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
潘汉年被囚禁的最后几年里，我有幸（其实应该说是不幸）能见到他，那时我已经是洣江茶场的“老犯人”了。
洣江茶场即湖南省第三劳动改造管教队，犯人们给家属写信的时候，则只能写“寄自茶陵第二十七号信箱”。我的八年劳改生涯，就是在这个地方度过的。
建场之前，这个地方叫作“米筛坪”，意思是一大片不能蓄水的荒坪，天上落下来的雨水像倒进米筛，一眨眼全漏光了。可是，经过一批又一批劳改犯人的手挖肩挑，到我去时却已成了“水旱保收”的丰产茶园。过去有本叫《湖南》的大型画册，“山坡上多种茶”标题下的彩色照片，拍摄的就是这个地方。——当然犯人一个也看不见，在绿油油的茶园中采茶的，都换成穿红着绿的“革命群众”了。
茶场不光是种茶、采茶，还有规模甚大的茶叶加工厂，生产出口换汇的红茶。制茶需要各色各样的机械，因此又有一个机械厂。在机械厂干活的，绝大部分是犯人，还有刑满留场就业人员，也有一些工人。我因“反右”离开报社后，凭着解放前学过几天“用器画”（这是个日本名词，如今叫“制图”），就靠绘制机械图纸为生，一直混到自己“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捕判刑十年的时候。到劳改队后，这里正缺绘图人员，就把我派到机械厂来了。
大约在一九七四年底或一九七五年初，管绘图室的干部忽然交下一项任务，要在关押反革命犯的二队和关押女犯的一队的监房旁边各盖一栋小平房，叫绘图室赶快画施工图，编造预算。这两栋小房子是干什么用的？盖起来以后让谁来住？干部照例不说，犯人和就业人员也照例不问。
负责画土建图纸的就业人员，劳改前在煤矿工作，和我这个犯人的关系还算好。我们有时可以比较随便地谈几句话，用不着害怕对方加油添醋去检举揭发。
“这房子是起给什么人住的呢？”
“谁知道，反正不会是给你和我住的就是了。”
“会不会是给管教干部住的呢？”
“不可能，干部从来不会住在靠犯人这么近的地方。”
“给起专门的小房子，还有女的，是谁被送到这个地方来呢？”
我在被捕之前，从大字报上看到，胡风被判刑后关在四川，是夫妻一同监禁的，知道咱们国家有这么一种关人的方式。“文化大革命”打倒了这么多人，许多人被永远开除出党，被宣布为反革命，关人的地方当然需要很多，但是，究竟是谁会被关到这个井冈山脚下的偏僻地方来呢？当时我万万没想到押送来的会是潘汉年夫妇。
图纸很快画出来了，预算也造出来了，可是并没有来拿。过了一些时候，干部仿佛顺便似的交代了一声：“这些都不要了。”
为什么不要了呢？干部照例不说，犯人和就业人员也照例不问。我们只知道又有一些做泥木工的犯人，被派到场部食堂和干部宿舍后边，将原来作浴室和炊事员住房的一排小平房改动起来。其中是否有深意存焉，我们当时自然不会知道，现在也仍然不太明白。——也许因为潘汉年妻子董慧的身份不一样（她至少在形式上不算是犯人），必须如此这般吧。
泥木队的犯人，因为劳动性质的关系，跟全场绝大多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整天由武装押着在茶园里集体劳动的犯人不同，是可以在机械厂、加工厂等处分散行动的。大约一九七五年夏天（也就是上述小平房改好后不久），有个泥木队的犯人告诉我一个新闻：新改好的小平房里住进了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婆，看样子是犯了错误的大干部。他们有不少的书，有钱买鱼和蛋吃，抽的又是好香烟，有两个去那里修阴沟的犯人，从老头儿手里弄到了一包“牡丹牌”。
这新闻马上传遍了机械厂的监房，但随即也就产生了后果：“非奉命令，不准接近本队以外的犯人，尤其是特殊犯人。”这证实了我的判断，来者是被当作犯人的特殊人物。但是我仍然没有想到，他就是二十年代的湖畔诗人，四十年代香港和上海的地下党负责人，五十年代上海市的第一副市长潘汉年。
一九四九年八月“参加”时我只有十八岁，过去只在照片上见过潘汉年。但是我曾经爱好过文学，也稍许关注过文艺运动，潘汉年对于我并不是一个生疏的名字。一九五五年，二十四岁的我成了肃反对象。开始时，我抱着幼稚的信徒的心理，宁愿相信这一切都是“革命的需要”。为了“革命的利益”，我应该承认加在我头上的罪名。认为被误解的仅仅是我一个，而斗争总是正确的。但是，后来见到在我看来不仅不是坏人而且是品质和学问都很好的人一个个都成了反革命，肃反办公室却硬要我“反戈一击”去指控他们。被迫这样做了几天之后，反抗假和恶的本能终于在我心中苏醒了，我低声地然而却是坚定地对他们说：“一个人也许应该为了革命的需要牺牲自己，但是革命不应该硬要一个人把别人当作牺牲。”
在那以后，对于报上大登特登的关于杨帆、潘汉年是反革命的消息，我也就不敢相信了。对于阿垅、张中晓他们的信件，究竟是文人之间的笔墨，还是反革命密谋，我也就有自己的看法了。而这些，当然又成了一九五七年把我打成“右派”、一九七○年将我判刑十年的根据。
就在关于“牡丹牌”的新闻发生后不久，一九七五年八九月间某一天，我们收工整队回监房，经过场部商店门口时，走在旁边的一个犯人轻声对我说：“快看！快看！站在商店门口的老头！”我一眼望去，是一个身材矮小，面容清癯，头发白多于青而且非常稀疏，穿着一件旧灰色派力司干部服的老者，手里提着一只小竹篮。再一看他的面貌，似乎像一个什么人，可是又全然不能记起。一面看，一面走（犯人在行进中是不许出列的），很快就走过商店了。我忙问那个犯人：“他是谁啊？”“特殊犯人嘛！”“真特殊！”旁边走着的犯人也议论开了：“准许他到商店买东西哩！”“我还看见过他到邮局取报纸。”“听说还拿几十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莫讲，莫讲了，队长在注意我们了。”
那时正在“批林批孔”，有个造反派工人当了我们的队长，这是个性子直爽的北方人，凭良心说对我并不坏，只是常常“说话走火”，“原则性不强”，粉碎“四人帮”后听说受了批评，后来自己请求调离了。他常找犯人谈话，进行“形势、政策、前途教育”，“最高指示”是少不得要背诵的：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这样的人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造反队长”越说越兴奋，忽然想起应该联系实际了，伸出一个手指头，对着我点一点：“钟叔河！你当然也不杀啊！”他意味深长地说：“不是没有可杀之罪啊！现在呢？不杀，一个不杀。这就是政策，英明的、正确的、伟大的政策。是不是？你说！”
停了一下，“造反队长”见我没有回答，又继续说下去：“一个不杀，这是事实。潘汉年也没有杀，你们不是都看见了吗？”
我一直微笑着听着“造反队长”的训话，老实说，我对他颇有好感，我觉得他倒有一股想把工作干好的热情。我想把他说的话和他说话的神态尽量记下来，想研究他这个人物。可是，听到这里，我心中一动，不禁“啊”了一声。
“是嘛，你也不能不感动嘛！”“造反队长”为他的教育引起了我的反应而高兴了，“该杀的我们都不杀，养起来。潘汉年就养在我们洣江茶场。中央交的任务。这是不能让你们知道、议论的事情。你表现还不错，图纸画得很好嘛。告诉你，让你相信党的政策。潘汉年还不杀，你就更不得杀了，是吗？嗯？”
我漠然地点了点头，心里却在想：潘汉年，潘汉年，我知道了，难怪在商店门前一眼望去似曾相识。你创造社的青年作家，你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竟也到这个劳改农场来了吗？
虽然“造反队长”嘱咐我“不要说”，我还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另外几个知道潘汉年名字的犯人。渐渐地，所有的犯人都知道了，住在小平房里的是“不杀”的原上海市第一副市长，当然许多人是通过别的途径知道的。
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六年冬季以前，潘汉年的身体还比较好。他曾经多次到机械厂的木工间来买引火柴。自己到值班室交钱，到木工间捡柴，过了秤，放在篮子里自己提回去。好几回，我在值班室前和木工间里（我去那里帮助做翻砂木模的犯人看图纸）遇到他。他那清癯的脸上总是那样安详、恬静，有时候在我看来还略带矜持。
有一次，木工间没有小块柴火了，只剩下一些大块头。潘汉年将大块头往篮子里装时，篮子倾倒了，恰巧我在一旁看到，赶紧走近去帮助他扶住。他对我说道：“谢谢！”声音很小，但是清晰、凝重，完全不像在劳改队里听惯的声音。
“潘老！”当两个人同时弯着腰侍弄篮子时，我轻轻地喊了他一声。
潘汉年没有回答。他只把脸孔正对着我，注视了片刻。脸上的表情仍然安详，恬静，但是也含有几分疑惑，因为我是个陌生人，又是湖南口音。
“我叫钟叔河，一九五七年的‘右派’，攻击‘文化大革命’，判了十年。”我急急忙忙地、低声地向他吐出这一串不连贯的字句。不知道为什么，甚至事先连想都没有想到，会在有机会碰到他时，对他讲这些话。在关押五六年，被迫和社会隔绝五六年，在整天是“请示汇报”“交心交罪”“坦白检举”的气氛中，恐怕是遇到任何一个自己认为可以交谈的人，都会这样迫不及待希望向他讲上几句，甚至是一句半句也好的吧。
他脸上的疑惑消失了，恢复了安详，用同样轻轻的声音说了一句：
“相信人民。”
哦！相信人民。我们当然应该相信人民，但人民在哪里呢？
可是，不能继续说了。木工间里此时虽然没有干部，却颇有几个喜欢汇报的“改造积极分子”。有一个已经停止工作，在注意我是否“违犯监规”了。那是个因强奸女知青而判刑的木匠，幸而他只能注意类似向别人伸手讨烟抽之类的“问题”。
这样又过了好几个月。有一次，我奉命去邮电所取犯人订阅的杂志，单独行动，在邮电所前又碰到了潘汉年。
他显然已经认识了我。他的目光除了安详、恬静而外，又增添了一丝友善。
“您好！”我四顾无人，又忍不住向他说了起来，“您难道会永远在这里关下去？我是想不通的，我要申诉。申诉有没有用我不管，总要把我的道理讲出来。”事实上，我已经在写申诉了，一年一篇。
他仍然没有做声，只凝望了我一眼，轻轻地摇了摇头，不知是示意我在这种环境下最好少冒风险呢，还是对我讲的情况表示惋惜，然后就提着篮子（篮子里放着报纸）走过去了，只轻轻地说了一句：
“你还年轻。”
我还年轻吗？一九七六年我是四十五岁，也许正是“为人民服务”的大好时光，可是，十年徒刑还有五年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