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必须给笔下的人物命名之时，这个中国男性司空见惯的名字，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成了我的选择。毋宁说，“刘晓东”是自己走入了我的小说。我觉得他完全契合我写作之时的内在诉求，他的出现，满足、甚至强化了我的写作指向，那就是——这个几乎可以藏身于众生之中的中国男性，他以自己命名上的庸常与朴素，实现了某种我所需要的“普世”的况味。
时代纷纭，而写作者一天天年华逝去。我已经毫无疑问地迈向中年，体重在增加，查出了心脏病，为孩子煎熬肺腑……追忆与凭吊，必然毫无疑问地开始进入我写作的基本情绪。那些沸腾的往事、辽阔的风景，几乎随着岁月的叠加，神奇地凭空成了我虚构之时最为可靠的精神资源。或者我的生命并无那些激荡的曾经，而我相信的只是，岁月本身便可以使一个人变得仿佛大有来历。在我看来，一个小说家，必须学会依仗生命本身的蹉跎之感，必须懂得时光才是他唯一可资借助的最为丰满的羽翼。由此，他可以虚拟地给出自己一个来路；由此，他可以虚拟地给出自己一个归途。他在来路与归途之间凝望，踟蹰和徘徊的半径才会相对悠长，弹指之间，无远弗届；那种一己的、空洞的、毫无意义并且令人厌恶的无聊书写，才有可能被部分地避免。
天下雾霾，我们置身其间，但我宁愿相信，万千隐没于雾霾之中的沉默者，他们在自救、救人。我甚至可以看到他们中的某一个，披荆斩棘，正渐渐向我走来，渐渐地，他的身影显现，一步一步地，次第分明起来：他是中年男人、知识分子、教授、画家，他是自我诊断的抑郁症患者，他失声，他酗酒，他有罪，他从今天起，以几乎令人心碎的憔悴首先开始自我的审判。他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刘晓东。
最长的弯路也是最近的归途
——《跛足之年》后记
“在这个早晨，马领生了冻疮，长出了粉刺，体内滋生出一股生肉的气息，而这些玩意儿早就不应该属于他这个年龄了，只有血液黏稠的少年才可以毫不惭愧地拥有它们。”
这样的状态，似乎是我修改这部小说时的镜像，因此，这部小说神秘地与它的作者的现实对应了。以前的写作，我似乎总能够置身于小说之外，即使有瞬间的恍惚与混淆，整个人的情绪也不至于完全被小说裹挟而去。但是这一次，我却在年近不惑的时候，生了冻疮，长了粉刺，体内滋生出生肉的气息……
这部小说动笔在九年前，就是说，如今已经是它孕育的十年之后了。在这里我强调了时间，因为当我用“那一年……”开始讲述时，“时间”便成了这部小说最不可或缺的一个词。十年来，它始终在成长，几易其名，不时往另一番模样去发展，其古怪，有时候连我都会大吃一惊。它完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所遵循的，只是岁月，是岁月凶猛地改变着写作者观念、好恶，乃至世界观的那种剧烈的程度。但它的劣根始终纯正，那就是，它始终保持着一种潦草的愤怒与粗鲁的忧伤。这不难理解，它孕育在我的十年之前，孕育在那个当时看来似乎意义非凡的“千年交替”之际，青春迟暮，时代叵测，情绪不免是潦草与粗鲁、愤怒与忧伤的，生着冻疮，长着粉刺，体内滋生着生肉的气息……
然而此刻我的写作已经日益倒向一个“中年作家”那样的四平八稳，千禧之年也早已被我们甩在了屁股后面。就是说，世界依然，我们却已不再如故。在最后一番修改这部小说的时刻，扑面而来的那种耽于虚构、杜撰、臆造，并且不惜为之犯规的热情，令我不免坐卧不安，乃至几度丧失信心。在我那颗文学审美已经似乎日趋周全的大脑里，它显得那么可疑——它是庄重的吗？符合文学的教养吗？它饶舌描述着的，无外乎只是一张周而复始的、疯癫的鬼脸。但我终于还是坚持着完成了它。因为福柯有言：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的产物。因为“最长的弯路也是最近的归途”①。还因为，我依然从中读出了写作之事的那些最根本的价值。
这部小说，与我的儿子同岁（如果算上他在母腹中萌动的日子，在那里，他曾经一度颇像蔬菜，还颇像鱼②）。完成了它，那些冻疮、粉刺、生肉的气息，便扬长而去了。这多么令人伤感。对此我们毫无办法，倘若我们能够选择，我敢说，还在那个幽暗却又不乏温暖与安全的子宫里时，我们便会决定永远做一棵蔬菜或者一条鱼，而不是变成一个婴儿，钻出来，渐渐成为这么一副样子：在某个以整数纪年的年份降临时都满怀动荡的祈盼，或者徒劳的悲观，或者徒劳的乐观，直到明白岁月本身几乎是毫无差别的，变来变去的，只有我们这些被造之物。
应当感激的是，在告别了蔬菜、鱼、青春，这些最具“前景”的造型之后，我们依然可以依靠虚构、杜撰、臆造来重塑自己——这些美妙的能力，毫无疑问，源于神赐。
①②这些绝妙的比喻来自C.S.路易斯的《纯粹的基督教》，这本杰出的信仰之书，陪伴了我最后校订这部小说的日子。
2009年4月23日
小说中的木牛流马
——《春秋误》后记
领了任务，写长篇历史小说。
——怎么写？
动笔伊始，方才懊悔自己的草率。
好的小说，以实写虚，首先需要还原一个物质的世界。这一准则，说起来千般简单，落实起来，万般的难。诉说一段心曲远远要比描摹一盏烛台要来得容易。正所谓，画鬼容易，画人难。我们经历着的这个世界，一旦要诉诸文字，在纸上将其准确地还原成所有人共同的经验，又要强调出个人独具一格的眼光，最是考验一个作家的能力。在抵抗陈词滥调的同时，栩栩如生地勾勒出我们司空见惯的日常事务，实在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活儿。
——何况，现在要写的，是将近两千年前的三国。
从来没有过，写作于我，这般地成了一个工程。
“历史”总是大的，而小说，尤其是现代小说，却着眼在“小”上。小说以其“小”，来折射尘寰的“大”，就好比一颗360度映现着世界的朝露。
在这“大”与“小”的落差与辩证中，就是文学的张力。
然而怎么“小”，又如何“大”？
《红楼梦》便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教科书。在那些不厌其烦的药方与菜单、鸡零与狗碎之间，伟大的曹雪芹犹如一颗剔透的朝露，为我们折射与映现了世界整全的图景，并且，以一个准确的、文学性的、谶语般的字，为这个镜像做出了庄重的定义——梦。
现在，我需要一些三国时期的药方与菜单、鸡零与狗碎。
遗憾的是，我所领受的这个写作任务，只允许我气喘吁吁地一口气把话说完。篇幅是有限的，宗旨是既定的，这些，都在排斥着舒缓的、“小”的企图。
更为遗憾的是，在这个仓促的时代，我发现，自己也没有耐心，乃至没有能力去经营那些时空距今千年万里的“小”。
但是，我依然渴望将这部小说写得琐碎一些，写得“物化”一些，渴望在这些琐碎与“物化”之间，抚摸那掉头成空了的“历史”。
这太难了。
它非但在态度上考验一个写作者的诚实，而且还在体力上重捶一个写作者的筋骨。我得承认，这一次的写作实践，自己远远没有交上令人满意的答卷。但差强人意，我却在这二十万字内，重温了一个小说家最应当具备的品格——对写作之事那种巨大的敬畏。
在有限的时日里，我用自己有限的笔，描述了蜀汉丞相诸葛亮创造出的那着名的“木牛流马”，描述了刨花新鲜如伤口一般的芬芳和将近两千年前的风云雨露。氐族姑娘身上的“衽露”，汉家女子发间的“步摇”，粗鄙的“馓饭”，古雅的“绿绮”……我知道，恰是这些事物，成了我写作之时的趣味所在。是它们，让我写作这部“历史”小说时，不至于流入大而无当的乏味情绪里，让我在猜度古人的时候，不至于专断蛮横。也正是因了它们，我才觉得马超与姜维，这两个千年的英雄，在我的鼻息里，有了人的气味。
是的，人的气味。
更重要的是，我想将这两位千古英雄嗅出凡人的气味。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如果此言不虚，我还渴望在这两个英雄的身上，嗅出当代凡人的气味，让他们，成为那个他们可能成为的他们。如此，古今同慨，进入了他们，也许才是进入了那个时代的核心。
而承载着这些愿望的，只能是那些迷人的药方与菜单、鸡零与狗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