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这是陆放翁《秋夜读书每以二鼓尽为节》一诗中的名句，“白发无情”而“青灯有味”，衰飒中别具生意，周作人因之而成“依然有味是青灯”诗句，钟叔河先生再以周诗为文题书名，可以说是灯灯相照，也可以说是一灯相传。
《走向世界》序
钱钟书
我首次看见《读书》里钟叔河同志为《走向世界丛书》写的文章，感到惊喜，也忆起旧事。差不多四十年前，我用英语写过关于清末我国引进西洋文学的片段，曾涉猎叔河同志所讲的游记、旅行记、漫游日录等等，当时这一类书早是稀罕而不名贵的冷门东西了。往往由于作者的强充内行或自我吹捧，他们的游记——像大名流康有为的《十一国游记》或小文人王芝的《海客日谈》——往往无稽失实，滥用了英国老话所谓旅行家享有的信口编造的特权（the traveller's leave to lie）。“远来和尚会念经”，远游归来者会撒谎，原是常事，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叔河同志正确地识别了这部分史料的重要，唤起了读者的注意，而且采访发掘，辑成《走向世界丛书》，给研究者以便利，这贡献是不小的。
我的视野很窄，只局限于文学，远不如叔河同志眼光普照，察看欧、美以至日本文化的全面；更不用说，我对那一类书，也没有像他这样耐心搜罗和虚心研读。李一氓同志和我谈起《走向世界丛书》的序文，表示赞许；晚清文献也属于一氓同志的博学的范围，他的意见非同泛泛。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素有研究的李侃同志，也很重视叔河同志的文章和他为湖南人民出版社所作的规划。我相信，由于他们两位的鼓励，叔河同志虽然工作条件不很顺利，身体情况更为恶劣，而搜辑，校订，一篇篇写出有分量的序文（就是收集在这本书里的文章），不到三年，竟大功告成了。
“走向世界”？那还用说！难道能够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吗？哪怕你不情不愿，两脚仿佛拖着铁镣和铁球，你也只好走向这世界，因为你绝无办法走出这世界，即使两脚生了翅膀。中国“走向世界”，事实上也是“世界走向”中国；咱们开门出去也由于外面有人敲门、撞门，甚至破门、跳窗进来。“闭关自守”“门户开放”那种简洁利落的公式语言，很便于记忆，作为标题之类，大有用处。但是，历史过程似乎不为历史编写者的方便着想，不肯直截了当地、按部就班地推进。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有时大开着门和窗，有时开了或半开了窗却关上门，有时门和窗都紧闭，只留下门窗缝和钥匙孔透些儿气。门窗洞开，难保屋子里的老弱不伤风着凉；门窗牢闭，又怕屋子里人多会气闷窒息；门窗半开半掩也许在效果上反而像男女“搞对象”的半推半就。谈论历史过程，是否可以打这种家常庸俗的比方，我不知道。叔河同志的这一系列文章，中肯扼要，娓娓动人，不仅增添我们的知识，而且很能引导我们提出问题。
一九八四年三月
（一九八四年五月八日《人民日报》）
《走向世界》与中国近代文化
龚书铎
钟叔河同志著的《走向世界》，已由中华书局出版问世。这是《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的一种，也是这套丛书最先同读者见面的一种。
《走向世界》介绍了近代到过外国的二十三个人物，他们当中有的就读美国，有的出使欧洲，也有的东渡日本，并留下了日记、游记等作品。这些人物的身份、地位不尽相同，思想认识和政治态度也很有差异，其中如郭嵩焘、薛福成、黄遵宪等人都不同程度地主张吸收西方文化，而刘锡鸿却极其顽固守旧。作者以人为经，以书为纬，纵横交织成一幅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描绘世界的图卷，反映了中西文化矛盾冲突的情景。
西方文化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移植，是跟书中介绍的这些“走向世界”的人物分不开的。当然，在八十年历史中，“走向世界”的人物并不只是书中涉及的，为数还相当多，有些人如严复、孙中山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更大。另外，也还有不少人虽然没有到过西洋或东洋，但他们却注视着世界，并从西方文化中去吸取养分，例如林则徐、魏源、冯桂芬、郑观应、谭嗣同等就是。不论是“走向世界”或未“走向世界”，他们都是为了改变祖国落后贫弱的面貌，一代又一代锲而不舍地去追求探索。正如孙中山说的：“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这种种都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
近代中国吸收的西方文化，除去中国人到国外直接体验后介绍回来的外，还有到中国来的外国人——主要是传教士——传播进来的。西方传教士确有在中国干坏事的，但也不尽如此。传教士带来了宗教迷信，散布了殖民地意识，但也传播了对中国近代社会有积极影响的西方文化，简单地加以否定，并不能解决问题，需要的是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
西方文化传进来之后，冲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西既发生矛盾冲突，又出现融合会通。中西文化关系，成为近代文化史的一个主要问题。人们议论纷纷，提出了各种主张，设计了不同的方案，诸如“师夷长技”“中体西用”“中西会通”“全盘西化”“本位文化”等等。中西文化问题，长期争论不休。时至今日，“全盘西化”“复兴儒学”仍然是人们热衷议论的话题，看来问题并没有解决。回顾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似乎可以看出，全化既不可能，复兴也难以实现。孙中山讲过，对西方文化不能“全盘照搬”，对“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这是否更合乎实际？
文化是社会和时代的现象。中国近代文化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发生发展的，它不能不带有这个社会和时代的特征。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就不能忽视探求它和这个复杂的社会的关系，它们反映的时代精神和风格，它的基本形态和结构，以及它在这个社会背景下发展演变的过程、性质和特点，它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地位。
我们祖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地区之间，民族之间，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从总体上讲，各个地区、各个民族都为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过应有的贡献；但是，这种贡献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自己的特点体现出来的。滨海地区的文化不同于山区的文化，上海的文化有别于北京的文化，即如湖南，在近代曾经出现一个文化群体，并且延承发展，影响很大。至于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和特点，也是非常明显的。研究这些现象，应该是近代文化史的一个任务。
文化这个总系统是由许多部门文化构成的，诸如哲学、文学、艺术、教育、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科学……一部中国近代文化史，固然不应简单地把各个部门文化拼凑在一起了事，但也离不开各个部门文化的基础。需要探讨部门文化与整个文化系统的关系，各个部门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各自所占的地位。
拉杂写了这些，不过是从《走向世界》一书引起的随想。或者可以说，这是我们组织编辑这套《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的一些不成熟、不全面的想法。如同“编印缘起”所说的，“既包括理论性的探讨和综合性的论述，也包括专门领域或具体问题的研究”。事实上也是如此，除已出版的《走向世界》外，目前正排印或撰写的如近代开拓者的足迹、近代经学、近代民俗、近代文化概论、传统文化与近代、西学与近代文化、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等等，或是综合性的，或是某一专门领域的，或是某一文化人的，涉及方面比较广泛，不拘一格。文化史的研究还带有探索性，需要时间，还是先不要做各种限制，更有利于发展。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
读《走向世界》
王庆成
钟叔河同志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受到读者的欢迎；现在，他又以所著《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一书贡献给学术界。
《走向世界》共二十三章，依年代先后，介绍、论述了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二十多位中国人游历欧美、日本的见闻和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其中有林 、斌椿、志刚、张德彝、罗森、容闳、王韬、李圭、郭嵩焘、刘锡鸿、黎庶昌、曾纪泽、徐建寅、薛福成、何如璋、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单士厘等。这些人大部分是奏派出游或出驻国外的。其中不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各有著作行世，但很少从“考察西方”的角度被加以专门研究。另一些人则不大为学者注意，经作者多方搜访发掘，获得他们记述海外生涯的著作，在本书中加以介绍论列。如开篇介绍的林 和第八章介绍的罗森，他们与外国商人、教士有密切关系，但事迹不显，少为人知；第二十三章《唯一的女子国外游记》所介绍的单士厘，是清末外交官钱恂之妻，一八九九年起随其夫到日本、欧洲，作者根据她的著作介绍了她对西方文化艺术的认识。这些人物在通常的近代史研究中是不见经传的，他们在中国认识西方过程中所留的痕迹，赖有钟叔河同志的所编所著而得以为读者所知。
本书的写法是以人物为主，逐人介绍、研究他们出游西方的事迹和对西方社会的认识。作者对于每一位对象都是细心地加以描绘的，对王韬、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等人着墨尤多尤浓。王韬是近代知识分子中最早与西方人士有密切交往的人物之一。他在旅英期间，对西方的科学、教育、物产、民风都极为推崇；在他的笔下，当时的英国就是理想社会。作者认为王韬在一八四〇年至一八七〇年的三十年间完成了由一个封建士大夫到资产阶级政论家的变化，是思想始终能走在形势发展前面的人。关于郭嵩焘的一章中，作者对影响郭嵩焘的社会历史因素和他的鲜明个性，对郭在鸦片战争期间和咸、同年间接触洋务洋情以及他由此形成的对外国的看法，有比较深入的分析和讨论，而重点则在论则他在一八七六年奉使英国以后所体认的“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和封建主义的落后性”。作者分五点对此加以概括：批评中国二千余年的封建专制主义，认识到“非民主之国则其势有所不行”；肯定西方教育制度，主张办学校、派留学生；作为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修养的学者，对中西政治哲学和伦理观念作了比较研究；反对“内中国而外夷狄”的封建虚骄观念，主张开放和学习西方；对国内洋务派的脆弱和虚假提出了批评。关于曾纪泽，作者介绍了他“由通西学而入洋务”的事迹和他的外交生涯、成就和主张，而尤为令人感兴趣的是以“曾国藩的影响”为题，专节论述了曾国藩的思想和家庭教育对曾纪泽的影响，认为曾国藩对西学和洋务的根本观点，是曾纪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薛福成，作者着重于讨论一八九○年他奉使英、法、意、比四国后对西方文化的看法，认为他在出使期间对西方富强本原的认识在逐渐加深，不但批评了把“西法”只看成“制器、军火、船械”的错误，也纠正了他自己以往只注重经济问题，比较忽视政治、社会等方面的缺陷。作者认为薛福成是从洋务派向维新派蜕变的人物。
这本书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之一。以钟叔河同志这本考察西方、认识西方的著作作为丛书的第一种出版，是有理由的，因为中西关系问题可能是近代文化史的最大问题。近代中国之认识西方，西方文化之影响中国，不是在和平交往的形势下，而是在西方国家用武力打破中国的大门、侵略日益加深的历史时期中进行的。作者在“代跋”中说道：我们民族从封闭社会走向现代世界的历史，“既是西学东渐史，又是反帝斗争史”。但在具体的论述中对这一点注意不够。像林则徐这样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反帝斗争史”的开创者，似乎应在“考察西方”的过程中占一席之地。
（一九八六年六月九日《人民日报》）
《〈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序言
李一氓
中国自成为一个国家以来，就朝代而论，只有汉唐两代最为开放，最具有世界性，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力量充满自信，不搞锁国主义。所以“汉”成为我们民族的族称，而“唐”亦为汉族之异名，直到现在。其他的朝代，如宋、明、清则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出息不大。明代初年，“三宝太监下西洋”，不论其动机如何，总还算是从海洋走出了中国的大门，显示了当时在造船航海技术上的成就，可是炫耀了一阵“威风”之后，就偃旗息鼓了。至于其他朝代，三国、晋、南北朝、元，则另是一种情况，为自身的纷乱所困扰，就说不上什么开放或封闭了。史书著录了汉代张骞、班超这些人远至异域的亲身见闻；唐玄奘游学印度后写了《大唐西域记》；明代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写了《瀛涯胜览》，费信写了《星槎胜览》，巩珍写了《西洋蕃国志》。他们的活动记载，使中国人大开眼界，知道除了长安、洛阳、北京以外，还有一个广阔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