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相对云南的生肖地名主要集中在开发较早、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汉彝杂居区的情况而言，贵州则每个市州都有用十二生肖命名的地名。
而且，贵州修文的龙场就是王阳明悟道的地方，红军长征时期曾经在瓮安的猴场召开过猴场会议，又为贵州的生肖地名增添了厚重的历史人文气息。
同也好，异也好，十二生肖地名的存在，成了两省地域文化渊源甚深的又一个有趣的例证。
纵观数千年的历史，贵州、云南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重要转折关头总是能出人意料地担当起重任，仿佛这个从古至今就一直被人们误读为荒凉贫瘠的地方就是人类守护神所居住的地方一样。
民族花园，绿色桂冠
一
贵州简称“贵”，广西简称“桂”。“桂”和“贵”不仅同音，而且都是寓意美好的汉字。珍贵、宝贵、桂冠、蟾宫折桂等与“贵”或“桂”有关的词语，承载的是中华文化中的高度赞誉和美好愿望。
虽然贵州属于西南而广西属于华南，但两省区紧紧相邻。地域相接、人文相通的两地始终密切联系在一起。
贵州和广西一样，都是“八山一水一分田”的总地貌形态，都是亚热带季风气候。动植物资源、矿产资源、水力资源丰富是贵州、广西的共同特点，两省区境内铅、锌等矿产的储藏量很大，在全国都居于前列。
广西总面积的51％和贵州总面积的61.9％均为喀斯特地貌，占总面积半数以上的岩溶地貌造就了两地美丽奇绝的自然风光，两地不仅有着星罗棋布的大小峰林、石林，也有数量众多的奇特洞穴。广西的桂林山水，贵州的万峰林、织金洞等知名景区为国内外游人所向往。
二
瑶族、苗族、侗族、水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是贵州和广西共有的、人口数较多的民族成分。根据贵州境内侗族人世代相传的记忆，他们的祖先就是从广西梧州一带溯都柳江而上进入月亮山麓的。如今回响在贵州大大小小侗寨上空的有如天籁一般的侗族大歌，一定也在广西的某处时空里响起过。侗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贵州走出的唯一开国上将杨至成（三穗县人）就是侗族人。
苗族历史上的主要迁徙路线是由黄河流域首先到湖南然后又到贵州再到云南，所以今天广西境内苗族人的祖先肯定有一部分人是从贵州过去的。
无论是从贵州到广西，还是从广西到贵州，苗族等少数民族在寻找新家园的漫长迁徙过程中，丰富了两地的文化、密切了两地的联系、深化了两地的感情，他们既是两地文化的生力军，也是两地友谊的民间使者。少数民族世代传承的工艺、才艺、节庆等民族文化，为两地的青山绿水增添了别样的魅力，让这里多了几分灵性、天性、率性。
三
追求平等、渴望公正、勇于反抗压迫，是贵州、广西两地人民的共同精神因子。明清以来，贵州、广西两地曾多次爆发起义，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广西的太平天国起义和贵州的张秀眉、杨大六起义。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于1851年，极大地动摇了清朝的统治基础。就在太平天国军队由胜转败的紧要关头，1855年，张秀眉、杨大六等人率领苗族群众在黔东南起义。苗族起义军开仓放粮、分给农民土地、采取措施激励垦荒耕种，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张秀眉等人领导的苗族大起义分散了清朝廷和军队的精力，在客观上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和张秀眉、杨大六起义最后都失败了，但两地人民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是永远值得尊敬、铭记的。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日本强迫清朝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拟签订的条约包括割地、赔款等多项丧权辱国的内容。来自全国各地的举人正在北京参加会试，消息传来，群情激奋。
1895年4月，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领导下，一千多名举人联名向光绪皇帝上书反对签订《马关条约》，这就是拉开清朝维新变法帷幕的“公车上书”。
在“公车上书”中，签名人数最多的省份是当时的广西，共有99人；其次就是贵州，共有95人。
作为当时较为偏远的省份，广西、贵州籍举人在“公车上书”中成为力量最大的中流砥柱，这反映出两地人民一以贯之的想担当、勇担当、能担当的思想和行为传统。这种传统从明朝时期贵州的奢香夫人、广西的瓦氏夫人等一直延续到今天，是两地精神底蕴中最为厚重、最有力量，最值得敬佩的地方。
四
贵州和广西也在红色革命史上做出了共同的贡献。
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鼓舞和影响下，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等人在广西百色组织领导了武装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建立了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1930年2月1日，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在广西左江地区的龙州发起了新的起义，起义者通过对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和左江工农赤卫队进行合编，组建了红八军并建立了左江革命根据地。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令桂系军阀坐卧不安，他们调兵遣将对红军进行围攻。因为敌众我寡，红军在左右江根据地的斗争陷入了低潮。
在革命力量遭受威胁的时刻，红七军、红八军先后转移到贵州，在贵州进行休整，积蓄力量并在当地开展活动，帮助穷苦群众争取利益，在黔桂边少数民族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如今，在黔西南的贞丰、望谟、册亨等县仍有当年红七军、红八军留下的活动遗址。
红军长征时突破湘江到达湖南通道以后才决定转兵贵州，由此拉开了生死转折的序幕。红军突破湘江就是在广西兴安县的界首、全州县的大坪、凤凰咀等主要渡江点实现的。也正是从老山界开始，红军内部才开始公开争论究竟何去何从的问题，直到进入贵州以后，这个问题才逐步得到了深入、系统、根本、前瞻性的解决。在这场重要的历史转折中，贵州和广西都发挥了关键的支撑力量，这是两地对整个民族的贡献。
贵州虽位于西南腹地，但各种资源富集，是一座潜力巨大的“金矿”。
广西地处华南沿海，海岸线全长1595公里，港口众多，是连通中外的重要通道。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贵州和广西有着广泛的合作空间，按照国际化视野和思维调配两地的优势资源，两地将会迎来突飞猛进的共同发展。
《印象·刘三姐》在漓江山水间向全世界的人们阐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的意境，《多彩贵州风》走遍天下，向不同地区和国别的人们展现了人类诗意生存的精神家园。
独特的文化、独有的资源、独创的舞台，正在大踏步走向世界的贵州和广西，终究会成为多彩、多元、多赢的影响力中心。
一南一北写传奇
一
在考古界流传着一句话：“北有周口店，南有观音洞。”
在抗日战争史上也有一句话：“北起卢沟桥，南止深河桥。”
这两句话描述的内容前后跨越数十万年，说的却都是北京和贵州。
一北一南，一个是祖国的首都，一个是祖国西南腹地的多民族省份，表面上遥远的两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着跨时空、多维度、强有力的密切联系。
先从“北有周口店，南有观音洞”说起。
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在1921年至1927年的这段时间里，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三枚人类牙齿化石。
1929年，考古学家在这里又发现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人工制作的工具和用火遗迹，成为令学界震惊的重大考古发现。
1930年，研究人员又在周口店遗址发现了距今约2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化石和文化遗物。
观音洞古文化遗址位于贵州省黔西县沙井苗族彝族仡佬族乡观音洞村。
观音洞是一个狭长的石灰岩溶洞，入洞后分为南北两支，有进出口以供出入。
自1964年起，考古学家对这里进行了4次发掘，发现了包括石核、石片、砍砸器、石锥甚至雕刻器等在内的上千件石制品和数十件犀牛、剑齿象等哺乳动物的化石。
经考古学家研究分析确定，黔西观音洞古人类文化遗址是中国最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之一，是与以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为代表的北方旧石器文化不同的文化类型，所以考古界有“北有周口店、南有观音洞”的说法。
周口店和观音洞的考古发现说明，早在四五十万年以前，贵州和北京就同时站到了中华文明的前沿。
二
北京作为中国“四大古都”之一，早在西周初期就是燕的都邑所在，辽在北京设立了陪都，金时置北京为中都，到了元朝，北京成为全国的首都，称元大都。
从元朝时起，历经明、清一直到今天，北京基本上是中国的都城。
贵州是在明朝开始作为一个独立行省的，而对今天北京影响最大的也是明朝。燕王朱棣夺得皇位之后，先是将北平改为北京，设为“行在”且常驻于此，后于1421年将首都正式迁到北京。
明朝时期北京的建设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进行的，由刘伯温主持，直到今天，还流传着许多刘伯温建设北京城的传说。在当时皇城的建设过程中，就使用了大量从贵州运来的名贵木材。
贵州和北京，都在明朝迎来了发展史上的重要变化，主持修建北京城的刘伯温同时也留下了“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的预言，这又加深了贵州、北京两地的渊源。
三
自元以来，北京就是全国的文化中心，是人才最为集中的地方。虽然贵州在明清两朝有着“三千举人、七百进士，三状元两探花”的文化壮举，有着“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的声誉，但很多不了解的人仍以为贵州是文化的荒芜之地。然而，就是这“荒芜”之地给北京的文化发展和传承注入了不同寻常的力量。
在今天北京颐和园的正门悬挂着一块上书“颐和园”三个大字的匾额，这三个字雍容雄浑、清俊神秀，与颐和园皇家园林的身份十分相宜。
写这三个字的人就是贵州印江人严寅亮。
据说当年慈禧曾命京城所有的书法大家试着为她钟爱的颐和园题写匾额，但结果都不能令人满意，于是有人向她推荐了当时仅是一名七品京官的严寅亮。没想到严寅亮写出的“颐和园”三个大字在所有的作品中脱颖而出，被慈禧太后选为颐和园匾额的正式用字。
题写颐和园匾额为严寅亮赢得了时人“云鹄飞鸿久擅名，榜书天语动神京”的称誉，这既是其书法造诣极高的体现，也是他自幼便受到良好书法教育的结果。严寅亮的家乡印江至今仍是中国书法之乡。
同是贵州人的李端棻，则为北京乃至全国的近现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奠基性、普及性、推动性的贡献。
北京大学是驰誉海内外的中国最高学府，其前身是于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而设立京师大学堂的第一推动者就是李端棻。
李端棻，贵州贵阳人，与张之洞为同榜进士，曾先后担任学政、刑部侍郎、礼部尚书等职。1896年，做过多省学政和主考大臣的李端棻向光绪皇帝上了一份《请推广学校折》，奏请允许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在各地遍设各级学堂以推广新学；设藏书楼、译书院、报馆；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等事宜。
李端棻的建议全部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批准，在此后两年内逐一得到落实。今天北京大学校史陈列馆的第一馆就是“李端棻馆”，可见李端棻在北京大学的创办过程中立下了首功。
1898年，李端棻向光绪皇帝密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促使光绪任用维新人士进行变法。变法失败后，李端棻被革职充军新疆。
晚年回到家乡以后，李端棻仍然致力于推广新式教育，为贵州教育的兴起做出了贡献。
四
在北京城市的建设发展过程中，同样有贵州人为之做出贡献，这个人就是在民国时期当过五任交通总长、三任内务总长、代理过一任国务总理的朱启钤。
朱启钤，贵州紫江两流泉（今开阳双流）人，在民国政府内务总长任上对北京旧城进行了全面规划改造，包括贯通东西长安街、修建东安市场，构建内外城交通体系等，为北京建设现代城市完成了奠基性工作，被誉为老北京规划改造第一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启钤主持把社稷坛辟为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在建设中央公园的同时设法保存了园内的古树，既开启了北京修建公园之始，也为保护北京的古城风貌和生态环境开了先河。
新中国成立初期扩建天安门广场和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时候，有关部门还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专门征求了朱启钤的意见。朱启钤提出了不要在天安门广场周围修建高于城楼的建筑等三条建议，被当时的决策者所采纳。
五
随着时间的流逝，贵州和北京的关系在滔滔的历史洪流中变得更加紧密。
“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得知北京情况的贵州各校学生开始行动起来，自发地对北京青年的爱国运动进行声援和支持。在青年学生的带动下，贵阳各界群众发起成立了贵州国民大会，大会通过了《致赴欧和会中国专使电》和《致徐世昌电》，提出了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绝不承认日本强占的一切权利、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惩办卖国贼、释放爱国学生等要求。
随着爱国运动的深入，为了脱离军阀的控制，贵州学生又成立了全国学联贵州支会，掀起了新的运动高潮，也把全省群众抵制日货的运动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贵州“五四”运动的开展，唤醒了全省群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上，贵州和北京一起迈开了新的历史性步伐。
1930年，在革命陷入低潮的时刻，贵州赤水人段雪笙接受派遣来到当时的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工作，负责参与筹建北方左翼作家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