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勋领导的复辟行动在1917年7月只维持了12天。期间，黎元洪藏身于首都的使馆区。使馆区虽然属于北京，但是自1900年起它就不受中国政府管辖了。张勋在复辟失败后也逃到荷兰使馆避难。依据政府的规则，黎元洪是胜利的一方，他应该重新担任总统一职。然而，在这次复辟事件中，黎元洪却听从张勋的话下令解散了国会，这不仅仅让国会成员感到愤怒也让他颜面尽失。而且，是他邀请张勋来北京的，帝制复辟他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于是冯国璋成了代理总统。虽然他在反对张勋复辟帝制时助了段祺瑞一臂之力，但是身为直隶人的冯国璋并非热衷于共和，他还在帝制时期出任多个职位，其中包括陆军贵胄学堂总办和军咨使。帝制复辟事件之后，冯国璋以“再造共和之功臣”之名，担任国务总理一职。之后，冯国璋下令重组内阁。新建立的国会于8月12日在北京召开。
8月14日，经过国会商定，中国加入协约国同德国开战。最初，府院的矛盾激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争论中国是否加入协约国。这个矛盾激化后才导致张勋进入北京。现在，中国对德国宣战的决策让广州政府非常不满。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广州政府拥有独立完整的权力。
对于国会的决策，孙中山用陆海军大元帅的身份发电报表示反对。他在电文里指责冯国璋和他的追随者背叛国家。而且，孙中山准备依照中国固有的方式，挥师北上，进行讨伐。
中国最终还是加入了协议国，成为了是战胜国之一，出席凡尔赛和会是无可厚非的，这对日本而言是一定的压力。日本因此被迫将曾占领的德国在胶州（青岛）的租界归还中国。
1918年年初，军事领袖曹锟渐渐开始威震四方。北洋军在他的带领下同南方革命军对抗，并且在4月初旗开得胜。南方革命军失去了位于长江南部的岳州和长沙地区，无力北上。孙中山被迫辞职，并于5月份到日本流亡（这种流亡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不过，南北两方的战争并没有结束。一些在北京不受欢迎的旧国会的人员在广州重新组建了国会，并对外界宣称自己是中国唯一合法的立法机构。8月，新的北方国会在北京依照2月份重新拟定的选举法召开。
广州建立独立国会后，中央政府就无法对全国统一行使权力，国会问题在中国变成了一个没法解决的难题。戴遂良神甫曾说：“国会若想继续存在下去，必须杜绝腐败。”确实，中国的国会在这些年中一直处于瘫痪的状态。
新的北京国会共有436名人员，其中425位国会成员赞同曾出任东三省总督且同袁世凯交好的徐世昌为新总统。选举的结果立即遭到了广州政府的反对，表示不认同其结果。不过，北方政府根本不理会这些反对意见，徐世昌在之后的三年里稳坐总统一职。
徐世昌在担任总统时已经63岁了。他位高权重，十分受人敬仰，并且在传统学术方面颇有研究。徐世昌一直受到朝廷重用，早在1905年，他便身居军机大臣一职；在1907年4月被授予第一任东三省总督（在此之前东三省一直由皇室直接管理）；1908年宣统皇帝登基后加封他太保头衔。
尽管徐世昌接受了总统一职，但他并非热衷于共和。当时，北洋政府中的共和人士寥寥无几。徐世昌执掌大权后，他发布的第一个官方文件，就是赦免包括张勋在内的所有参与1917年复辟的人员。徐世昌对他们的赦免是无条件的，但张勋依然忠于朝廷，希望中国恢复帝制。不过他不用再受到束缚，可以住在北京。北京是满汉忠于皇帝的人士以及张勋聚集活动的中心。
1918年9月4日，徐世昌当选总统，在10月10日宣誓就职。非常巧合，1918年10月10日正是辛亥革命七周年纪念日。在他就职以前，北方的新国会将孔子诞辰定为全国休息日，来证明其思想趋势。从此以后，国家政府对儒教以及儒教所代表的整个思想体系的态度就随着不同政治党派的命运而变化。当思想偏“左”时，儒家教义的地位就会变得非常卑微，当思想偏“右”时，遗老遗少们便重拾勇气，同反对传统的激进派斗争，教师和父母们可以自由地尊崇儒家教义。
徐世昌所做出的第二个决策可以证明他确实是一位皇室的“太保”。他虽出任总统一职，但是他对增加皇帝的津贴具有极高的热情，并且觉得这些并不冲突。1918年，溥仪12岁了，已经在师傅们的指点下苦读了几年国学。他的老师全都是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徐世昌和他的朋友（其中一位是著名总督李鸿章的儿子）时常讨论有关溥仪的教育问题，他们认为，溥仪应学习包括英文在内的西方知识。此外，他们还希望他能学习西方的制度尤其是英国君主立宪制原则的知识。
当时，徐世昌为溥仪选定的第一任老师是位美国人，他在教育和外交方面颇具成就。他因为要担任美国驻华使馆的代办一职而无法接受聘请。之后，我便被选为溥仪的老师。
对于我成为溥仪英语老师的缘由，就不再赘述了。来访中国并在此工作期间，我结识了几个与皇帝和新总统都有密切关系的人物，其中就有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在辛亥革命之前，他曾随载涛王爷（光绪皇帝的兄弟）到德国访问。辛亥革命时期，他到威海卫避难，我当时在那里任职。之后，民国虽然多次请他担任官职，但他都拒绝了。同他一直交好的徐世昌在担任总统后也多次提出让他出任职位较高的外交官，他才复出。他一生都对清朝忠心耿耿，并且在民国和清廷内具有很高的权威。我则得益于他的推荐，才成为了宣统皇帝的老师。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即1918年11月底，我同意接受聘请，但前提是必须得到来自伦敦和驻北京的英国机构的准许。没过多久，总统徐世昌再次正式提出这个请求，并通过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爵士，很快得到了伦敦殖民部和外交部的批准。于是，我接到了调任的命令，于1919年初离开威海卫向北京出发。
我首次见到宣统皇帝是在1919年3月3日。三天后，我将同宣统的谈话写成了一份简要的报告，送往了英政府。在此，出于慎重我引用了全文，其中记录了小皇帝给我的第一印象。虽然他还是个13岁的孩子，但是他作为皇帝在宫中以及宫外的很多人眼中都是敬畏的对象。下面就是我的文章。
1919年2月22日，我到达了北京并受到了总统秘书的接待。过了两天，我分别到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多年以前在香港见过他）和载涛亲王（光绪皇帝其中的一个弟弟）的王府拜见。载涛亲王可谓是众亲王中思想最开明的一位，他非常关心皇帝的教育。我在他的王府受到热情的接待，并被告知可以在任何时间同他讨论皇帝的进步。3月5日，我再次接到他的邀请，并结识了皇叔载洵和其他几位皇族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