人才的培养和科技队伍的成长。乔木同志很注意团结新老科学家。对老一辈科学家非常尊敬，经常到老科学家住的地方走访；对新一代科学家非常爱护，经常找年轻科学家谈话，有时还通信，引导和帮助他们。
乔木同志很重视从社会上招募有名的科学家到社会科学院工作。同时，注重社会科学院本身的人才培养，为此，专门创办了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乔木同志很注意培养和提拔年轻干部，委任年轻的科学家当研究所的所长、副所长，以及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