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大学生已经过十多年学校教育，到了二十岁上下的成年人阶段，生活方式已基本定型，人生观、世界观大致形成，如果以为通过如此简单的行动就能加以改变，那就未免想得太天真了。实际上，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生活未必奢侈挥霍，而过惯贫困生活的学生同样会追求享乐。何况大学生还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即使在学校“饥饿”，回家后或许会营养过度。学生的一些不良生活方式和坏习惯，往往是家长从小造成的。如报道中提到的那位家长，希望儿子所在的大学也搞搞“饥饿行动”。他为什么不想想自己是怎样教育儿子的，有没有让“孩子知道父母挣钱不易和生活的艰辛”？
而且，对大学生的开支多少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家庭经济条件允许，或者自己能通过勤工俭学或创业获得收入，在购买书报、电子设备、文具用品上多花些钱，在课余观赏文艺演出、展览，去上博物馆、图书馆，参加体育锻炼、旅游、户外活动等，都有利于全面提高自己的素质，也能弥补学校在设备和活动上的不足。这些都不能简单地用花钱多少来衡量。
希望这些同学与校方以“饥饿行动”为起点，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而不是满足于表面的“饥饿”的结果，重复或扩大并无多少实际意义的“饥饿行动”。
2006年5月15日
大学该不该有这些“围墙”
《大学的围墙不该越筑越高》（见9月22日《北京青年报》“每日评论”）一文以上海交大拟限制外来“蹭车族”和一些高校限制“蹭饭族”为例，提出“大学本不该像这样把围墙越筑越高”。作为一位学生（见文末作者介绍），该文作者希望高校加大开放力度，使学生在校期间能更多接触社会，以便今后能从容应对可能面临的种种困难。这样的愿望是值得肯定的，但将大学正常的、必要的管理措施理解为“围墙”，显然是对“没有围墙的大学”的误解，也说明作者不了解国外大学的实际情况。
的确，有些国际著名大学根本没有围墙，有的校园和学校的建筑散处于城镇之间，或者虽有围墙和大门，却“门虽设而常开”。但是也不乏筑有围墙且不能自由出入的名校，像剑桥大学有的学院不仅不能随意进入，参观者还得付费。但是并没有人指责这类学校或学院不开放，更没有人要求它们拆除围墙。可见，“没有围墙”未必指没有实际的墙，也并不意味着大学不该有必要的管理制度，而是看是否真正对社会实行开放，为公众服务，为师生面向社会提供有利条件。
拿该文作者所举的停车和吃饭两事来说，据我所知，那些被公认的“没有围墙”的世界名校都是对此有严格管理的。学校在校园内或学校建筑附近都划定了供本校师生专用的停车位，教师、学生必须预先申请并付费，领取停车证。但除了少数校、院主管和特殊教师（如诺贝尔奖得主）有固定的位置外，其他车辆都只能见空就停。记得我986年去芝加哥大学拜访何炳棣教授，他约我见面的时间很早，还向我解释：“这样可以将车停在离办公楼最近的地方，要晚了就得走很长的路。”如果乱停车，或在临时停车点超时，照样会有校警开罚款单，甚至将车拖走。没有停车证的车，即使属于本校师生，也不能使用这些车位。对学生停车往往另有限制。
上海交大徐汇校区紧靠商业中心和高级办公楼，周围停车费很贵，所以一直有人将校园当作免费停车场，而本校教师与来校联系公务的人却往往找不到停车位。这种情况绝不会出现在哈佛或剑桥的校园，因为即使校外无关人员愿意付停车费，也休想在校内随意停车。
世界名校对吃饭的管理就更全面了。对经校方同意设在校内的餐饮店或摊位，自然对校内外人员一视同仁，校长、教师、学生与外来人员一个价。但教师的专用餐厅往往实行会员制，只接待会员或经邀请的客人，有的还得预约登记。而学生公寓内的食堂只供居住者用餐，有的只发固定数量的餐券。由政府或学校补贴的学生食堂只供应学生，如同时接待外来人员，就会采取不同价格。法国巴黎的大学生食堂分散在市内，餐券全市通用。由于享受政府补贴，所以餐券只能凭学生证购买。在法国高等社科院，餐厅实行不同价格，同样一份饭，教授、其他员工按不同的内部价，外来人员按市场价。
控制外来人员在学生食堂用餐，主要还不是为了怕造成食堂拥挤，或增加炊事员的工作量。目前由于食品价格上涨，高校的食堂为了不增加学生负担，都采取补贴。如果让外来人员以同样价格用餐，等于给他们发补贴。中国高校的经费主要来自政府拨款，得由纳税人负担，这类“蹭饭族”增加了，岂不是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
如果说将对停车、用餐的必要管理看成为大学“围墙”的话，这样的“围墙”是必不可少的。
这样的“围墙”不会影响大学的开放。例如，想到大学旁听课程、讲座，参加学术交流或公共活动，阅读书报，或者参观校园，感受校风学风，完全可以利用公共交通工具，骑自行车或步行。实在需要开车的，为什么不能停在校园外面？或者按规定停在指定的地点，交纳一定的停车费？想体验一下大学的食堂，或者必须在校内用餐，也无不可，无非是按市价而不是按补贴价付费。谁都知道，那些“蹭饭族”大多并非下岗工人、农民工或来自贫困家庭的人，他们只是想省几个钱。他们用餐的目的与上述活动完全无关。至于大学师生参与公益或慈善活动，也应该面向真正需要受援的人。
顺便说一下，即使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大学，也会有一些完全不开放的地方。当然未必需要高筑围墙，只要放一块提示牌，外人就会自动止步了。
2009年5月2日
树立优良学风，研究生阶段是关键
最近，在接连被揭发的学术丑闻中，几位研究生都充当了不光彩的主角——据调查结果，他们都背着导师，将自己抄袭、剽窃的“论文”发表，并擅自署上导师的名字。他们不仅害了自己，也影响了导师和学校的声誉，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正式进入学术界和研究领域，就已被列入“黑名单”。或许有人会为他们抱不平，认为他们做了导师的替罪羊。即使如此，他们参与了抄袭、剽窃，又不愿或不敢揭发事实真相，责任也是无法推卸的。
当然，大学和学术界普遍存在的不正之风、研究生培养制度的不合理规定和某些导师“上梁不正”的确起了诱发、怂恿或驱使的作用。例如，硬性规定在研究生期间必须在规定的刊物（如核心刊物，甚至“权威刊物”）上发表若干篇论文，个别导师惯于将自己的名字署在学生前面。尽管如此，多数研究生还是能够洁身自爱，保持优良的学风，所以关键还在于自己如何正确对待。
无论是毕业后继续从事学习和研究，或者从事具体工作，研究生阶段都是树立优良学风的关键阶段。
现在学术界存在的种种不良现象，大多属于学风不正、学术不端，主要原因还是在大学本科或研究生阶段没有打好基础，其中研究生阶段尤其重要。以撰写论文为例，本科的毕业论文往往不够规范，研究生论文如果再不严格要求，就会习惯成自然。有人到写博士论文时还不知道应该先写学术史，在充分尊重和肯定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方能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这固然与导师缺乏指导有关，但如果留心学习，这样的基本规范是不难掌握的。又如不引用或核对原始资料，将别人论著中的引文注释当作自己的发现，既违背了学术道德，又存在很大的风险。如果原来的引文不当，或者注释有误，或者纯粹是伪注，那就不仅会错上加错，而且会暴露出抄袭的本质。我曾根据《汉书》中的户口数制了一张表格，其中有的数字是我计算出来的，并不是史料的原文。有人抄了这张表格，注释中却不引我的书，依然注为《汉书》。还有人在引用一个外国地名时用了错误的翻译，却将出处注为原文。这类错误虽小，但一经揭露，抄袭的本质立时显现。有些人习惯于在运用别人的成果时不注明出处，还以古人论著中往往如此为理由。要知道，古人的不少论著当时都只是自己的笔记或摘抄，并不准备公开发表，而且那时书写条件差，所以能省则省。不过，这些不规范行为都不难纠正，特别是近来已有多种学术规范出版，有不明白的地方照着办就是了。
真正令人担忧的，是不少同学已经见怪不怪，习以为常。毋庸讳言，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和侵入学校、家庭的不正之风已经造成相当严重的后果。例如，有些同学习惯于平时抄作业，考试时作弊，写论文时上网找现成材料，甚至靠抄袭剽窃发表论文。一旦被发现，能赖则赖，赖不了就敷衍检讨，不是认识错误，而是怨运气不好，怪自己手段不高明。有的同学对个别导师或领导的不正之风非但不能抵制或躲避，还主动迎合，推波助澜，与之结成不正当的利益关系。
对这些同学我不想讲多少道理，其实他们并非不懂，而是迷信现实，贪图所谓“实惠”。我只能劝他们眼光看得稍微远一些，腐败终究是要清除的，不正之风毕竟不会一直刮下去。“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一失足成千古恨”，是多少人用失败与痛苦换来的教训。像那位最年轻的市长，如今肯定会为当初抄袭论文而悔恨，他本来如锦的前程已经受到影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中国大多数年代，对学术舞弊的谴责和惩处是相当严厉的，即使再有才华，再有成就，因此而被清除出学术界的人并不少见。韩国的黄禹锡因造假而从学术顶峰跌落，还可能沦为罪犯，可谓是一位典型的反面教员！
但愿是我过虑，将问题看得太严重了。如果事实证明我估计错了，到时愿向大家郑重道歉。
2009年8月25日
冷眼看排名，冷静找差距
上海交大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公布了2008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五百强”排行榜，中国内地共有十八所高校进入五百强榜单，但无一跻身百强，排名均在二百名之后。据称，该中心自2003年发布第一份排行榜以来，“目前已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
近年来，我们已看到不止一个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国的大学排行榜就更多了，但同一个大学，在不同榜单上的排名往往相差悬殊，即使在国内也是如此，更不用说在世界了。有人批评这些排行榜是自我炒作，因为发布者所在大学的排名大多比外界心目中的位置更高。还有人更关注这类排名的背景，怀疑学术以外的因素在起作用。我认为不必要，也不应该这样看。
中国的大学当然要了解自己在世界大学的地位，特别是应该了解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进步了多少。其实，你不排，人家也在排；不公开排，也在暗中排。所以，有比没有好，有中国自己的比只有外国的好，公布比不公布好，适当多几家更好。不止一家，才好比较，逐渐优胜劣汰，产生中国公认的权威大学排行榜。今天世界上各种各类排行榜不胜枚举，同类排行榜发布完全不同的结果也不足为奇，但得到广泛认可并被运用的也就那么几家。
其实，一个公正权威的排行榜在公布结果的同时，必须公布评选标准、资料或数据的来源。有了这些，我们就不难发现，尽管评选者见仁见智在所难免，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不同排行榜的评选标准。
例如，交大榜的排名指标包括四个方面。其中，反映教育质量的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校友折合数（占10%）、体现教师质量的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教师折合数（占20%）（据《新民晚报》8月13日报道，以下同），这30分内地大学都拿不到，或者因杨振宁、李政道出自西南联大，清华能得几分。但一所大学即使现在的教育质量已经非常之高，它的毕业生要得诺奖或菲奖也将在多年以后，所以对目前的排名毫无作用，何况教育质量并不仅反映在校友获这两项奖上。又如，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成就而言，在这份排行榜中唯一被采用的指标是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的论文数，与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的论文数合计为20%，前者至多只占10%。对综合性大学的学术排名而言，人文社会科学只占几个百分点，自然是难以显示其合理地位的。而且，以SSCI作为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的唯一指标，即使在西方的大学也未必行得通。
但是，各类排行榜对单项指标的统计数，还是比较客观地显示了国内大学与世界先进大学之间的巨大差距，这是不争的事实。而近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只要对比历年的同类同标准排行榜就可以看出。
对排行榜不妨冷眼相看，但对中国大学或本单位与先进水平存在的差距必须冷静对待，老老实实承认，切切实实改进——除非你想搞个假排行榜自娱自乐。
2009年5月2日
中国的教授为什么“申请科研基金很勇敢”
最近，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在中山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批评中国的教授“申请科研基金很勇敢”，这的确是事实。两三年前，我也是其中之一。为什么中国的教授会形成这样一种特色呢？曾几何时，绝大多数中国教授还不知基金为何物。我是在1984年申请去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当访问学者时，才知道这是由一项基金长期资助的项目。至于自己在中国申请基金，最早是在1987年申报设立不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种行为能成普遍的社会现象，肯定不是少数人所能左右的，必定存在着制度或社会方面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