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的第一天由博古做主报告，周恩来做副报告，张闻天做反报告。
第二天，毛泽东做了发言。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多数同志同意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
经过三天争论，会议最后做出如下决定：
（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分工；（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这个会议使中共的决策层变得更加成熟。
习近平指出：“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这为我们如何科学地看待改革开放前后30年的问题提供了指导思想。
遵义会议以前，对于博古这样的早期领导人来说，所处的历史时期几乎注定他们要走一段曲折的路，这本身就体现出知行合一是一个实践探索的过程。所以，我们同样不能简单地因为后来的变化否定博古他们曾经做出的努力，他们通过惨痛的代价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教训、积累了条件。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回到了最高决策层，但从1935年到1939年，都是由张闻天担任总书记的。到了1938年秋天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才确认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并没有明确职务。张闻天在会上主动提出推举毛泽东为总书记，虽然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认可，会后张闻天还是主动地把工作逐步移交给毛泽东。
三
历史在遵义这个节点上对红军的给予是丰厚的。
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敌我双方的态势变化为红军赢得了休整的时间和空间，取消“左”倾的错误指挥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天时，地利，人和。
遵义会议是从通道会议以来一路探索的结果，是百川汇流；也是此后继续探索的开始，是胜利之门的徐徐开启。
历史总会留下辉煌的节点，但从来不会提供一蹴而就的速成，更不会主动呈献唾手而得的厚礼。
1935年2月27日，二渡赤水后的红军再次占领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空前的大胜利，这更加坚定了红军队伍的信心。
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危急存亡之际，遵义两次迎接了这支队伍，两次给这支队伍注入了关键的内在力量。因而，遵义及时、适时地给整个中国革命带来了由近及远、由内而外、由点及面的根本变化，而遵义自身的历史积蕴，又恰恰与这一关键历史节点的精神内核达成了共振！
遵义地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有建制，遵义之名始于唐代。642年，朝廷将播州所领罗蒙县改为遵义县，取义于《尚书·洪范》中的“无偏无陂，遵王之义”之语。
《尚书·洪范》传为箕子向周武王陈述“天地之大法”的记录。“洪”为“大”，“范”为“法”，蕴含了中国古代优秀的治理思想和智慧。
1600年，播州改置遵义军民府、平越军民府，自此，虽统属关系及辖域屡有变化，遵义之名一直得以沿用至今。遵义，就是告诉人们要遵从义理。
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数千年来不断地被演绎和传播。一个“义”字背后有着无数曾经鲜活的生命和生动的事例作为真实的注解，其中不乏在精神和行为上至今仍然照耀着我们民族历史星空的杰出分子。
同时，“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另外一个范畴“道”一样，都有“规律”的含义。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历史阶段，无论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只有发现规律、按照规律办事，才能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王阳明曾说：“义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红军在长征中能在瞬息万变的战争局势中通过不断地尝试找出正确的道路和方向，正是“心得其宜”的结果！正是按规律办事的结果！
红军转战贵州之初曾经设想建立以黔北为中心的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是极具战略眼光的设想，但当情势发生变化之后，毛泽东等领袖及时果断地调整了战略规划，才最终使得红军逐步走向胜利的目标。
正如王阳明所说：“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
这座承载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生死转折、汇聚着共产党人智慧的城市，在无言地告诉每一个人：遵“义”，是一个永远的命题。
青杠坡战役：红军级别最高的战斗
一
从土城镇上的四渡赤水纪念馆出发，车子一路在群山间穿梭盘旋，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就来到了青杠坡战斗遗址所在。
踏着一级级的石阶走到张震将军题名的“青杠坡红军烈士纪念碑”前，发现碑座上静静地立着一束不知是谁放在这里的鲜花。放眼四周，远处雾霭遮掩下的群山显得格外凝重、肃穆，而近处大大小小的山峰上则是连绵不绝、一望无际、生机勃勃的绿色。
凭吊一番后，同行的纪念馆工作人员开始介绍青杠坡战役的大略情形，听着、听着，大家都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如果不是有这么一座纪念碑，谁也不会想到遵义会议之后红军的第一仗就是在这里打响的。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
这既是毛泽东研究历史得出的结论，也是他多年领导和指挥战争的实践经验总结。
当年毛泽东在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或许想起了一年多以前发生在青杠坡的那次战役。
1956年，在中共八大预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时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
毛泽东所说的土城战役就是以青杠坡为核心的这次战役。
还在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就调集了包括其嫡系部队12万人在内的40余万大军，从四围向遵义合拢，企图在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地带将中央红军彻底消灭。
1935年1月19日，蒋介石下达了他的“川江南岸围剿计划”。
中革军委当机立断，决定在合围形成之前向川黔交界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确定了在川南渡过长江、到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目标。
于是，中央红军分为三路纵队迅速向赤水地区靠拢。
1月20日，野战军司令部下达了《渡江作战计划》，确定红军的行动目标为由川南渡江后转入川西北，会合红四方面军发起总的反攻，赤化全四川。
计划同时指出：必要时在赤水以东地域，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一路进行决战。
二
红军新的行动方向正是刘湘的川军最不希望看到的。
1月23日，川军郭勋祺的两个旅开始向土城地区进发，目的是在赤水河东岸地区阻止红军入川。
1月25日，红军占领土城，而此时赤水城已被川军占领，红军北上入川的必经之路被堵住了。
1月26日，毛泽东在与朱德、周恩来等人商讨后，决定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地区围歼川军郭勋祺部。
6天前提及的“决战”就要从纸面走向地面了。
1月28日，红三、红五军团从南北两侧向郭勋祺部发动猛烈攻势，一场决战在青杠坡地区展开了。
川军依靠地形之利拼死顽抗，战斗十分激烈，双方均出现了较大的伤亡。
原定歼灭郭勋祺部的红军总攻战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川军靠着武器的优势步步进逼，红军面临着危机。
这是遵义会议以后的第一次作战，这一仗的成败对红军和毛泽东个人的意义不言而喻。
危急时刻，身为中革军委主席的朱德亲自上了指挥前线，毛泽东则一面命令陈赓、宋任穷率领红军的种子队伍干部团赶赴前线参战，一面急令奔袭赤水城的林彪红一军团火速回援。
红军拼了命也没能打退川军，川军一直攻到了中革军委指挥部前沿。
朱德在一个排的掩护下才得以仓促撤离，形势之险恶可见一斑。
如此不利的局面，川军仍有援军不断加入进来。
当日晚，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的主要成员在土城召开了紧急会议，鉴于战斗态势和整体局面的变化，会议决定红军撤出青杠坡，将原定经由赤水地域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变为自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
1月29日早，红军迅速渡过了赤水河，这就是一渡赤水。
当时，大部队迅疾前进，毛泽东却坚持等着朱德一起过河。
川军于次日进入了土城，郭勋祺得知红军主力进入云南，便就地休整部队，不再向前追进。
三
土城战役后博古曾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在2月9日召开的扎西会议上，毛泽东总结了土城失利的三条教训：“一、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四个团，实际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
就参与者的“级别”而言，青杠坡战斗在红军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共和国的七位元帅（除了二、六军团的贺龙、留守江西的陈毅和四方面军的徐向前）和五任国防部长（彭德怀、林彪、杨得志、耿飙、张爱萍）以及二百多名将军都加入了激烈的鏖战。
三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刘少奇、杨尚昆），后来成为中共核心人物的邓小平、胡耀邦，以及陈云、董必武、林伯渠等人都在青杠坡经历了枪林弹雨的洗礼。
青杠坡战役中红军的伤亡十分惨重，但也正是这次战役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帷幕。
经此一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变得更加成熟，“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成了红军活的灵魂。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在当年的青杠坡战役中，除了壮烈牺牲的烈士和顽强战斗的幸存者外，肯定也有为数不少的人当了逃兵。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红军长征不仅仅是一个与国民党军队战斗周旋的过程，更重要的还是一个红军自身不断净化升华的过程。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如今看来，没有湘江一战、青杠坡战役以及此后的磨炼，红军内部是不能形成钢铁一样的统一意志的，因而也就很难在之后的爬雪山、过草地等与天斗、与地斗的艰辛过程中生存下来。所以，青杠坡战斗是红军从危到安转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是宝剑未成之前在水与火中的一次淬炼，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担起救国救民大任过程中的一次考验！
一切的失败都是围绕着成功展开的，没有这些失败，成功就没了根基。
“义者，宜也”，这是一个需要不断验证才能达到的目标，这是一种需要不断磨炼才能掌握的准则，这是一种需要不断实践才能达到的境界。
习水土城的女红军街
一
虽然历史上不止一次有人发出类似“战争让女人走开”之类的呐喊，希望能够在残酷的战争中让女性们远离荼毒、免受戕害、得到保护。但往往事与愿违，几乎没有哪一次战争中没有女性的身影。法国的圣女贞德、中国替父从军的花木兰等的事迹至今广为传颂。
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更是离不开一个个伟大的女性所作出的牺牲，刘胡兰、江姐、赵一曼等是她们中的杰出代表，《红色娘子军》中的琼花、《洪湖赤卫队》中的韩英等是根据她们的事迹塑造的艺术形象。
长征时期，同样有一批中华民族的杰出女性，用她们的坚忍不拔谱写了鲜为人知的动人篇章，习水土城的“女红军街”则有幸地留存了其中的一页。
在土城“四渡赤水纪念馆”的背后，有一条长征街。
这是一条与赤水河平行的千年古街，历史上平定播州的李化龙和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都曾在这里留驻。
如今人们习惯性地把这里称为长征街，是因为红军长征期间也曾在这里驻扎并在此揭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
长征街的中段有一条名为“女红军街”的街中街，是因为长征路上的女红军们曾在这里住过。当年这些女红军是跟着大部队先后到达土城的，最晚到达的在这里仅仅住过一个晚上。
这些女红军有的因为体弱多病或有孕在身而被编入干部休养连，有的是宣传工作人员，有的是政治战士。
当年，她们中的部分女红军在这里进行了文艺宣传，开展了打土豪、安置伤病员等工作，一点也不比行军作战的战士们轻松。
还有部分女红军在这里遭遇了一次极大的险情。
在前往土城的行军路上，邓颖超、贺子珍、曾玉等女红军以及与她们一同行军的董必武、徐特立等老人，因行动迟缓落在了大部队的后头，青杠坡战役都打响了他们才行军到青杠坡附近。
因此，他们在行军中遭到了川军的冲击，队伍都被冲乱了，情况十分危急。幸亏警卫连和干部团先后冲上去，干部休养连才得以突围成功。
二
长征中，女红军们饱尝了艰辛、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仍然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矢志不渝地奋斗，她们用并不强壮的身躯和超乎常人的坚韧为中华女性树立了一座丰碑。
据统计，参加各方面军长征的女红军数量为：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32名，红二十五军7名，红二方面军20多名，红四方面军约3000名。
以跟随中央长征的女红军为例，长征刚开始时有32名女红军随军出征，不久以后有2名同志因病返回了苏区，另外30名正式踏上了漫漫的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