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在小学或初中读书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小说和电影莫过于《红岩》和《烈火中永生》了。然而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故事中的江姐、彭松涛、许云峰、小萝卜头等英雄人物的形象如同一座情感高山，一直耸立在我的心头。
适逢中央电视台热播《江姐》电视剧时，我有幸参观了重庆歌乐山下的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旧址。在那里，我走进了江姐的原型江竹筠、许云峰的原型许建业、小萝卜头宋振中等英雄们的那段监狱生活，深深地被他们的那些荡气回肠的故事感动着。在那里，我自己也从中完成了一次心灵洗礼。
一
渣滓洞位于重庆西北郊的歌乐山下。渣滓洞原是一所煤窑，因挖出的煤是渣多煤少而得名。抗日战争时期，因其位置隐蔽而被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选中，杀死了老板，赶走了工人，强征来作为办公地点。后来，改建为监狱，专门关押政治犯。《红岩》中的大多故事便发生在这里。江姐、许云峰、甫志高——一个个鲜活的形象负载着那段沉重而又独特的历史，活跃在中国大地的各类舞台上，妇孺皆知，耳熟能详，渣滓洞也因此而闻名于世。
渣滓洞监狱名气虽大，但院子并不大，呈三角形，充其量比普通的农家小院大一点点，密密匝匝地环院筑满了房子，南、西方皆泥墙蓝瓦的旧式瓦房，北边依山建了二层小楼，狭窄的木走廊、蠢笨的原木地板、蓝瓦顶，其顶与沟畔齐。东面为院墙和小小的门。中间空出一块可容100多人站立的小三角形的空地来，这就是政治犯放风的地方，重庆称为放风坝。南面一溜房子大约有四五间，泥墙蓝瓦，壁上刷着很人性的标语，诸如“政府期待你们回头”之类和军政人员守则。工整的楷书、温和的语言，散布着儒家文化温良谦和的温情，如果不是熟知那段历史，人们都会生出一丝感动不可。但当你看到标语背后的刑讯工具时，这种感动便土崩瓦解了。
刑讯室占了两间房子，摆放其间的火盆烙铁和粗粗的木制吊架，虽然穿越了60余年的变幻风云，但仍散发着令人不寒而栗的冷酷。著名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产物——老虎凳其实很普通，高大的老式木椅连着一把长凳子，人被绑在木凳上，腿捆在长椅上，往脚下一块块垫砖，腿会生生的折断。不满20岁的江竹筠被扎了竹签后，便是在这条不起眼的凳子上被垫砖折断了腿，还有许建业、刘国志、杨虞裳、李青林等也受过此重刑。但这些年轻的共产党员以自己的忠诚和意志让敌人肃然起敬。当时，渣滓洞监狱里除了这些国际合作的杰作外，还有指头上插竹签、灌辣椒水等100多种土生土长的酷刑。
走遍整个渣滓洞，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所有的牢房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潮湿和狭小，宽四五步，长七八步，在现代人看来，单身蜗居都嫌狭窄。但如此小的地方却常常塞进10多个人，政治犯多时，一间房间要塞进三四十人，晚上睡觉都难以平躺，翻身时，要一起喊号子，一起行动才能完成这个动作。重庆是有名的雾都加火都，山居潮湿闷热，其滋味可想而知。
北面两层小楼的一楼楼梯旁独辟一间优待室，学生公寓中常见的上下两层单人床，简单的书桌，与其他席地而居的房间相比，天壤之别，但这间屋子却常常空着。因为，很少有被逮捕的人愿意当叛徒。当时的政治犯，多为家庭富有的学生和经济条件优裕的知识分子和官员，如当时国民党重庆政府兼卫戍区司令杨森的侄女杨汉秀，驻守成都的抗日名将、国民党第二兵团司令罗广文的弟弟——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等，他们都是真诚的忧国忧民之士，自愿放弃优越的环境为理想而奋斗。
就在重庆解放前夕的1949年9月至11月，面临崩溃末日的蒋介石匪帮，穷凶极恶地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里囚禁的300多名革命志士进行集体屠杀。死难烈士中，除了160多名共产党员外，还有杨虎城将军、黄显声将军和100多名爱国仁人志士。烈士们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实现了自己将牢底坐穿的誓言，在烈火中永生。他们未能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成功的那一天，让人痛心遗憾。
革命不易，江山来之不易，我们更应该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二
白公馆位于渣滓洞不远的半山腰，是四川小军阀白驹所建的香山别墅，后来，被征用为关押政治犯的监狱。但幽雅的三层楼独院和周围层峦叠嶂的山峰，并没有冲淡几十年前形成的恐怖氛围。
在白公馆我见到了心仪已久的《挺进报》。也见到了1949年10月被特务秘密杀害于渣滓洞的《挺进报》创刊人陈然的照片。照片上的陈然完全是一副大学生的模样，西装革履，英气逼人，放在现在的青年人群中，你会认不出他来。可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年轻人，却作出了一番名垂青史的伟业。
《挺进报》实质上是一张油印小报，32开的白纸上布满手写体，字迹并不华美，排版也很简单，主要登载当时国内外的战事和中共中央的一些决议文件等，粗粗看来，和20世纪80年代一些中学创办的学生刊物不相上下。但就是这样一张小小的刊物，却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度重视，负责西南情报的军统二处处长徐远举、重庆卫戍区司令杨森都多次受到最高当局的申斥，并限期破获，两个系统的大大小小职员深感头痛。但也正是从邮局查抄的一期《挺进报》身上，国民党当局顺藤摸瓜，一举破获了重庆地下党的机关，几乎与《挺进报》的参与者有关的或无关的同志全部被捕，从参加领导编辑报刊的10余人，一直涉及到四川成都乃至上海的各界人士300余人，遭逮捕暗杀的有200百余人。被徐远举称为“天字一号大案”。解放前夕，遭逮捕的人仅有20余人逃脱，其余全部牺牲。
走在林木葱郁的山路上，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这样一张小报刊会导致四川乃至上海党的地下组织被破坏，数百人被俘、数百人失踪呢？关键是地下党领导人的背叛。据《魔窟——来自白公馆和渣滓洞的报告》一书记载，叛变的人中，有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等地下党的中高级干部，但奇怪的是四川省地下党负责人罗世文、车耀先等人和地下党的基层干部盛超群、席懋昭、许建业、江竹筠、李青林和一大批基层党员全部挺过酷刑，英勇就义。为什么？
在幸存下来的《挺进报》前，我驻足思考这个问题。后来，我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论断：“书生是孔夫子的罪人，和尚是佛祖的罪人”。无论一个政党，一个团体，建立初期，他的高级干部英勇豪迈，意志坚定，但一旦形成规模，就有投机者纷至沓来，穿其服，咏其歌，拼命用旗帜包裹自己，背地里却孜孜不倦的攫取个人利益。《红岩》里曾有这样一段细腻的心理描写，当叛徒甫志高受到许云峰的批评，奉命撤离前，他急切抓住革命胜利前夕这个时机，拼命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通过《红岩》书中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甫志高的生活是富庶的，他有急切建功以求提拔的愿望，正是他的这一弱点，使他违反纪律盲目扩大书店规模，将书店抹红，引起敌人的注意，从而使敌人钻入内部；也正是他的这一弱点，使他贪生怕死，出卖了同志。当他带特务去抓江姐时，曾经厚颜无耻地说，“你们共产党给了我什么？现在，我是中校！”可见，即使是在战争年代，党的内部也有许多人抱有钻营、出人头地的想法。党和干部的队伍并不纯粹，更何况执政时期。
要想牢记住先烈们血的教训，关键是教育干部，用群众监督干部。因为离现实最近的群众永远是一只最明亮的眼睛。没有这只眼睛，制度也是一张白纸。当这只眼睛被强权蒙蔽时，一个政权，一个团体离分崩离析就不远了。
在历史滔滔不绝的脚步中，我们要以史为镜。古人说得好，哀前人而不暇自哀，复使后人哀前人也。滔滔长江，血染的红岩，是我们最佳的警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