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9年以后，拥护帝制寄望于满洲并不奇怪。不过在我达到北京之后，却发现他们缺乏真正复辟的活力，这与1917年复辟失败的原因如出一辙。这些人大多是经历风雨的人，他们对彼此已经丧失了信任，在对目标的争取和手段上，他们都缺少必要的协调。至少有两个组织与皇室保持着联系，但是他们得不到其他组织的信任。其他组织认为没有人能保证复辟成功之后，登上皇位的不是小皇帝，而是流亡中的某个皇族。拥护帝制的一些组织确实存在这些想法。理由是，第一，年轻的皇帝没有为复辟做过任何事，而且他也已经退位了；第二，至少有一位流亡在外的皇族把他的生活和命运都奉献给了复辟帝制，而且从来没有承认过民国；第三，只要那个年轻的皇帝仍然留在紫禁城，想要采取任何积极的步骤去助他重登帝位，且又要不伤害他的性命，是不可能的。
据我所知，更多的人反对用其他皇室成员代替小皇帝。不过这些人又分为各种观点不同的小团体，一些人选择回避战术，耐心地等待机会，等待小皇帝成为复辟活动的公开首领。不过这一点，只要小皇帝还在皇宫里就不可能实现。另外一些人，也赞同不采取主动行动，只要民国信守承诺，遵守“优待条件”。
同时，那些坚持用皇帝的名义建立“满蒙”帝国的人士，在这个时候又碰到了新的困难。现在，满洲在事实上和蒙古在名义上，都已经成为了民国的一部分。到1919年，民国成功控制了满洲的行政机构，再加之此时张作霖并不同情民国，他更多关注的是自己的切身利益，那时他还没有后来那样独裁。如果在满洲这里开始复辟，必定和其他地区一样陷入内乱之中，这一点拥护帝制的人们非常明白，于是他们只能默默推迟所有行动，幻想着民国某一天的腐败崩溃，或者有外国来干涉这一切。这种干涉，大多数人相信是日本，相信日本早晚会采取行动，反对民国侵犯它在满洲的战争成果。拥护帝制的人们相信，只要日本和民国发生事端，他们就会获得机会，哪怕是稍纵即逝的机会。如果有人骂他们是叛国者，他们就可以说满族人已经被宣判为异族，没必要继续效忠中国了，既然作为不必效忠中国的异族，他自然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盟友。
这样的猜想和希望，加之拥护帝制的人们的按兵不动，出现了一些谣言，这些谣言从1919年传到了1922年。其中，1921年3月23日刊登在《华北正报》上的文章指出，拥护帝制的人们将会建立一个叫作“华北帝国”的新“满洲帝国”，首府将选定在沈阳。传闻的制造者说张勋将军、前端亲王，以及义和团领袖，还有那些在1917年失败过的人，如今正在中国的北方、满洲和蒙古各地支持建立新帝国的运动。
同一家报纸在5月21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根据中国当局掌握的消息，肃亲王和前总督升允想要在中国进行复辟。另外，如果复辟失败，满洲的复辟者就会提出‘满洲是满洲人的满洲’这样的口号，把希望寄托于在沈阳重建一个缩小的满族王朝身上。中国官方对此非常担心，因为哥萨克谢米诺夫和肃亲王的联合行动，在当下还影响着外蒙古的局势。”
在人们看来，这次阴谋复辟的带头人，是张作霖以及想再次复辟的张勋。不过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已经结为亲家，且关系非常亲密。其实张作霖曾支持过1917年的复辟运动，但并未卷入其中。而后来，他声称自己是共和主义者，从而迎合革命派。他一直都小心翼翼地躲在幕后指挥着一切，他还为张勋重返政治舞台做了很多准备，并为他在长江地区谋得了一个军事职位，但这次复辟计划失败后就被无限期搁置。张作霖开始有了另外的野心，不过他和张勋在1921年打算复辟帝制这一事却是真的。《字林西报》记者甘露德之前采访过前总统黎元洪，采访中黎元洪透露他断言复辟肯定会发生，但他也预料到了它的失败。
甘露德再次写道：“据说复辟运动计划已经谋划许久，张作霖在军界的同仁都已经得到消息。在三个月后，也就是六月的某一天随时可能爆发一次群众示威游行，响应复辟的开始。”在文中，甘露德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当然，如果复辟成功，张作霖就不会再躲在幕后，所有人都明白他的真正意图，与其说是为了皇帝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自己和政治同伙的利益。因为他们现在的地位岌岌可危。”
这个观点，在张作霖授权发表的文章中或多或少得到了印证。在授权文章中，表示自己不会和复辟计划有任何关系的张作霖暗示：虽然激进派和报纸要求废除“优待条件”，但最终不会有任何影响。文中有这么一段话：“朝廷旧臣依然同情前君主，如果民国能够遵从‘优待条件’，他们也就不会追求政治权势。”
我引用这段文字，就是表示这些猜想并非空穴来风。我从其他渠道获悉，这些都是事实。不过在《李顿报告书》中，却是说“在1931年9月前，满洲从来没有人听说过‘满洲独立运动’”，这一点让我感到很难理解，难道李顿及其同事们真的从未看到过恢复旧君主运动的任何证据？
从1919年到1924年，我逐渐接触了许多对复辟帝制计划有兴趣的人，包括某些希望在整个复辟计划中发挥突出作用的人，如过去的总督升允。我得到的这些消息都是机密，我有义务进行保密，不能向其他国家透露。
在皇宫里却从未讨论过复辟，宣统皇帝不参与这些阴谋（如果可以把这些叫作阴谋的话）。他其实清楚，在满洲、蒙古或者其他地区，都有许多忠于他的人，希望他在北京或者在沈阳重登皇位，不过他对整个计划的了解并不会比报纸上得到的多。他的中文老师和我都小心地回避着这一个话题，我们都希望皇帝不要卷入这些阴谋中，这样会被当作反共和的典型。不过讨论也是不可避免的，但都是在他看到报纸上的一些相关报道的情况下，那时我会告诉他我的看法。在我看来，不管任何形式的复辟都应该受到谴责，任何欺骗舆论的行为都应该避免。除非是人民自由选举出的代表诚恳地、自发地提出这种请求，否则任何形式的复辟邀请都要拒绝。不过接到这种请求可能是十分渺茫的，我也把自己的真实看法表达出来。在我看来，虽然革命后出现了多个国会，却没有一个可以代表人民，人民也无法选择一个真正代表自己表达意愿的国会。如果有一个真正代表人民的国会，让人们选择君主制和共和制，我觉得多数人可能都会选择前者。
1921年，《京津泰晤士报》有一篇社论写道：“我们可以谨慎地估计，会有九成的人支持恢复君主制。”在我看来，这个数字并不夸张。文章作者在后面所说的话我也同意，他说道，就算众多民众支持恢复君主制，它还是会失败，因为“对那些寻求升官发财的人和军阀来说，拯救民国或者再造民国，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他们不会放弃。”
在我看来，民众由于没有途径来表达自己的意愿，恢复君主制也就没了希望。除非，根据我的意见，皇帝不动用，也不允许有人动用他的名义，事情才会有转机。
另外，我还对皇帝说过，如果人民是支持恢复君主制的，这和他们对皇室的忠诚毫无关系。人民支持君主制，多半是因为共和制代替君主制最终失败。人民大众想要的是一个像样的政府，如果他们在内心深处赞成君主制，也是因为他们习惯了熟悉且传统的政府，这个政府容易实现他们的愿望，这比民国要好得多。
1919年，我即将离开威海卫，前往清宫履行新职务时，我曾写下一则笔记。我从中摘录出一段：
在大多数有思想的中国人心中，都是希望有一个稳定的政府，他们希望这个政府具有消除内忧外患的能力，还有勇气解散或者控制比土匪还要恶劣的“驻军”；有能力使中国免遭外国财阀的压榨；有责任监督官员们尽忠职守，不中饱私囊。在我看来，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国家制度是“共和”还是“君主”的问题，只要政府表明自己有能力并且有意愿统治，人们就会心满意足。
我后来所看到的情况，更加坚持了我在1919年的那些看法。在北京任职期间，我接触到一些有思想的中国人，他们大多同意我的观点，即使那些并不同意君主制的人也是这样。胡适博士就是这样的人，当时他在文学、教育、哲学以及政治上都有所建树。我记得有人问他，“少年中国”需要无政府，而“老年中国”需要君主制之说是否确实时，他的回答非常巧妙，他说，无论哪个中国都需要“太监”。
年轻的皇帝绝无丝毫参与复辟阴谋的意愿，他经常向我保证，绝不会再次上演张勋给他的角色。我认为，就算复辟是民心所向也不会成功，共和制可能会一直存在。皇帝认同我的观点，并没有感到遗憾和失望，他非常熟悉自己的家世，他以祖先的丰功伟绩而自豪，会尊敬他们。但是他也感到悲哀，因为由康熙、乾隆统治过的盛世王朝最终是断送在他的手里。不过很多人却在质疑他，怀疑他酝酿着复辟的阴谋，以图夺回被他那当摄政王的父亲和袁世凯从他稚嫩的手中夺走的皇位，我只能说那些人，对这位被抛弃的皇帝的个性和品格太不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