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可以来谈谈鲁迅为何不去龙泉寺看望绝食中的章太炎了。章太炎竟敢在总统府门前大骂袁世凯，这让袁世凯颇觉丢脸，对袁世凯的威信是一种损害。绝食抗争，经报章报道，更对袁世凯形成很大压力。这时候，去看望章太炎的人，如果是那种大学教授，也就罢了。如果是中枢官员，那就会引起袁世凯、陆建章的高度警惕。即便在政治上并不同情章太炎，即便并不会对袁世凯的称帝构成威胁，但以中枢官员之身而去探望袁世凯的大敌，也是公然对袁世凯权威的挑战。鲁迅是袁世凯亲自任命的教育部官员，又是袁世凯、陆建章们特别警惕的官员，他如果跨入龙泉寺，那很可能在归途中就会失踪。鲁迅感觉到了危险，也做好了危险降临的准备，但不意味着鲁迅就愿意冒险。对于可能降临的危险，能避免就尽量避免，实在避免不了，那也就坦然迎受，这是鲁迅的基本态度。经常逛古董摊、夜夜抄古碑，就是在尽量避免灾祸。到龙泉寺去看望章太炎，那就是在冒险，会使得平素的买古董、抄古碑都是白费心力。所以，鲁迅没有去看望绝食中的章太炎。
至于胡适的不去狱中看望雷震，与鲁迅的不看望绝食中的章太炎，多少有些可比之处。
我们知道，胡适与雷震有很好的交情，但是，胡适与雷震所敌对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之间，同样有着深情厚谊。胡适与蒋介石的私人交往，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三十年间，虽然有过矛盾冲突，但总体上二人保持着十分亲密的关系，私人通信持续不断。胡适与雷震之间，谈不上私谊，纯粹是政治上的志同道合。胡适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复杂了。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从一开始，胡适就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从“道义”上予以支持，说得直白些，就是当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时，胡适必定坚定地站在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一边。雷震案宣判后，蒋介石与胡适有一次关于此案的谈话。胡适日记中记述了此次谈话。多种关于胡适的资料，都写到蒋介石与胡适的这场谈话。蒋介石说：“胡先生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但是这一两年，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们政府。”雷震是被视作要推翻政府的人，而胡适如果只相信雷震不相信政府，就意味着与雷震站在了同一政治立场上，就意味着也意欲推翻政府，还意味着胡适突破了长期坚守的“底线”。蒋介石这番话，分量是很重的。在胡适面前如此说话，也说明蒋介石对雷震极其痛恨，对胡适的支持雷震极其在意。胡适当然感觉到了这番话的非同小可，于是立即表白：“这话太重了，我当不起。我是常常劝告雷儆寰的。我对他说过，那年（引按：1949年）总统要我去美国，我坐的轮船四月廿一日到旧金山……船还没有进口，美国新闻记者多人已坐小汽轮到大船上来了。他们手里拿着早报，头条大字新闻是‘中国和谈破裂了，红军过江了！’这些访员要我发表意见，我说了一些话，其中有一句话：‘我愿意用我道义的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我在十一年前说的这句话，我至今没有改变。当时我也说过，我的道义的支持也许不值什么，但我的话是诚心的。因为，我们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以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儿去？——这番话，我屡次对雷儆寰说过。今天总统说的话太重了，我受不了，我要向总统重述我在民国三十八年四月廿一日很郑重的说过的那句话。”①
胡适重提1949年4月对美国记者说过的话，是在提醒蒋介石，在国共相争中，自己是始终坚定地站在国民党一边的，更是在强调，自己的基本立场并没有改变。这一番表白，当然令蒋介石很受用。
以“道义”的力量支持蒋介石的政府，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认同这个政府。蒋介石的政府，与胡适理想的政府，相差甚远。对于胡适来说，支持这个政府的目的，是为了改造它。所以，胡适对蒋介石政府的基本态度应该这样表述：以道义的力量支持它，以自由主义的理念改造它。在与蒋介石的交往中，胡适是把自己定位为“诤友”的。几十年间，在“道义”上支持蒋介石政府的同时，胡适又不停地批评这个政府，不停地对这个政府提意见。胡适固然常常以公开的政论方式批评蒋介石政府并提出自己的正面看法，但更多的是在与蒋介石以及其他政要的私下谈话和通信中表达自己的批评、政见。
①耿云志：《胡适年谱》（修订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358－359页。
胡适支持雷震办刊物，支持雷震组建新党，都是为了让台湾的政治渐渐走上他心目中的“正轨”。雷震案发生后，胡适是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地表达过对国民党逮捕雷震的批评的，也曾联合知识界一些同道要求特赦雷震，更在与蒋介石的私人谈话中表达过对如此严厉处置雷震的不满。胡适也从不推脱自己在雷震案中应负的责任。雷震被捕后，胡适曾哀叹：“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说明他非常清楚地知道雷震的遭难，与自己对雷震的支持有重大关系。聂华苓在《雷震与胡适》一文中说，雷震案复判的结果，是维持原判，胡适对记者说了六个字：“太失望，太失望。”当记者追问胡适为何不去监狱探望雷震时，胡适的回答是：“雷震会知道我很想念他。”
六
胡适没有正面回答记者为何不去探监的提问。他没法正面回答，但他的回答却表明他也认为自己在“道义”上确实应该去探监的。同居一岛，去，很容易。胡适之所以违背“道义”而不去，也自有其难以对人言的苦衷。
要明白胡适为何不去监狱看望雷震，还须了解蒋介石对胡适的基本态度。
蒋介石十分重视胡适，这毋庸置疑。胡适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尤其在知识界的影响令谁都不敢忽视，这是蒋介石重视胡适的第一个理由。胡适愿意在“道义”上支持国民党政权，当任何一种力量要推翻国民党政权时，胡适会毫不含糊地站在国民党政权一边，这就让蒋介石在重视胡适之余，还对胡适怀有感激之情。蒋介石之所以重视胡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胡适在美国也有着很大影响。胡适是美国培养的。胡适的那一套政治理念，是在美国获得的。美国朝野，从总统、议员到普通知识分子和民众，都对胡适有良好的看法。胡适也与包括总统在内的不少美国政要保持着私谊。美国的支持，对蒋介石极为重要。胡适并无外交长才，抗战期间蒋介石却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就是看中了胡适在美国朝野的影响。这些因素，使得蒋介石始终与胡适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胡适常常批评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在政治的根本问题上，胡适与蒋介石其实是不可能达成共识的，对胡适的那一些政治理念，蒋介石常常是从心底里嗤之以鼻的。胡适的“忠言”往往“逆耳”。对胡适的逆耳之言，蒋介石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忍耐和克制。而对胡适的某些无关政治根本的建议，蒋介石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采纳。读胡适日记，可知每当有建议被蒋介石采纳时，胡适总有一种“为帝王师”的得意、自豪、幸福。对胡适，蒋介石是十分礼遇的，可以说给足了胡适面子。这也每每令胡适有点受宠若惊。1952年11月，胡适首次从美国到达台湾，这次回来，是应几所大学的讲学之请，并非政治行为。但却成了台湾政界的大事。11月19日晨飞机抵达台北，蒋经国代表蒋介石，率领王世杰、何应钦、朱家骅、钱思亮、陈雪屏等政界要人和学界名流在机场迎接。这一天的胡适日记有这样的记载：“今天的欢迎是台北空前的，人数大概有五六百人。”虽然像是不经意地记了一笔，但强调“空前”，强调人数，还是让人感到胡适的得意。第二天台湾的《中央日报》报道说：“胡适博士被欢迎人群重重包围，争相握手，被几十位摄影记者抢镜头，挤得寸步难移。他笑着说：‘我今天好像是做新娘子。’经过足足有四十分钟，记者们联成一个阵线，簇拥着胡适博士谈话。”“我今天好像是做新娘子”，这句玩笑话里，仍然透露出自得、自满。当天晚上，胡适就与蒋介石共进晚餐。
1953年1月16日，胡适离台返美前夕，蒋介石又为胡适饯行。这一天的日记，胡适记道：“蒋公约我晚饭，七点见他，八点开饭。谈了共两点钟，我说了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所谓“容受”，就是没有当场给胡适脸色看。胡适说的逆耳之言，是什么呢？是强调台湾实无言论自由。理由是：第一，无人敢批评台湾警备司令部实际掌权人彭孟缉；第二，无人敢批评蒋氏父子。胡适还指出，凭据宪法，总统只有减刑与特赦之权，并无加刑之权，而蒋介石多次以“总统”名义对人犯加刑，是公然违宪。总统违宪，整个政府无人敢表示异议，是大可悲之事。胡适强调总统应有诤臣千百人，而开放言论，便是拥有诤臣千百人。这样的话，的确颇逆“蒋公”之耳，而“蒋公”之所以没有当场表示不高兴，一个很现实的原因，是第二年面临总统选举，蒋介石想连任，需要胡适的支持。1月17日，胡适离台赴美，又是蒋经国代表蒋介石，率陈诚、张道藩、王宠惠、王世杰等政要名流到机场送行，送行人数达七百人。胡适很激动，握着蒋经国的手说：“总统对我太好了，昨天我们谈得很多，请你替我谢谢他。”“总统对我太好了”——这有点感激涕零了。胡适虽然是信奉英美式自由主义的现代知识分子，但毕竟还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的读书人，身上还是有着中国读书人的特性的。蒋介石的礼遇，蒋介石的给足面子，虽然不至于让胡适感到“皇恩浩荡”，不至于让胡适生出“士为知己者死”的决心，但发自内心的感激，还是有的。
蒋介石对胡适当然也不是一味地礼遇，一味地给面子。当胡适的言行，让蒋介石觉得明显干扰了他的政治大计时，他也会给胡适颜色看。不到万不得已，蒋介石不会与胡适撕破脸。但蒋介石可以授意、放纵中下层党徒在会议上、报刊上对胡适猛烈攻击、恣意谩骂。对此，胡适还有苦难言。你不反反复复地强调要有言论自由吗？批判胡适，当然也是言论自由的表现。你胡适总不能说只应有批评蒋介石的自由而不能有批评胡适之的自由吧！所以，对于铺天盖地的攻击、谩骂，胡适连表示抗议的权利都没有。1929年的“人权运动”中，国民党就使过这一招。1929年，胡适在上海任中国公学校长，以《新月》杂志为阵地，发起“人权运动”，尖锐批评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践踏人权，甚至指名道姓地批评孙中山和蒋介石。国民党除了从上层给予胡适压力外，还发动中下层党徒对胡适进行狂轰滥炸式的攻击、谩骂。胡适终于在上海住不下去了，灰溜溜地回到国民党势力薄弱的北京。
七
195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七十寿辰。雷震们把《自由中国》第十五卷第九期做成“祝寿专号”，其实是借祝寿之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提出批评，希望推动台湾的政治民主进程。胡适在“祝寿专号”上发表了著名的《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文章希望蒋介石向艾森豪威尔学习，信任部属，不独断专行。文章中最刺蒋介石之眼的，是强调“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来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这是在希望蒋介石只担总统虚名而不执掌实际权力。对于蒋介石这种出身的人，权力比生命还重要，一息尚存，便决不肯放弃权力。手握生杀予夺之权，就能让别人生活在恐怖中；而一旦放弃权力，自己就要生活在恐怖中。另一处令蒋介石感到刺眼的，是胡适劝道：“蒋先生还有近四年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这几句话，是要蒋介石从现在起就放弃权力，更有着这样的言外之意：本届总统任期满后，蒋介石即离开政坛，退隐林下。上一届总统选举，胡适就对蒋介石谋求连任颇为惊讶，因为在胡适看来，这是“违宪”的。1952年11月，胡适第一次到台，蒋介石明确请求胡适在连任中帮忙。胡适虽然颇有腹诽，还是在1954年2月赶回台湾支持蒋介石。3月20日的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进行总统选举，由胡适任大会主席。22日，蒋介石“当选”总统，25日，胡适为蒋介石送去“总统当选证书”。胡适内心虽对蒋的连任颇不以为然，行动上却仍然满足蒋的要求，还是可用“从道义上支持蒋介石”来解释。不过这里的“道义”与胡适常说的不同，不是政治上的大是大非，而纯指私人情谊，说白了，就是“总统对我太好了”，所以，“我”不能不支持他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