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相关报道无误，请问李院士：既然你的研究成果还没有正式公布，对方是怎么知道的呢？既然该公司曾经出价一二百万元收买你，是明显的违法行为，为什么不向司法部门或主管部门举报，不公开揭露呢？既然你的研究已经完成，准备什么时候发表呢？将尚未正式发表的研究成果，透露给非学术专业的媒体，用以证明别人的商业利益，这符合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吗？现在该公司披露你是另一家生产同类药品的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并接受那家公司的经费资助，你作何解释呢？
至于说，在祝国光之前，已有人揭发，浙大已进行调查和处理，因此祝国光再予揭露就是别有用心，那更说明李院士至今尚未认识到所涉错误的严重性。造假、抄袭的论文是在国际刊物上公开发表的，自然应该公开揭露和纠正。而且此事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不止涉及当事人和李院士，也关系到浙大、中国工程院和整个中国学术界。我相信，在调查和处理结束后，浙大肯定也会公开的。难道李院士认为，这样的事可以内部了结吗？要是不公开，李院士会主动公开承认自己“疏于管理”吗？
现在，被李院士指责的那家公司已宣布要追究李院士的法律责任。据报道，中国工程院也将调查此事。我相信，如果李院士是清白的，法律将还他以尊严。即便如此，李院士无法推卸他必须承担的学术、管理和道义上的责任。为了维护工程院院士的崇高荣誉，李院士应该引咎辞去在浙大的兼职。如果李院士希望继续进行药品研究，还是以不要与同类药品的生产厂商发生任何利益关系为宜。
2009年2月6日
请查一下王益博士的来历
据报道，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被“双规”了。结果如何，这是党纪部门的事，我们只能拭目以待。我关注的是这位部级官员的另一重身份——经济学博士，虽然这种现象在如今的部级官员中已经相当普遍。
根据报道提供的资料，王益于1984年2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历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85年至1992年在中顾委办公厅工作，1992年10月至1995年10月任国务院证券办公室副主任，1995年11月至1999年2月任中国证监会副主任。也就是在他任证券办公室副主任期间的1994年9月，他成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系的博士生。两年后，即在他升任证监会副主任一年后，又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王益虽然原来拥有硕士文凭，具备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基本条件，但他原来的专业是历史。除非他有先见之明，一般来说，总得待他调任证券办公室后，才会有改学经济的打算。至多经过两年自学就考上了热门的经济系博士研究生，已经很不简单。而在不可能不繁忙的公务中，他又能在两年内修完经济学博士的课程，考试合格，再写成学位论文，或者还要先发表若干篇学术论文，通过答辩，能做到这一点的，不是天才，也肯定是杰出人才。
王益任职的单位在北京，西南财经大学在成都。从理论上说，要修完一门课程就得定期到成都去听讲并参加考试，学校不可能派人上北京为王益单独上课，或单独命题考试。王益担任的职位和工作，也不是什么闲职，他哪来那么多的时间？王益从1978年起就在北京读书和工作，对北京很熟悉，北京并不缺经济学科的博士点，是什么原因使他舍近求远，选择西南财经大学呢？在正常情况下，在校的博士生也得有三年时间方能拿到学位，在职的研究生往往需要延长时间，王益却能比正常研究生还快，究竟是他有特异功能，还是校方提供了额外的教辅呢？还有，王益读博士的钱，是自费，还是公费？如果他真的按规定上课，参加论文撰写和答辩的各个环节，就得每周往返于北京和成都之间，旅费是自己出的，还是花了纳税人的钱呢？
作为一名大学教授，负有指导博士生之责的教师，我深知，要在职获得博士学位，即使原来有良好的基础，也并未易事。而就我见闻所及，那些在高官位置上获得的博士学位，很少不含水分，甚至少不了权力或金钱的介入。但即使疑云重重，却谁也无法弄清真相。即使当事人东窗事发，一般也追究不到这一方面。目前每年新增的五万名博士中，这样的高官博士究竟占多少，还是一个未知数。
能否请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查一下王益这顶博士帽的来历，从中发现一些研究生和学位工作中的弊病，以便采取切实的防范和改进措施。
2008年11月29日
书法家严重过剩？
在3月1日的《文汇报》上看到一个大标题：《当前各地书法家严重过剩》，不禁吃了一惊——难道中国的书法如此发达，连书法家都会严重过剩？读下去，才知道是记者报道书法评论家小舟最近在《书法》杂志上发表的评论。据称，中国书协的会员有六千余人，省级书协会员都在二千人以上，地市级会员也有三百人以上，已有洋洋数十万之众。加上县级以上、区级以上、镇级以上的会员，各级书法家协会会员证持有者差不多相当于一个不小国家的全部人口。他还批评“展览之路拥挤不堪”，不少人为了成为“中国书协会员”，追风赶潮，投师访友，进不了国展，进省展、市展、区展、镇展。再批评“各级书协不断注水”，各级书协的副主席、常务理事、理事、委员会名额激增，副主席、常务理事的头衔还被作为礼物送给与书法不相干的企业家和领导干部。
这位评论家对各级书协存在的弊病所作的揭露和批评，我完全赞成。但将这一切归咎于想当书法家或成为书协会员的人太多了，以至“书法家严重过剩”，却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我不敢苟同。
是真的书法家多了吗？我看未必。全国和各地够得上称“书法家”的人究竟有多少？有几个称得上书法大家？有几个有国际或全国性的声誉？有几个能在中国书法史上占一席之地？这样的书法家难道还怕多吗？我的感觉倒是现在一些自称或被称为书法家的人的水平实在有限。有时见到前人在档案或史料中留下的墨迹，有的不过出于一般抄手，或出于寻常学者，却胜过如今的某些书法家。日常生活中，一些该挂上书法作品的场所却没有出现书法作品，该用手写的地方往往都是打印，这一点上还不如韩国、日本。还有的书法家连基本的文史知识都不懂，我亲眼看到评论书画的文章中出现了“王义庆的《世说新语》”（不知“临川王义庆”是指刘义庆），亲眼在上海火车站软席候车室挂着待售的“书法作品”中见到“诗云”（应为“诗云”，以为“云”字当作繁体）。真的书法家多多益善，怎么谈得上过剩！
是自称书法家的各级书协会员太多了吗？中国有十三亿人口，不用说数十万，就是数百上千万，也不到总人口的数十分之一。一个有数千年文明史、至少三千多年文字史和书法史的泱泱大国，有数十分之一的“书协会员”或书法爱好者，何多之有？再说，“业余学校，大专院校，各种函授、培训班的书法学员”多一些，即使学员们都将目光瞄准各级书协，也不是什么坏事。
至于书法展览，我的感觉也不是“太多了”。试问，在一座大中城市中，经常性的书法展览有多少？其中高水平的展览又有多少？公众是否想参观时就观赏得到？至于商业性展览，更不必担心，如果真的多了滥了，展品就会贬值以至无人问津。无利可图的商展，无论作者与展商都不会加入的。
其实，应该批评的是目前的书协制度。本来，书协不过是由爱好书法或书法达到一定造诣的人组成的社会团体，只要依法登记，就能自由活动。无论它发展多少会员，选多少副主席、常务理事，政府和外界都不必干涉，也不用承担责任，更不必承认其相应的社会地位或学术地位。如果要维持自己的声誉和地位，自然会严格入会条件。如果只是自娱自乐，人多些又何妨？如果想牟利，主管部门会依法监管。如果利用团体招摇撞骗，自有法律追究。书协的活动经费应该来自会员，或者自己寻求资助，政府不必补贴，更不必给其负责人或会员予相应的职称、级别、待遇。如果该会从事学术研究或公益活动，可按正常途径申请经费补助。至于它的成员或负责人是否够得上书法家，那是应该由他们的作品及行为来决定的。要是有人被某人名片上的“书协主席”或“书协会员”的头衔吓唬住了，那只能怪他缺乏常识，少见多怪。
所以关键还是要改变各级书协非驴非马的怪现象，使它回归社团的本来面目和正常功能，社会各方面也要用平常心看待它和它的成员。
2006年3月5日
简化是大势所趋
二十年前，我到纽约去拜见已退休的沙学浚教授，他是先师谭其骧先生在浙江大学时的同事，也是海外“保钓”运动的学术重镇，所以那天他的谈话大多离不开“保钓”。后来不知怎样讲到了简体字，他却说：“共产党做的很多事我都赞成，就是用简体字我不赞成。”当我说到繁体字时，他马上纠正：“什么繁体字，应该叫正体字。”我不便与他争论，只能说了句笑话：“要是用简体字就是共产党，那一千多年前就有共产党了，‘东’字不是早就有‘东’的写法了吗？”这显然是一种政治偏见，但出现在当时毫不奇怪。两岸敌意未消，往往会给对方的某些做法乱戴政治帽子，像我遇到的台湾学者就不敢将大陆出版物带回台湾，因为上面印有简体字。其实，简体字根本不是中国大陆或共产党的专利，而是中国文字发展过程中的自然产物。
人情趋简，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中国的文字从篆书变化到隶书、楷书，就是一个不断简化的过程，从个别字、少数字的简化，到一批部首或文字有规律性的简化，最终形成一种新的字体，然后又不断简化。从古代留下的金石和印刷文字中都可以找到由当时文字简化形成的“俗字”，书写的文字中就更多了。即使在将简体字等同于“共党”时代的台湾，不少人已将“台湾”写成“台湾”了。又如，英语中的Labour被美国人拼成Labor，英语中的缩写早已编成辞典，并且随时在扩大，不是趋简是什么？
所以，上世纪50年代实行简体字，并且由政府立法，颁布实施，只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上一次集中的简化，是将流传已久的“俗字”合法化、规范化，使民间一些不同的简化法得到统一。事实证明，简体字已经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改革开放以来，已为越来越多的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所接受，也已被多数外国和国际组织所采纳。
当然，已经公布并采用多年的简体字并非十全十美，其中最受诟病的一点是将原来不同的字简化成了同一个字，或采用了原来就存在的另一个字，如“幹”与“乾”都简化为“干”，“鬪”与“斗”成了一个字，“谷”简化为“谷”后与“山谷”的“谷”难以区别。有的字本来就在使用，但被采用为简体字后，就与被简化的字混淆起来。如“後”简化为“后”，与“皇后”之“后”成了一个字。特别是要将简体字还原为繁体字时，除了查到原文外，简直无法可想。记得我们在为出版社改定繁体字片《中国历史地图集》时，面对“谷水”“谷城”“谷阳”之类地名时，真不知道该不该将“谷”改成“谷”。不过话说回来，一字多义、一字多形、多字一形的现象早已存在，由此产生的错误也屡见不鲜，不能都怪简体字的推行。至于异体字的归并和某些简体字不够美观，是可以通过不断修改而逐步完善的。
电脑文字处理日益普及后，有人又提出了反对简体字的新的理由：反正是在屏幕上显示，或由机器打印，再使用繁体字不会增加书写的麻烦。且不说电脑尚未普及到人人都用，或无时无刻不具备的程度，就算全部用屏幕或打印机，也得考虑繁体字较简体字多用墨粉、多占空间的弱点。有的繁体字笔画实在太多，使用小号字时根本无法分辨，简化一下，何乐而不为？
推行简体字后，多数人不识繁体字了，会不会影响传统文化的传承呢？不能说一点没有影响，但并不像有些人形容的那么严重，并且不难消除。其实，就是不推行简化字，多数人也不会去认那些冷僻字和难字。隶书、楷书推行后，能识钟鼎文、篆书的人少了，但钟鼎文和篆书并未绝迹。何况简体字对应的繁体字不过几百个，其中一部分猜都猜得出来，要学会辨认并不难，只要稍加留意，识繁用简或繁简兼用，是完全做得到的。
至于因不识繁体字而闹出笑话，多数是由于文化素质太低或责任心不强，并非仅仅因为只识简体字。邓广铭先生讲过一个笑话，有人到北大图书馆借《汉书》，管理员说没有，因为他不知道《漢书》就是《汉书》，所以找不到。试想，如果此人对业务稍加注意，或者问一下旁人，难道会不知道吗？一个人如果读过这首唐诗，难道会因为中间夹着简体字就念不下去吗？
所以，汉字简化的方向要坚持，简化过程中的缺陷应弥补，能做到识繁用简就更好。而繁体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应长期保留。
2006年3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