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湖乡的5个村与湖南的6个村一共7000余名侗族同胞居住在一起，湘黔两地土地、房屋、山林纵横交错，难以分清你我，这正是两省唇齿相依、浑然一体的地域关系的体现。
同样，在漫长的历史中，两省各族人民也始终在相互迁移，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独特亲情，以苗族的情况最为典型。
苗族是贵州和湖南的主要少数民族之一，两省的苗族从历史上就是一家人。一方面被苗族尊为始祖的蚩尤的故里就在湖南安化乐安镇的蚩尤村（原名思游村），另一方面贵州的很大一部分苗族人口是曾经在湖南境内长时间生活过的“三苗”和“五溪蛮”迁徙过来的。所以，湖南既是贵州苗族的祖源地也是贵州苗族迁徙路上的故乡，两省的苗族同胞是根深蒂固的血缘、亲缘关系。
二
贵州人和湖南人还有着共同的文化底蕴。
贵州是王学圣地，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黔中王学在心学各流派中占有重要地位，湖南也有在王学中影响颇大的楚中派。
王阳明进入贵州和前往江西上任时均途经湖南，他进入贵州之前曾在长沙小憩，前往江西时又曾在沅陵虎溪山的龙兴寺为当地学子讲学。
贵州是阳明心学的创立地，湖南则是阳明心学在贵州以外第一个传播的省份。这个传播、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促进了湖湘文化的形成。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是公认的湖湘文化源头，王夫之一生主张经世致用，坚决反对程朱理学，自谓：“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王夫之继承和发展了王阳明的知行学说。他尖锐地批评了“离行以为知”的思维路线，强调“行”在认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得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重要结论。
王夫之认为知源于行、力行而后有真知，据此论证行是知的基础和动力，行包括知、统率知。他的学说实际上是对阳明心学的细化，也是湖南地域文化的根基。
明清以后，湖南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涌现出了一些杰出人士，这与阳明心学在湖南的广泛传播是分不开的。曾国藩、谭嗣同、毛泽东等人都曾深受阳明心学的影响，他们都和王阳明一样，既有圣贤之心又有豪杰之气。
从这层意义上可以说，湖南人近代以来所取得的历史功绩里有一份源自贵州的力量。
三
长期的历史积淀和融汇，形成了湘黔两省人士以坚忍不拔、变革图强、勇于担当为主要特征的精神面貌。正是因为如此，在近代以来风起云涌的社会大变革中，两省涌现出了一批精英，给整个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为了改变晚清以来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湖南人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他因此被誉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在魏源之后，贵州人张之洞、黎庶昌、李端棻等也都提出了各具特点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说，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细化了魏源调和中西的思想萌芽并提出了更为切实的解决方案。这种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开放、包容、整合、糅合的思想特征和思维模式，也正是我们整个民族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要不断坚持践行的。
贵州、湖南两省人士在思想上是先知先觉、引领时代的，在行动上则是即知即行、积极探索的。
1895年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在京参加会试的1000多名举人进行了“公车上书”，反对《马关条约》的签订。在此次上书签名的举人中，贵州籍的举人就有95人之多，在全国居第二位。
1898年，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推动下，光绪皇帝发起了历史上着名的“戊戌变法”。湖南是唯一支持“戊戌变法”的南方省份，湖南人谭嗣同则是积极推动变法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变法失败后谭嗣同被残忍杀害，成为近代中国为变法流血牺牲的第一人。
1903年，湖南人黄兴在长沙成立了华兴会，这是中国内地第一个反清组织，开启了中国内地革命之先声。长沙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率先响应，巩固了首义地区的胜利成果，极大地推动了其他省份的起义和独立。
1911年11月3日，贵阳陆军小学、南厂新军打响了贵州辛亥革命第一枪，当时距武昌起义不到1个月的时间。在撼动中国封建统治，谋求中国新生的起点上，贵湘两省共同发挥了急先锋的作用。
总之，在中国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湖南人尽显峥嵘，贵州人也崭露头角，一种为国为民奋斗牺牲的精神也在两省人士中不断地得以形成、巩固、强化。
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2名正式代表中，就有毛泽东等4名湖南人和1名贵州人邓恩铭，这是两省共同精神不断延续的体现。
四
贵州人和湖南人在历史潮流中奋力向前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相互鼓励，进一步强化巩固了两省的人脉关系，也留下了许多佳话。
被称为西南巨儒的贵州人莫友芝与湘军创始人曾国藩过从甚密，曾为曾国藩督领江南官书局、担任校勘经史之职，曾国藩则称赞莫友芝“黔南莫夫子，志事匹无双。”
1871年莫友芝病逝后，曾国藩亲笔撰写了一副挽联：“京华一见便倾心，当年虎市桥头，书肆订交，早钦宿学；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莫愁湖上，酒樽和泪，来吊诗人。”写尽了两人相知、相惜、相敬的半生情谊。而被誉为清代走出黔北“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黎庶昌也曾出任曾国藩的幕僚，深得其信任，随营6年，是“曾门四弟子”之一。
另一位与莫友芝多有往来的湘军名帅胡林翼曾在贵州长期任职，自1846年起，胡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及贵东道等职，于1854年奉命出黔镇压太平军，因有战功屡获擢升，后任湖北布政使、署巡抚。
与胡林翼同号“润之”的湖南人毛泽东在两省的成长和磨炼经历，则是贵州与湖南长达数千年的人文往来史中最为精彩也最耐人寻味的篇章。
毛泽东青年时期在长沙求学，岳麓山上和湘江河畔都曾留下他思考人生、历史、社会的场景。“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壮丽自然景象让青年毛泽东得以陶冶心灵、开阔胸怀，湖南的湘江水养育了毛泽东。
长征中，自从通道会议上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转兵贵州以后，红军走出了一条“生命和希望的通道”。经过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正式进入了核心领导层，这对红军以及毛泽东个人来说，都是新生一样的开始。
极为巧合的是，在遵义境内也有一条湘江。两条湘江水，一条养育了毛泽东，一条见证了毛泽东一生事业的关键转折点，堪称两省的一段奇缘。
长征时，毛泽东带领红军在贵州由东南而西北，在赤水河流域4次东西折返后一路南下取道黔中，最后经由黔西南进入云南境内，历时4个多月。
在此期间，毛泽东的政治领导艺术和军事战略艺术也逐渐走向成熟。
民间有着毛泽东“中年得痣”的说法，据说毛泽东下巴上的那颗痣就是在遵义会议前后才长出来的。
湘黔的谐音就是“向前”。
贵州话，四川腔
一
自古以来，贵州和四川很多地方的语言、饮食习惯甚至风俗都一模一样。当年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来到四川以后，认为四川本地话是“贵州腔”，如今也有很多其他省份的人认为一些贵州人说的是“四川话”。
贵州和四川都是动植物资源大省，在植物方面，两省都有桫椤、珙桐等珍稀植物；在动物方面，四川有被称为国宝的大熊猫，贵州则有同为国宝级动物且数量比大熊猫还少的珍稀动物黔金丝猴。
两省都是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省份，其中彝族、苗族、羌族、土家族、布依族、白族、壮族等少数民族在两省都有分布。
彝族在两省的文明史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有的彝族研究者称，贵州的夜郎文明和四川的三星堆文化都是由彝族先民创造的；虽然没有确切的记载可以佐证，但也为认识贵州和四川的历史渊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更为本来就很神秘的夜郎文明和三星堆文化更增添了一份传奇色彩。
另外，在贵州和四川都大量存在着远古文明的遗址、遗迹，这充分说明两省都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二
贵州和四川都在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贵州的梵净山和四川的峨眉山同为中国五大佛教名山；贵州的福泉山和四川的青城山则同为道教圣地，其中福泉山又是道教一代宗师张三丰的修仙之地。
在佛教的历史上，贵川两省除了各自做出巨大贡献外，还共同创造了一个佛教界的奇迹。四川乐山大佛是唐代摩崖造像中的艺术精品之一，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弥勒佛坐像，与峨眉山一起被评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主持建造乐山大佛的则是今贵州遵义人海通禅师。
海通禅师12岁出家，24岁时开始游历天下，当年他云游至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汇合处的乐山（古称嘉州）时，听闻当地屡有水患发生，决定在凌云山西壁凿建一尊面江而坐的弥勒佛巨像以减杀水势。海通禅师为实现所发之愿四处化缘、历尽艰辛，传说甚至为此自剜双目，终于造像成功。
海通禅师的奉献和牺牲精神可赞可叹、可钦可敬，值得两省人民永远怀念。
三
长征时，红军在贵州辗转四个多月，占红军长征时间的三分之一，期间召开了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苟坝会议等系列会议，取得了遵义大捷、四渡赤水等胜利，既突破了数十万大军组成的包围圈，又健全完善了组织路线、军事路线。
红军巧渡金沙江由云南境内进入四川之后，在四川又进行了数百次战役和战斗，惊心动魄的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都发生在四川境内，中央红军的长征路线有三分之二在四川境内。
在贵州和四川，红军提振了精气神、磨炼了筋骨肉，既走出了困境又为后来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因而两省均为红色福地。
同时，贵州也是一批四川籍革命前辈接受实践锤炼和实现人生飞跃的地方。
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一生有着广为人知的“三起三落”，宁都会议后，他因为受到“左”倾主义的排斥而被下放劳动，这是伟人人生的“第一落”；猴场会议后，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在贵州实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起”。同样在猴场会议后，在长征出发前被免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恢复了职务，这也是这位元帅生涯中的一次重要变化。
另外，聂荣臻、罗瑞卿、张爱萍、杨尚昆等人长征期间在贵州也都得到了充分的锻炼，逐渐成长为高级领导人。张露萍烈士曾经在贵州的息烽集中营进行了不屈的斗争，邓萍烈士则长眠在贵州。
这些革命前辈的事迹和长征精神一样，都是两省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四
四川历史上走出了司马相如、扬雄、李白、陈子昂、苏轼、苏洵、苏辙以及现代文学家郭沫若、巴金等一批文豪，他们中的一些人和贵州有着很深的缘分。
司马相如曾经教授贵州“汉三贤”之一的盛览创作辞赋，盛览因此在辞赋创作领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李白曾经被流放到夜郎，在今天的贵州桐梓仍有太白泉、太白桥、太白听莺处、太白望月台等与李白有关的遗址、遗迹。
1944年5月8日，巴金和萧珊在贵阳郊外的“花溪小憩”结婚，之后他便开始在贵阳进行文学创作。巴金在回忆录中提到当时夜晚的花溪小憩“四周没有一声人语，但是溪水流得很急，整夜都是水声，声音大而且单调”，他还说“《憩园》里的人物和故事喷泉似地要从我的笔端喷出来。我只是写着，写着，越写越感觉痛快，仿佛搬走压在头上的石块。”可见在贵阳的经历给这位文学巨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常说诗酒文章，谈及两省的人文逸趣，就要说一说两省的美酒。贵州和四川都有着悠久灿烂的酒文化，几千年来，两省的酒文化可以说是长盛不衰。从“枸酱”到茅台酒、习酒、珍酒、董酒，从“巴乡酒”到泸州老窖、五粮液、剑南春，两省所产之酒各擅胜场并且都是享誉海内外的着名美酒。
堪称一奇的是，有人发现如果将贵州和四川的主要产酒地在地图上用线连接起来，恰好是一只巨大的高脚杯的形状，而位于赤水河流域的国酒茅台以及郎酒等酱香型名酒的产地又正好是支撑着这只“酒杯”的坚实底座。
“黔”事“重”生
一
巍巍大娄山，绵延300公里，将贵州和重庆紧紧连在一起。
独特的民族风情和文化，鬼斧神工的喀斯特风光，丰富优质的矿产资源，数量庞大的动植物资源等都是两省市共同的特点。
浩浩乌江水，奔涌一千多公里，养育了无数的贵州人和重庆人。
嗜辣的饮食习惯，幽默开朗的性格，有几分火爆的脾气，吃苦耐劳的韧性……这些是巴文化的特点，也是贵州人和重庆人的共性。
贵州和重庆在历史上就是密不可分的。早在远古时期，贵州境内居住的先民被称为百濮，而今天重庆的合川区在殷商时期则以“濮”为名，也是百濮的意思，这说明生活在贵州和重庆境内的先民是同根同源的。
来到贵州之前，我在重庆工作了3年。在我的认识里，两省市的历史底蕴一样深厚，在历史上特别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共同发挥了关键、有力、重要的支撑和推动作用，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历史前行的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