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寻找着电话机，口中仍在不停地说：“不管它是什么船，挡在我们渡江的路上就不行，得想办法把它赶跑！”
他摇得电话呜呜响，让连总机转团指挥所：“马团长吗？我是陶勇……”
一旁的崔汝山听见了，吓得一缩脖子，涨红了脸。
陶勇问马达卫：“这两条兵舰为何不走啊？”
马达卫说不知为什么。
陶勇命令道：“它妨碍老子渡江，不行！好狗不挡道，你要准备轰走它们。你命令就近的炮兵做好射击准备，先用常规信号发出警告，要它们离开防区，我马上再请示兵团首长，一等批准，你们就开炮！”
当天早晨8时20分，陶勇报告的情况通过兵团领导直达指挥东路渡江的指挥员粟裕和张震，他们立即向军委和总前委发出了请示电报。
当日中午之前，中央军委就有电报来。大意是：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策略要有区别。如果是美帝国主义的军舰来犯，就要坚决消灭；对于英国军舰则采取不打第一炮的原则，方针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陶勇嘴上不说，但那凝聚的眼神告诉人们，他也是在忍受极大的心灵撞击，忍受着干柴烈火的熬煎。他担心的是两条军舰误了发起渡江的大事。因为七圩港距离昨天发生战事的三江营江面有百余里，那里发生的一切，全神贯注于渡江作战的第十兵团的指挥员，并不知晓。
接到陶勇电话的兵团司令员叶飞，心情更是难以言表。东路军渡江的成败，不仅关系到第十兵团十几万人的使命与荣誉，更关系到整个京沪杭战役的得失。作为全兵团的最高领导人，面对这两艘既不打又不走的军舰，实在没有时间可供选择的了。
电话那头的陶勇还在催促：“叶司令啊，它妨碍我们渡江，你看是不是把它打掉？”
叶飞不敢贸然行事，细心地问：“兵舰上挂没挂预定的信号旗？”
“旗不少，花花绿绿的，听说是英国旗。”
“老陶啊，我看还是慢一步。军委有过命令，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我们不要打第一炮，不要挑起冲突。如果它敢开炮，我们严惩不贷。我看这样吧，时间紧迫，你先命令炮六团，让他们的前沿观察所用信号联络，如果不是国民党的第二舰队，确实是外国军舰，就得警告他们迅速离开我军防区。”
叶飞特意问到的国民党第二舰队，其司令林遵已与我地下党取得联系，准备趁我军渡江之际率舰队起义，投入人民军队的怀抱。叶飞怀疑这会不会是林遵的舰艇，怕误会起来，双方受损。
叶飞和陶勇的命令很快传到炮六团，要求所属在没有摸清英舰的来意之前，不要轻率开炮，并命令驻守八圩港以西江畔的炮三连，抓紧时间向英舰发出警告信号，敦促他们立即离开我军的防区。
发信号的任务交给了观测员曲天华。他带着几样器材，来到七圩镇附近的江堤上，选了个突出位置，举起信号枪，向“伦敦”号方位，连放了三颗黄色信号弹。信号弹拖着长长的尾烟，在江面上空划着巨大的曲线，消失到江中。曲天华瞪大眼睛，紧盯着“伦敦”号上的反应。可是，“伦敦”号没有一丝动静。等了一会儿，他只好收拾好东西，回连部向领导汇报。
连长和指导员商量了一下，组织几个人，到江堤上搭起三个干柴堆，点上火。火光冲天，映红了江面。这一联络方法原是准备接应国民党第二舰队起义时使用的，现在只好先用上试试，或许这两艘军舰跟起义的舰队有什么联系呢，管它呢，试探一下没什么不好……
可是，军舰仍然平静如初，没有回应。
马达卫再一次将电话摇到“洪湖”指挥部，报告联系情况。接电话的是二十三军政委卢胜。他询问着：“三堆火也没有反应？”
“没有。”马达卫回答后焦急地问，“如果它们向我们开炮，可否还击？”
卢胜说：“我们马上报告兵团，你们等待兵团指示。”
“我跟他说。”陶勇要过电话，大声吼道，“他们开炮你还不打，等死呀？不过你们要随时报告，不要轻率开炮。”
当三堆大火腾起熊熊烈焰，烟柱在空中翻舞之时，“伦敦”号和“黑天鹅”号终于有了反应。随着一声号令，甲板上的和平景象突然消失，水兵们各就各位，两艘舰上的桅杆都升起了一面旗帜，估计是他们舰队内部使用的临战信号旗。随着哗啦哗啦的起锚声，两艘军舰开始移动，并将全部炮口转向解放军阵地。
炮六团一营三连连长肖永福向全连发出命令：“全连注意，准备战斗！瞄准前面的大兵舰，一、二炮用榴弹，三、四炮用穿甲弹，装填！”
就在肖永福下达预备命令时，马达卫又打来电话，叮嘱他们说：上级有新的指示，如果要对外国军舰开炮，必须得到上级批准。原则仍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们不开第一炮。
此时，两艘英舰同时降下桅杆上的旗帜，拉响了火炮。炮口喷出火焰，炮弹呼啸着扑向江岸阵地，把树木和泥土掀到空中。好在三连的工事比较隐蔽，大炮没有挨炸。炮声就是命令。解放军也向军舰开了火。对轰中，江面上布满了烟和火。炮弹落到江里激起的水花到处散开来洒在浪头上。
已近正午。“打起来”的消息传到二十三军指挥部时，陶勇正在吃午饭。参谋处长贾鸿钧放下电话听筒，奔到他面前，报告江上开战的情况。
“我们的人有无伤亡？”陶勇问。
“二〇二团当时正在团部开会，炮弹打过来，团长邓若波和参谋长王保哲当场牺牲，团政委陈坚负伤，还有四十多人受伤，包括老乡。”
陶勇一听，搁下饭碗，猛的一拍桌子，筷子震到地下。这意外的消息使他的情绪变得难以控制。他浑身颤动着，满是突然起来的寒噤。
就在上午，陶勇还接到过马达卫请求开炮轰击的电话，但他考虑到此事涉及与外国关系，认为还是暂不开炮为好，等请示野战军粟裕代司令员再定。
这一刻他抄起电话，直接找叶飞。
叶飞的心思跟陶勇一致，虽然中央军委对是否炮击英舰和如何掌握炮击分寸的指示尚未下达，但英舰已经开炮，便断然下令：“还击！给我狠狠地打！”
当愤怒找到地方发泄的时候，陶勇已经平静下来。他给六十八师师长张云龙打电话，要他迅速赶到二〇二团，重新配备领导班子，振奋士气，化悲痛为力量，必须在当天晚上发起的渡江大战中，让这个具有光荣传统的主力团照样成为主力团，打出威风来。
炮战开始以后，英舰虽利，但毕竟“寡不敌众”，在江岸密集炮火的轰击中，纷纷中弹，舰长卡扎勒海军上校负伤，炮弹的碎片把舰上的最高指挥梅登中将洁白的海军服也撕裂了。几十名水手弃船登岸。“伦敦”号和“黑天鹅”号带着累累弹孔和伤痕溃驶上海。
据英国海军情报部门统计，“伦敦”号死15人，伤13人；“黑天鹅”号7人负伤。
炮战结束后，三野领导怕此事影响到渡江作战，也为了了解真相，以便占据宣传上的主动，让司令部打电话查询事件真相。
4月21日晚上8点，三野的电报发到了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在给中央军委的指示电报中支持了三野的做法。
“紫石英”号事件并非孤立之事，中国长久以来受到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欺压，上百年无法翻身，而中共强硬的立场，自始至终都受到中国人民的高度赞扬，连蒋介石都不得不对他的爱将汤恩伯说道：“造反的出身，当真是天不怕地不怕。”
“紫石英”号事件由于当时国际国内的复杂局势，在中英之间举行了多次谈判，历时三个多月，毫无结果，最终以“紫石英”号借台风骤起，傍靠一艘客轮逃出长江而不了了之。
这是新中国建立前后第一起外交事件。解放初期，刚刚转入海军的陶勇，多次对部下讲起过这段经历。他颇有感触地说，当时我们不懂海军舰艇的特点，也不熟悉国际信号，派了一名不懂英文的排长，率领一个加强排登上了“紫石英”号，去看押这一大型“战利品”。殊不知，应该封闭其航海室、雷达室、无线电室、弹药库、炮塔、武器装备，让它失去航行操纵能力、机动能力、射击能力，我们的战士仅牢记“一切缴获要归公”，站在甲板上等待上级来接收这艘兵舰。结果，这个步兵排全部被解除武装，反倒成了俘虏的俘虏。最后，被“紫石英”号胁迫一艘民船遣送回来。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