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她忍不住又笑了起来，以手掩面，笑得前仰后合、全身震动，很久都停不下来，这是一种无声的、神经质似的大笑。长老面带笑容听他说完后，慈祥地为她祝福。当Lise吻他的手时，突然紧紧把自己的眼睛贴在长老的一只手上，流出了眼泪，并且说：
“我是个笨蛋，一文不值的废物……，请您别生我的气，我这么个可笑的丫头，阿辽沙不愿意来看，也许他是对的，他是对的。”
长老立即表示：
“我一定命令他去。”
五、定当如此，定当如此！
长老离开修道室大概有二十五分钟。时间已过了十二点半，但是这次聚会的当事者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却还没有来。不过大家似乎都把他遗忘了，因此当长老回到修道室时，看见宾客间正谈得十分热闹。居中心的首先是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和两位司祭修士。米乌索夫也想投入聊天，但他又有点儿不幸，显然只是处在次要地位，别人甚至很少理睬他，这一现象对他来说是火上浇油。情况是这样的：过去他与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在学识方面也有过一些较量，一向不能冷静地忍受伊万对他的近乎忽视的态度。
“起码到现在，我一直处于欧洲所有先见潮的浪尖，但这新的一代都根本不把我们当一回事。”他暗地想。
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自己下了决心安坐在椅子上沉默不语，的确有一阵子他闭口不言，但是面带嘲讽的轻蔑打量着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明显对他窝火的表情特别注意。他在早就计划回敬米乌索夫一二，此时正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最后，他终于忍不住了，便弯腰换到他的邻座米乌索夫身边，压低噪音戏谑道：
“你刚才为何不作亲吻状再离开呢，而居然宁愿留在这伙不体面的人中间呢？大概您觉得您受了侮辱和伤害，因此才想表现自己震住对方以示报复。如今您非向他们表现您的才华，要不你是不会离开，对吗？”
“你又来了？恰恰相反，我立刻就走。”
“立刻走，能唤走所有人。”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又讽刺了一句。这恰是长老回去的那一瞬间。
争论暂时偃旗息鼓，但长老在原位上安坐后，环顾全场一周，似乎在鼓励他们继续聊下去。阿辽沙对长老的神情颇有过一番很好的揣测。他明显地看到长老已是疲惫之极，只是勉强支撑而已。他的病情发展到这个阶段，时常有昏倒的情形。恰恰正是昏厥前的惨白正又出现。不过他明显不想解散聚会，他似乎有自己特定的目标，就这次聚会而言，——到底是什么目的呢？阿辽沙暗自思索。
“我们正在探讨这位先生的一篇很有趣的文章，”管理图书的司祭修士约西甫神父指着伊万·费尧多罗维奇侃侃而道，“他指出了很多新颖的见地，但中心思想似乎可以这样评论，也可以那样概括。一位神职人员就教会法庭及其权限范围的问题作阐述，这位先生针对该论述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评论……”
“对不起，您的文章我尚未解读，但早有耳闻，”长老说道，同时也用专注而锐利的目光注视着伊万·费尧多罗维奇。
“这位先生的论点极有趣，”管理图书的神父继而说道，“很显然他坚决反对教会分离，在有关宗教社会法庭的问题上。”
“这的确很有意思，不过到底理由是什么呢？”长老向伊万·费尧多罗维奇问道。
而他终于回复了长老，也不似阿辽沙从昨天就担心的那种在客气中低头的态度，而是谦虚持重，显然很有礼貌。
“我是持这样一种观点：两个方面——也就是教会的本质和国家的本质——二者间的这种混淆，必定会是持久的，虽然这种情况是不可思议的，由于其基点是虚伪，不仅不能转变到中间状态，甚至想在一定限度内加以平衡都做不到。以我的观点，在司法之类的问题上，无论从真正或从全盘的意义上来说，国家与教会之间的折衷都是不可能的。而那位神职人员，也就是与我言辞相对的人的言论，教会在国家中具有明确的地位。我则与之相反：恰恰教会应当不仅在国家中只独占一隅，而要把国家包括在自身之内，就算由于一些阻挠还不能完全达到这一点，那么从深层次而言，就必须将其作为以后社会发展的直接目的和首要任务。”
“非常正确！”语气坚决，甚至有点儿激进，正是那位有学问而少言寡语的修士帕伊西神父。
“纯粹的教皇极权论！”米乌索夫嚷了起来，且同时跷起二郎腿，颇有几分不耐烦。
“喂，我们这里可没有山！”约西甫神父立刻反击，继续对长老说道，“他的文章回敬了对方的许多立论——请不要忘记，他是一位神职人员，当中就有一些基本和主要的主张。观点之一：‘任何集团都不能为了控制成员的权利而独占大权。’观点之二：‘刑事和民事诉讼权不应归于教会，这与教会的性质是不相容的，因为教会是神职机构。’最后，观点之三：‘教会是不属于人世的天堂。’……”
“一个神职人员玩弄这样的文字游戏，真是荒唐可恶！”帕伊西神父插话道，他再也忍不下去了，“一个神职人员居然有‘教会是不属于人世的天堂’的言论，我真是十分惊叹。既然是世外，那它就根本没有存在。《圣经》福音中‘不属于人世’不是在这个基点上使用的。这样地玩弄词句真是太过分了。我主耶稣来世上正是为了建教的。很显然，天堂在天上，而不是尘世。但要进入天堂，没有别的坦途，除了教会。因此，从这一点而言，进行那些游戏实在是可笑无聊，上帝曾许诺过我们——教会即是尘世的天堂，是最终会控制整个尘世的……”
他突然住口，似乎把握了情绪。仔细地听他慷慨陈词后，伊万·费尧多罗维奇沉稳、恭敬地向长老们继续谈论道：
“我的主题是这样的：很久以前，在基督教创建的三个世纪里，基督教以教会的形式立于世间。当然，也仅是教会而已。当罗马的异端国家想要成为基督教国家时，就难免会出现这种情况：罗马成为基督教国家后，其文化内涵中最隐密的部分似是异教，只不过是披上了基督教的外套。事实上，这是必然的结局，但在罗马，其异教的基础是根深蒂固的，恰如它们立国的目标和基础。基督教传入罗马后，只能坚定自己的道路，这是上帝的旨意，其中一项就是渗透并最终改变整个异教古国，而不能放弃任何一条宗旨，不能偏离其基点。因此，（我是说如果顾及今后的话），不应该由教会作出‘任何社会集团’或‘人们为宗教而形成的集合体’（这是我的反对者用到的话）在国家内占据一定的位置，恰恰相反，任何异教之国都必须转向教会，并且只能成为教会，而不是别的东西，任何目标只要与教会相悖都必须加以排除。所有这些只会引导它走向永恒目标的坦途，把它从虚伪，异端的道路上解救出来，而不是辱没它。所以，《论教会社会法庭之基础》一书的作者，如果在探索和提出这些原理时，把它们看作临时的，在现在这罪孽重重一无成就的时代必要的折衷办法，而没有别的意思，那么他的判断是对的。但这些原理的制造者只要敢宣称，他现在所提出的原理也包括刚才帕伊西神父已略微提到的那部分，仍是固若金汤盘古永恒的基础，那就显然有悖于教会，有悖于教会盘古不变和坚定的神圣使命。这以上便是我的主题思想，也可以算是一份系统的简介吧。”
“简言之，”帕伊西神父又说，这次他每个字都故意作了强调，“根据十九世纪明确宣扬的一些理论，教会应当逐渐化为国家。似乎是由低级状态向高级状态转变，接着便消灭在国家内，让位给科学、时代精神和文明。如果教会拒绝而且进行反抗，那么在国家内划一个角落作为安慰，——在现今的欧洲这是再普遍不过了。根据俄国人的见解和希望，应当让国家成为教会，只是教会，而不是别的；而不应让教会成为国家进行由低级向高级的转化。以后定当如此，定当如此！”
“哎，实话实说吧，听了你们刚才的话，我放心了些，”米乌索夫换了一下二郎腿后笑着说道，“要是我理解对了的话，除非上帝再降临，实现这样的理想是一种虚幻。反正是理想，可以随便去想。是呀，恰似那乌托邦式的美好的空想，到时战争、外交、银行却将不复再现。这甚至有点儿类似社会主义。我原来还感觉这些都将成为现实，以为教会马上就要行动，就像审理刑事案件、判处犯罪和劳役，大概也包括死刑。”
“假如现在只存在社会法庭而没有其它法庭、那么教会就不会让犯人服苦役或遭受处死的责罚。对犯罪行为及犯罪的看法肯定会慢慢改变，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也必定会发生，且不会一下子就变的……”伊万·费尧多罗维奇有条不紊的说。神情一点儿变化都没有。
“您确实做此打算？”米乌索夫认真地注视着他。
“假如一切都是教会的，教会也就可以把犯罪以及冲撞的人逐出教门，而免去砍头，”伊万·费尧多罗维奇接下去讲，“敢问一下，那些被赶出教门的人能上哪去呢？很明显，那时候人不仅要离开教门，还必须远离上帝。当然，严格来讲，虽然没有明文列出，现在恰是如此，所以现在的罪犯宽恕自己的罪过的事情屡见不鲜。当今的犯人几乎都这样对自己说：‘就算我偷了东西，但我没有偷窃教会，没有背判基督，不过如果教会处在了国家的道义上，这种说话也便难以立足了，除非他将教会也加以驳斥。别的教会都是假冒的，只有我一个凶手兼盗贼才是实质的基督教会。’只有具备许多特别的的条件，只有许多因素凑到一起，才能对自己说出这种话。现在，我们所以换个角度来讨论教会本身对于犯罪的观念。难道教会不能放弃当前这种态度？难道教会不应该改变一下目前的教条的做法，不应该（不是做表面文章，而且究其本质）对人进行脱胎换骨的改变？”
“这究竟怎么了？我又如坠云中了，”米乌索夫说，“又是什么乌托邦，轮廓似空中楼阁没有实在地抓住。赶出教会是如何行事呢？如此个赶法？我倒觉得，伊万·费尧多罗维奇，您不过是在开别人玩笑吧。”
“实际上目前也正是如此，”长老开口说道，接着大家都面向他，“大家要明白，现在要不是教会，罪犯便会不受任何约束，甚至不会受到法律的追究——我指实际上的而非那种教条的小小的打击。后者在多数情况下只能受心灵更加痛苦的制裁，而真正的制裁才是真正有效和有驯服作用的举措。它存在于人类内心的良知中。”
“我想问这话如何解释？”米乌索夫好奇地追问道。
“一切如下，”长老开始说，“那些处罚，诸如流放，苦役以及过去的鞭笞——实际上都不能真正转化人的心灵，主要是由于没人害怕这种刑罚，所以犯罪案件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日趋上升。这一点你不会反对吧。很显然，社会仍是处于暴露中，你看，即使一部分毒瘤被简单切除而流放，有点儿像眼不见心不乱吧，但马上就会有另外一个变本加厉的罪犯，甚至出现两个。只有一直致力于唤醒和维护人类良知的上帝之法才一直在保护着这个社会，甚至在改造着社会，在这样一个时代，人要想认识到自己对社会也就是教会有所损害只有认识到自己作为教会的儿子对基督社会有所说道。可见，当今罪犯认识到自己的罪过只有在面对教会而不是国家时。如果社会的裁判权属于社会，社会才知道应该把哪些人再度收为门徒，加以接纳。而当今的教会正是只有道义上宣判的权力，而没有现实上的宣判的权力，自己在那些真实地宣判之外。教会不抛弃罪犯，反而在设法劝其从善。不仅如此，教会还竭立维持与罪犯的各种联系：让他参加教会的礼拜、领取圣餐，给予援助。对待他真可谓是如俘虏一样，而远非犯人。一旦基督社会也如世俗社会一样，对罪犯隔离，拒决和切除，那么他们还有何生路呢？一旦教会也紧跟着国家法律的制裁将他赶出教会，他们还能如何呢？这也便是将其逼入死境了，起码对俄国的犯人是这样的，因为俄国的犯人还没有放弃理想。但是，更可怕的事情是，罪犯由于过度失望而迷失自我？
“教会作为慈祥的母亲自己不会参与那些实在的责罚，因为罪犯已受到了很重的法律制裁了，总该有人可怜一下他们吧。教会不参与制裁，主要由于教会法庭是仅有的坚持真理的法庭，所以无论是在本质或是道义上都不能与其他别的相融合，甚至于暂时的妥协。交易在这里失去了市场。据说，由于各种当代思想，如今的犯人都已相信其罪行并非罪行，而只是反抗那些不公正的权势。社会通过那种机械地压服对手的力量使他和自己完全割断关系，同时不加以轻蔑（起码欧洲人是这样描述欧洲的情况），——在轻蔑与遗忘的同时，一点儿都不关心自己日后的路会向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