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处集中营并不是孤立的。曾任新四军新闻干事的陈策烈士就是从上饶集中营转到息烽集中营然后又被转押重庆白公馆，最后在重庆被杀害的。如今安息在歌乐山烈士陵园的烈士们就有很多人曾被关押在息烽集中营，其中就包括前面提到的罗世文、车耀先、黄显声、许晓轩等人。这几处集中营里表现出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罗世文、车耀先、杨虎城、宋绮云等人都是我们民族的脊梁，然而当我们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时，他们却无法到战场上去与异国侵略者厮杀，只能在中国人自己的监狱里辗转、蹉跎岁月。
希望这样的民族悲剧永远不再上演。
青岩古镇的一抹红色
在贵阳花溪区南面十二三公里的地方，有一个闻名遐迩的青岩古镇。
2014年8月，贵州省第九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这里召开。
这个面积不足7平方公里，人口只有三四万的镇子，是民族文化、军事文化、宗教文化和建筑文化融合交汇的地方，被人称为“万花筒”。
早在1373年设置贵州卫指挥使司的时候，这里就开始驻军建屯，时称“青岩屯”。
1381年，朱元璋派30万大军取道贵州赴云南扫除元蒙梁王残余势力，更多的军队来到这里驻下屯田，“青岩屯”也就逐渐发展为军民同驻的“青岩堡”。
1623年，因为当时的青岩土司班麟贵守土有功，朝廷准其所请，令他在青岩堡南面一公里的地方建城。新城建立后，正式命名为青岩城。
1660年，班麟贵之子班应寿对青岩城进行维修并在南门外增建了一座城门，名为定广门。经过这次维修和扩建，今天青岩古镇的规模基本形成。
此后，青岩古镇又经历了几次重建和修葺，但总体格局没有大的变化。
几百年来，历史长河也在这座宁静的小镇里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太平天国时期，石达开的军队曾经攻打青岩古镇半年之久，但最终也没能攻破。
《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的第一起教案就发生在这里。青岩教案、开州教案和天津教案被称为“三大教案”。
贵州历史上的第一个文状元赵以炯出生在这里。
竺可桢带领浙江大学西迁的时候曾经在这里办学。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青岩古镇也有红军留下的印迹。
长征期间，红五军团干部团和后卫十三团以及红三军团主力、红一军团主力曾经在花溪境内行军作战三天。其中红十三团和吴奇伟纵队在狮子山一带展开了激战，红军英勇作战，击毙击伤对方100余人，最终将其逼退。
在十三团展开激战的同时，五军团干部团和三军团主力占领了青岩城，之后，十三团即从狮子山战场撤出并从北门进入青岩城，几路红军实现了胜利会师。
在长征中曾经成为红军暂时停留之地的青岩，在抗日战争期间又迎来了20多位与红军关系密切的特别客人。
1939年1月武汉失守以后，抗日战争进入了最为艰难的阶段。
1939年1月3日，八路军在青岩设置了贵阳交通站青岩安置点，主要负责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转移、保护革命家属和进步人士。
当时，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老先生、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女士和李克农、博古等20多位革命前辈的家属都曾在此居住过。他们乐善好德，在当地留下了许多佳话。
1940年9月，周恩来才派袁超俊到青岩把二位老人接到重庆红岩。
然而贵州和周恩来一家的缘分并没有就此结束，20世纪70年代初，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和她的丈夫沈人骅在遵义的一个山沟里工作生活了3年。
当时，他们夫妇在三线的一个军工厂里工作，这家工厂位于离遵义大约有70公里的一个山沟里。那里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周秉德夫妇和所有的工作人员一样吃苦耐劳，以至于很多人都不相信她就是周恩来的侄女。
无论是抗日战争期间周懋臣、杨振德两位老人在青岩避难，还是周秉德夫妇二人在三线建设时期来到贵州的深山里工作，都是贵州与周恩来一家特殊缘分的见证，也反映出了周家代代相传的朴实家风和不居功、不畏险、不畏难的精神。
中国银行的金融抗战
一
有一次，遵义的一位中国银行的“老客户”拿着一张1941年时的存折找到了我们，问里面的存款还能不能取出。无独有偶，中国银行湄潭县支行复建的时候，我们在湄潭浙江大学旧址博物馆里发现了一张数学家苏步青于1945年在中国银行办理汇款时亲自填写的一张汇款单据。
这两张凭证对应的都是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银行即将迎来入驻贵州100周年之际，这样宝贵实物的出现，一下子使我们想起了一段历史：抗战期间作为金融机构的中国银行在祖国大后方特别是贵州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承担起了应该肩负的社会责任。
1940年10月到1942年10月，滇缅公路上曾经行驶过一支由中国银行临时运输处成立的运输车队。
当时，日本对中国进行了全面封锁，中国的国际运输线除了西北地区连接苏联的公路以外，只剩下了一条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主要承担的是抢运军品的任务，如果再由运输部门代为转运钞券，极有可能遭到延误。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保证钞券运输的安全，保障战时金融稳定，中国银行决定自行订购卡车170辆，行驶西北、西南各地，自行办理战时钞券的内运工作。
运输处成立之初便遇到了不少困难，经过不懈努力和几个月的惨淡经营以后，运输处的业务才逐渐走上了正轨。
经过交涉，运输统制局在1941年2月明确了中行运输处的运输范围，即中行钞券和代运交、农两行的钞券，中行及所属单位的物资，运输处及中国银行使用的汽油、汽车零件以及红十字会的药品。
同时，在中国银行仰光经理处、腊戍分经理处、昆明支行和运输沿线各办事处的支持和协助下，运输处总处在腊戍成立，在昆明和仰光分别设立了办事处，在畹町、龙陵、保山、水平、下关、楚雄、安宁等地建立了运输站，还在腊戍、保山、昆明三地附设了专门的修车厂。与此同时，中国银行运输处的组织体系得到了健全，运务也逐渐增加。到了成立一周年的时候，中行运输处已有员工500多名。
1942年春，日军占领了缅甸，滇缅公路也被中断，不久之后，政府又将钞券发行的业务集中于中央银行。此时，中国银行的运输处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1942年10月，运输处正式终止业务。
中国银行运输处存在的两年正是抗战要紧的时期，在此期间，运输处累计运输钞券达1022吨，保证了抗战军需和各地的需要，同时还代运输了大量的兵工署物资、红十字会药品等其他物资，减轻了军务运输的压力，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
除此之外，中国银行贵阳支行也为保持战时大后方的金融稳定，保存中国银行在沦陷区的业务机构、保证国内与国际的金融往来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以后，祖国的西南、西北地区成了抗日战争的大后方。这时，金融部门到大后方设立办事机构，配合促进当地的开发，保证战时经济的发展就变成了必要、亟须且重大的事情。
1937年11月四联总处（即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行联合办事总处）在汉口成立时，就决定各行在西南增设机构，并指定中国银行在昆明、贵阳、南宁等地设行。
按照四联总处的要求，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于1938年派员来到贵阳筹备中国银行贵阳支行复建事宜（中国银行最早于1915年在贵阳设立办事机构）。
同年12月25日，中国银行贵阳支行正式恢复营业。
从1939年8月1日起，贵阳中行先后调用四川、江苏、浙江及华北地区原有部分人员为骨干，同时吸收了一批贵州籍职工，在遵义、安顺、独山、毕节、镇远等专署所在地及都匀、黔西、湄潭、大定（今大方）、威宁、桐梓、黄平、思南、凤冈等15个重要城镇陆续设立了办事处、办事分处。
截至1944年，总计在省内重点城镇及交通要道分设了18处机构。
抗战时期，贵阳中行的主要业务是配合“四联总处”建立西南金融网战略方案，执行抗战时期的金融政策，支持地方复兴贵阳灾区（指1939年敌机轰炸贵阳成灾），发放灾区房屋重建贷款，向总管理处陈请调拨专项资金筹建贵州企业有限公司，为建立地方性金融机构贵州银行出谋献策，承担专项借款，承办黔南、黔东南贫困县的农业生产贷款，办理放款，扶持仁、永两岸川盐运销业务；沟通国内汇兑，承办海外华侨赡养家属汇款及东南亚和海外其他地区华侨支持祖国抗战汇入的各项捐款业务，按受央行委托代理独山、桐梓等地国库支库业务，为修建黔桂铁路所需工程费用提供服务等。贵阳支行的这些业务措施为建设西南抗日基地、支持抗日持久战争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贵阳中行不仅努力发展自身业务，还配合中国银行的沦陷区机构保存了业务机构和力量。1942年，湘桂战争紧张阶段，江西南昌支行、广西桂林支行和湖南长沙支行及所属办事处等战区机构，曾先后撤退到贵阳、独山、遵义等地，成立临时通讯机构，香港分行部分职工及眷属亦曾撤退贵州躲避战祸。
当时，贵阳中行的工作得到了最高当局的肯定。1943年，中国银行安顺办事处和遵义中国银行的范祖厚分别因为“推行储蓄业务巩固战时金融成绩卓着”和“参加全国节约建国储蓄运动竞赛成绩卓着”而获得了由蒋介石等签发的奖状。
此外，抗战期间中国银行所做的各种努力也给贵阳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我去贵安新区管委会洽谈项目，新区党工委的杜丹副书记和我谈起她的外祖父曾在中国银行工作，所以对那段历史很有感情。
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贵阳中行还有效地发挥了中国银行作为国际性银行的优势，为抗战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战争爆发初期，日本飞机到处狂轰滥炸，无辜市民、妇女、儿童不能幸免，海外侨胞对此深表关切。荷属东印度地区的侨胞相继成立了救援组织，募捐购买医药器材，赈济灾民。
当时，海外侨胞们捐助的款项大部分委托当地的中国银行以信汇、票汇等方式汇至贵阳中行，再由贵阳中行解交“贵阳华中万国红十字会”。
在1939年2月至1941年8月期间，贵阳中行就办理了各地侨胞汇入的总计折合260万美金的法币、港币、美金、英金、荷币。
这项工作极大地鼓舞了国人的爱国热情，促进了世界华人的团结，对于取得抗争胜利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
中国银行在贵阳和战时大后方其他地区开展的系列工作，不仅维护了战时金融的稳定、促进了大后方经济的发展，还充分利用了自身的国际经营网络为抗战做出了独有的贡献。这让我既为中国银行的先辈们赤诚的爱国之心、不畏艰险的精神、精湛的业务水平所感动，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中国银行担当社会责任的传承意义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