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算成熟了。已经四十八岁了。好不容易才成熟的。你却要我提意见，而且要我多提意见，不是又把我拉回去，拉回到那种不成熟吗？依不少人的眼光来看，成熟的人是不会随便提什么意见的。要提也是尽讲好话，讲人乐意听的好话。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对我这号人。我虽然已经成熟到能把自己的嘴闭住，不去评说别人的事情，但若真的给我机会，要我提出自己的意见，恐怕我就很难保证说得恰如其分了。
我心里很清楚我还是很不成熟的。跟你讲句老实话，也许我这一辈子想成熟都很难了。借用他人的一句话：“他还没有长大呢！”但愿老天多给时间，让我能够长大才好。
你应该是长大了的。你都已经八十了。八十岁还长不大，在某些人的眼光里，怎么都说过不去的。不过，看了这首诗，我就不敢保证了。如果从诗看你的话，你好像也不大，或者长得不够大。你在你的心灵中好像还是一小孩。
你真的只是一个诗人。诗人总是年轻的。不年轻，又怎能写出如此青春的诗？
你真的只是一个孩子。一个长大了的孩子。一个很老了的孩子。这样说，听起来，虽然有点不恭敬，却是非常亲近的。能与一个孩子亲近，总是非常快乐的，总是非常幸福的。
如果非要我谈诗，我就不说好的了。好的，龚旭东①的评论已经说得很充分了。我完全同意他的评论。我在这里只挑刺。
我觉得还是散了点。就像诗的标题一样，不但要写妈妈，而且要写我，还要写我唱的歌，还要写这三者之间潜伏着的那种关系，即使是长诗，笔墨也难兼顾吧？何况这诗还有点抒情叙事结合的味道。读后，我觉得这三点都还有点不到位。我的形象和妈妈的形象都不如我渴望的（我怀有多大的渴望呀！）那么凸出和鲜明。我没有获得极大满足。
是不是笔调太雅了？这点，真还拿不准。
那个不听话的孩子，野得好像不太够！
还不是一个野孩子！
在中国，野孩子确是不多的，尤其是心灵，特别是思想，大多是规规矩矩的。
我想象这首诗应是，一个野孩子在人生的路上跑累之后，跑得提不起脚的时候，风里雨里，骄阳之下，蓦然回首，看见妈妈，孤单地伫立田塍尽头……他想重回妈妈身边，想再对妈妈说点什么，想再为妈妈做点什么，可是现实却不可能……
当然，这只是我的想象，是我从你的诗行中所看见的我的诗。
我不是一个好读者，由此已可清楚见出，又有什么办法呢？
小时候，妈妈曾经对我说：“娘疼崽，大路长。崽疼娘，扁担长。”
事情真是这样的吗？当时，觉得不好回答，或者说是不好反驳。现在回过头来看，情形还是一个样，还是觉得不好说。
“娘疼崽，大路长。”这是一点不假的，我的母亲就这样。
“崽疼娘，扁担长。”心里虽然不同意，但是若和母亲比，也要说是大路长，又觉得实在不能比。
母亲疼儿子和儿子疼母亲，确实不是一样的。什么地方不一样？心里有感受，说却说不好。
① 龚旭东，文学评论家，现任《三湘都市报》副总编辑。
我也写过诗给母亲，收在《剪影》的《泪》里面：
妈妈，你见过
你的儿子流泪吗
你会说，你见过
在他那么小的时候
妈妈，你见过
你的儿子流泪吗
在他长大成人之后
恐怕你只能摇摇头
妈妈
不是儿子长大了
所以不会流泪了
妈妈
是你的儿子长大了
眼泪只能往心里流了
不敢说有很多的诗意，感受却是实在的。
面对妈妈，看看人生，心里多的只是惭愧。
有时，我也曾这样想过，是否能有那么一天，我能自信地这样说：妈妈，我所过的人生，无愧于你给我的肉身！但，现在却不敢这样说。因为我心里非常明白，我这肉身所有的思想，很多不是自己的。我这肉身所过的生活，很多是他人规定的。
我为自己感到惭愧。我对母亲只有歉意。
我很同意你的话，“诗来自现实，现实最美”。
《妈妈，我，和我唱的歌》是一首来自现实的诗。不论满足不满足，我都喜欢这首诗。真的非常感谢你，能让我读到这样的诗。
周实
2002年4月23日
他看后也回了信，也是一封公开信，信的题目很温馨，《人生难得是知音》：
周实兄：
你好！
你那篇用书信形式写的诗评《诗来自现实……》，我读到了，非常感谢你。那首诗，是年轻时的习作，大概因为多少凝聚了当年的某些美好幻想，这回整理旧作，有点舍不得，保留下来了，也是想借此听听朋友们的意见，毕竟对自己来说，曾经是寄予期望，也付出了努力的，尽管始终不很满意，也知道那只是一个逝去岁月留下的痕迹。正如你指出的，这样的大题材在大师笔下，完全可以写成史诗型的巨制，而我却只能是“妈妈”“我”“我唱的歌”三者都没有直立起来的平淡的“叙事加抒情”，这还是次要的，特别要感谢你的是，你还指出那个根本性的问题：“笔调太雅”。我体会，这“雅”还不能不是创作心态的折射。本来，“应是一个野孩子”，结果却“野”不起来，于是整个作品失去应该有的力度，“雅”了，“文”了。
回想起来，野不起来是有种种躲不开、摆脱不了的因素的。少年时代，有那么一种精神需求，渴望拥有一个精神支柱，一心一意要革命，要革命就必须有信仰，有信仰就必须有行动。信仰是成理论体系的，生来就很感性的我，对于理论这东西总觉得很玄，一知半解都谈不上；行动，生来爱幻想的我看得很浪漫主义，很有不怕抛头颅洒热血的气概，但也没有能发展到所谓的个人英雄主义那个地步，其实革命行动不浪漫，要讲纪律，倒也知道收敛自己，也知道必须是集体行动，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对反动派可以是狼，干革命必须是经受严格训练的战马，这里就有个底线：不可以有个性、个人意志。就这样，对旧世界，不守规矩多少做到了，真正的野却做不到。
幸好还可以保留一点点个人爱好，对集体行动无害的、或许有时还有一点用处的个人爱好，在我，就是文学爱好，学习写诗的爱好。说实在的，我的信仰，我的历史认识、社会认识都是感性的、情绪性的，因为都是从文学作品得到的。俄国革命初期的文学作品《铁流》《毁灭》，中国的鲁迅先生的小说、散文诗、杂文，《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等等，组成了我的“历史社会百科全书”。那结果是，想做个合要求的革命红小鬼，最后却被认为是个反面人物。但也不算冤枉，我确实太“雅”了些，太唯美，苏俄的文学作品我就只爱看革命初期的，因为很新，很先锋。什么主义什么流派我不在意，思想性高不高我不在意，能感动我的我都喜欢，这样就形成了你所说的“太雅”。我体会你指的不只是文本，还有内在的东西，你这一说说到我的心坎上了，我确实是这样，是想逃到美里，逃到诗里，也因此永远“长不大”，永远是个“孩子”，和你一样，永远“成熟”不了。
当然，不用我说你也明白，我们说的这个成熟与别人期望和要求于我们的不一样。那样的话，今天我会“成熟”成什么样，我都怕去想它了。然而，二十多年来我也确实成熟些了，过程是曲折痛苦的，丢掉那些很玄的又深入到骨髓里的东西可真是个大工程，持之以恒吧，总有一天成熟到真正“野”起来，那该多么好，到那时可能真正唱出自己的歌了。
人生难得是知音，因为高兴，拉杂写下这些，表示感谢，更表示在你的鼓励下，为了报答知音，我会努力，希望有一天会写出让知音多一点满足的诗。再一次感谢你！
现在来看我的信，写得真的很冒失。我怎么会那样写？还拿自己的诗说话！我真的是“不成熟”，我真的是“长不大”，一辈子都“长不大”。我也不知我当时是怎么了，鬼使神差。
我与他的联系密切是从创办《书屋》开始。《书屋》创刊号的头题就是他为我们写的他读莫泊桑的札记。那是一篇独特的札记，每则三百来字，一共写了近六千字。那年他已七十五岁，文字还是那么活泼，充满了年轻人的朝气，看他如何点评《首饰》：
这确实是不朽的典范，是莫泊桑的温和但又冷峻的风格所能达到的高峰，短篇小说艺术所能达到的高峰。莫泊桑笔下的人物，有不少是这类被庸俗生活压碎的糊涂虫，在他们背上，如同被雷击毙者似的，写着不合理社会的罪状，而他们却往往并不值得同情。
高度严整的五幕悲剧似的结构，这里可以学到的东西是那么多，题材被压缩得多么好！晚会前，晚会进行中，晚会后；没有首饰时，借到首饰时，丢掉首饰时。强烈的对比，而且是一再加强的强烈对比，但却一点不做作，一点也不叫人觉得生硬（对比是容易流于做作和生硬的）。也许因为写的是短篇，短篇只能这样写。但是如果不用短篇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形式能够表现它？我只能相信：这是艺术上的高度成熟，而如果不是对生活的高度敏感和严密观察，就不可能有这样圆满的成熟，从而也不可能如此明确、精练地表现生活。
他自己也一样，比如他的那首《家》，他所写的那只蜗牛，不也同样明确、精练地表现了生活吗？关于他的这首《家》，我也写过一点文字：
认识彭燕郊先生是读他的《家》。
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时，二十六七岁，如今已经五十多了。
读毕的感觉是无言，很久很久的无言。
心里感到一种震撼，一种很深很深的震撼。
这震撼，不但深，而且大，一种无言的巨大。
活在这个人世上，我们感觉很多很多，那种感觉却是不多。
那是一种什么感觉？那是好多好多的感觉，却又说不出的感觉。
你会想到好多事情，想到好多好多人。
你会想到他们的命运，真的就像那只蜗牛。
那样一只手，那样随意的，那样漫不经心的，就把它的家碎了。
为了什么呢？什么也不为。
或者只是一时高兴？或者只是不太高兴？或者只是有点无聊。
你会生出一种愤怒——那愤怒是压抑的，低沉的，缓慢的，就像子弹压进枪膛，一粒，一粒，压进枪膛。
你会生出一种悲悯——既悲自己，又悯他人。
就是那手，也难遮天——那手上面还有手，那手旁边还有手，那手搓揉着，那手绞动着，那手握成拳，那手拍出掌，那些各种各样的手。
这样的诗，只读一遍，也是不会忘记的。
这样的诗，让人看见，诗人是个怎样的人，怀有一颗怎样的心。
他是孤独的，即使身处队伍之中，即使身处潮流之中，他也是很孤独的，但他相信自己的文字，自己的声音，不孤独。
他的心，也独特，独特得是那样敏感，就像那只蜗牛一样，一粒沙子，一片草叶，对他也是锋利的。
他能感到那种锋利，感到那种无形的锋利，那种锋利无时不在，那种锋利无处不在，随时都会伤害人，伤害好多好多人。
我很感谢燕郊先生，感谢他写了这样的诗。
这样的诗能让我们看到自己怎样生存，遐想应该如何生存。
先生简介
彭燕郊（1920-2008），原名陈德矩，福建莆田黄石人，“七月派”代表诗人。一九三八年后历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宣传队员，军战地服务团团员，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常务理事、创作部副部长，《广西日报》编辑，《光明日报》副刊编辑，湖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湘潭大学中文系教授。一九三九年开始发表作品。一九五五年受“胡风冤案”影响，被错误地下放到长沙市街道工厂劳动至一九七八年。有《彭燕郊诗文集》一套四卷行世。其代表作主要有《东山魁夷》《小泽征尔》《钢琴演奏》《混沌初开》等。其晚年创作的逾千行长诗《生生：五位一体》被誉为“构筑起二十世纪汉语的精神史诗”。其主编的丛书有《诗苑译林》《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外国诗辞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