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人民日报》成为党中央机关报后，胡乔木是第一任社长。新中国成立，胡乔木担任新闻总署署长，1951年又担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主管的主要是新闻。在制定新闻工作方针政策、领导新闻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更加显示出胡乔木作为新闻学家的敏锐、精深和渊博。1956年为贯彻“双百”方针，他又代表中央领导《人民日报》的改版工作。50年代他为办好《人民日报》倾注了心血。他的基本工作方法，还是一如既往：写稿、改稿和报纸评讲会。据粗略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60年代初十余年间，胡乔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和审改的评论和文章总计近五百篇，其中国际评论约二百篇。《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成为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杰作。
进入新时期后，胡乔木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继续关注并不断推进新闻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许多篇热情讴歌改革开放的短评、杂感、随笔。同时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致力于扭转思想战线上涣散软弱的状态，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新闻工作中的表现。
胡乔木毕生写下的大量社论、时评和新闻，为中国新闻工作者留下了珍贵的范本。他对新闻工作的大量论述和关于新闻学的系统讲座，则是他长期从事新闻写作、领导新闻事业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毛泽东新闻思想和实践的结晶，构成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基础。
关于办报方针胡乔木提出，《人民日报》“要坚持正确的办报方针”。他多次强调，“报纸是党的工具，是帮助党推动工作前进的”。报纸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报纸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要报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形势、成就和问题。1950年3月，他对改进报纸工作提出三条意见：一要联系实际，二要联系群众，三要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指出：报纸是给群众看的。报纸是用来向群众讲话的。要把我们的报纸当作表现群众生活中重要问题的工具。要把群众的兴趣逐步引导到政治上和建设工作上去。并指出：有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报纸才有声音。在报纸上进行批评，对于共产党的报纸来说，应该是一个根本原则。
在1956年7月1日为《人民日报》改版写的社论《致读者》中，胡乔木对报纸的性质和办报方针作了这样的表述：“《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从它创刊到现在，一直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明确了党的各种报纸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提出要“扩大报道范围”，多发新闻，发多方面的新闻，广泛反映国内国际生活里的重要的、新的事物；要“开展自由讨论”，加强“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的功能，明确表示在我们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并不一定都代表编辑部的意见；从此在报纸上开展了工作问题和思想学术问题的讨论。《人民日报》改版对冲破教条主义和党八股习气的束缚起了积极作用。
胡乔木又注意警惕右面来的干扰。1982年春，有人曲解“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的命题，提出“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的说法，为新闻工作摆脱党的领导制造理论根据。胡乔木及时指出，这种说法“离开阶级分析的方法”，“难以成立”。问题的实质是对党不信任。胡乔木阐明：“共产党的党性，只能来源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因为共产党具有这种先进性，所以它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如同不能把近代无产阶级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性说成来源于‘人民性’一样，也不能把党性说成是来源于‘人民性’。”据此，胡乔木指出：“党报必须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既代表党也代表人民的利益，遇有某些复杂的情况需要分别采取适当措施，而不要笼统引用‘人民性’这个含混不清的概念来作为包治百病的药方。”同时他又指出，“我们的新闻事业既是党的新闻事业，也是人民的新闻事业。”“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是有范围、有限度的。对非党的新闻工作就提不到党性原则。”
关于评论胡乔木指出：“评论是报纸的灵魂，是报纸的主要声音。”“党所以要办报纸，就是因为要对各种事情发表党的意见，发表评论。”他说：“报纸需要各种形式的评论，标出‘评论’的是评论，没有标出来而内容带有评论性的也是评论。”“除了社论之外，还要有四五百字或六七百字的小评论。”还要创造各种形式的评论，特别是“评论性的消息”、“评论式的报道”和“报道性评论”。对怎样写好评论，胡乔木有很多精辟之论。他说：“评论要言之有物，有的放矢。并不是不要原则，而是要原则同具体相结合，而且生动的东西要多一些。”评论文章的题目越具体越好，结构不要平淡，文章要有变化，有波澜，有辩论，有疑问，有批驳，有激动。好的文章应当是夹叙夹议的。要把抽象的东西和具体的东西适当地结合起来。只有全面反映出事物的两重性——反映本质，又反映现象，才是生动的、全面的。评论文章要写得有兴味，要议论风生。好的评论，都有一定的幽默。评论里真正的幽默，能够把矛盾摆到一个很尖锐的位置上，使评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关于新闻、通讯早在1942年为改进《解放日报》的工作，胡乔木就提出要善于把每天发生的丰富的和有教育意义的新的东西写成新闻和通讯来供给报纸；我们最需要努力发展的，是好的新闻和通讯。报纸的生命主要寄托在大大小小的新闻和通讯上面。他认为，只有详细大量地占有材料，把情况吃透，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文章才能写得有深度，有立体感，生动活泼，让人爱看。他以为记者不定点、满天飞更好，写出的新闻和通讯可以上下左右地议论和比较，现在和历史比较，有人物，有场景，夹叙夹议，生动活泼，读者爱看。
关于副刊胡乔木在1946年那篇《短些，再短些！》的名文中要求副刊没有太多的列宁所谓“知识分子的议论”，每天万把字的版面“切实而紧凑地传达着生活和战斗的各个侧面，传达着群众的嘈杂，好比生意旺盛的花园一般！”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胡乔木谈了办好副刊的意见并亲自改写“副刊稿约”，他主张副刊要作为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重要园地，对学术问题和艺术问题，可以有不同意见乃至争论，不要只有一种声音，文责自负，并不是每一篇文章都代表党中央；副刊稿件的面尽可能地宽广，路子不能太狭窄；作者队伍尽可能地广泛，去请各方面的人为副刊写稿。他强调，杂文是副刊的灵魂，要放在首位。要批评社会上的种种不良风气和弊病。稿件的篇幅在一千字左右。此后，《人民日报》的副刊基本上是按照胡乔木的主张办的。
关于多出名记者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新闻单位培养出一批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是胡乔木对新闻队伍建设的要求和期望，带有战略眼光。他指出：培养的办法有两个：一是多写评论和述评，这是一种高层次的新闻报道。二是让记者下去，多跑一些地方，深入调查研究，多写一些有深度的通讯。记者不下去，浮在上面，专跑会议、跑“衙门”，是跑不出名记者来的。他指出：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毕生努力，从三个方面修养自己：一是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方面的修养；二是学术理论、文化知识方面的修养；三是新闻编采业务方面的修养。
关于文风在延安为改进《解放日报》，胡乔木就提出“废除党八股，建立新文风”，“打破一切固定格式”、“建立新鲜活泼、生动有趣的文风”的要求。1946年他又提出“短些，再短些！”的著名口号。50年代，他反复强调改进文风，提出“报纸上的文章总是越短越好”，“要尽可能地删短”，要删到无可再删的程度，使读者感到处处精彩而没有一点掺水的地方。“报纸上的文字应该力求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而且言之成章。”“尽量把文章写得有条理，有兴味，议论风生，文情并茂。”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胡乔木总结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经验教训，把革命文风同科学态度联系起来进行论述，指出“科学态度是革命文风的基础”。“有了科学态度，我们才谈得到革命文风。”科学态度有两个基本要求：“要求对客观真实的忠实。忠实于实际，而不是忠实于个人的愿望、忠实于个别原理、忠实于个人”；“还要求对客观事物作一种全面的历史的探讨，要求找出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他很有针对性地指出，要树立革命的文风，“必须自觉扫荡八股和诡辩”。“革命文风不能从写作过程本身来解决。它只能从对于客观事物和人民群众要求的深入观察，革命斗争的锻炼，革命理论的掌握，以及对写作主题的认识来解决。”
三、文字改革和汉语规范化研究
早在青年时代，胡乔木对语言文字的研究就怀有浓厚的兴趣。对汉字改革十分关心。1930年他还是一个高中生，就发表了研究淮扬方言语音的文章。1935年作《向别字说回来》，以鲁迅的《从“别字”说开去》为因由，阐述自己对简化汉字和拼音化的看法。他还发表了一个《全国拉丁化汇通方案》。当时他是赞成用拉丁化新文字取代汉字的。
新中国成立后，适应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生活的需要，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文字改革工作。1949年10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胡乔木受毛泽东委派，为发起人之一。1953年10月又任中共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主任。1954年10月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承担文字改革三项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胡乔木是制订《汉字简化方案》（1956年国务院公布），《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全国人大批准）的主要参与者，《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6年）也是他负责起草的。对这三个法规性的文件，他都在重要会议上或作专题报告，或作详细说明。他的学术思想和观点，在制定这些重要文件的过程中得到阐述和论证，也被这些文件所吸收。
关于简化汉字胡乔木指出，“简化汉字，首先是对已经存在的事实的承认。”“简体字的存在实在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汉字简化是历史的趋势，为了减轻学习汉字的人的负担，必须简化汉字。”“现在简化的办法，可以说是一种革命的改良”，“是适合于群众的迫切需要的”。
关于推广普通话胡乔木指出，语言不统一，使得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遇到许多障碍，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生活里面的一个尖锐问题。推广普通话，对于政治、经济、文化来说，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汉语本身的发展，对于文字改革，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推广普通话，“首先要把标准语确定下来”，“汉语应有统一的语音”。为此，他提出要研究方言，实行有系统的方言调查，要研究汉语的语汇、语法。在1956年起草《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时，胡乔木概括语言学界的意见，提出汉语统一的基础，“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并历史地、具体地说明这种“汉民族共同语”“是汉语历史发展的自然的结果”；推广普通话，“是促进汉语达到完全统一的主要方法”。
关于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在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说明中，胡乔木从对北京话同上海话、武汉话、南京话等方言的对比中，分析北京话语音清浊、尖团、声调（调类调值）的特点，说明拼音方案为什么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道理；从对比分析汉语和印欧语系诸种语言的不同，说明拼音方案为什么采用拉丁字母为工具而又不完全遵守国际上使用拉丁字母习惯的道理，都有很强的说服力，有很高的学术性。
胡乔木是汉语规范化的倡导者之一。胡乔木认为，“在语音方面是统一的，在语法方面、词汇方面是合乎现代汉语规范的。这样子，我们的语言才能够进到完全成熟的阶段。”为此要做许多科学工作。语言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发现语言里面的客观法则。建立和推行语言标准，这就是实现规范化。他指出：汉语方言分歧严重，使汉语规范化工作显得特别重要和迫切。要把汉语规范工作当作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胡乔木不遗余力地为汉语规范化而努力。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在胡乔木主持下撰写的《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接着经他组织，连载了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胡乔木特别重视词典编纂和方言调查。在《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明确规定任务：1956年上半年完成《汉语拼音方案》；1956年编好确定语音规范为目的的普通话《正音词典》；1958年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的《现代汉语词典》；1956年至1957年完成全国每一个县的方言初步调查。在日常生活中，纠正《人民日报》和出版物（从青年到名家）语言使用上不规范的毛病，成了胡乔木的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