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场奇怪的酒局。当左蓝向副主任介绍我们时，他只是淡淡地扫视我们一眼，鼻腔里艰难地甩出一声“嗯”，然后眼神游离地拐到他处。左蓝其实不善言谈，她的热情埋藏在看似笨拙矜持的话语后，如不细细体会，你会误以为这是个坚硬、冰凉如大理石般的人。副主任开始给我们敬白酒，一喝一大杯。我们很快不行了，说实话中午的酒劲还没过去。我们隐隐听出副主任的话里似乎隐藏了什么机锋。可那到底是什么？事后我们谁都想不起。我们知道，我们三个人似乎是酒桌上不受欢迎的客人（多年后那位记者跟我提起，我们被冷落是有缘由的，可我早没有探知的兴趣）。“他们”，是的，好像有无数的看不清的“他们”，在逼迫醉酒状态下的我们狐疑地审视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的一举一动以及他人微妙的面部表情……程禾和李启章大概喝了一斤白酒，我喝了七八瓶啤酒。去洗手间时程禾猛地捶了我一拳说：小子，发现没？他瞧不起我们，我们喝死他！我嗫嚅着说我喝多了，吐了两次，没必要跟他较劲。
“你要不好好喝，就不是我哥们！”他压着嗓子嚷道，“他凭什么瞧不起咱们？！他有什么牛逼的？”
我说官场中的人都这样，这是他的常态，不一定针对咱们。我知道我在说谎，我镇定自若说谎的目的只是不想在此地滋生是非。毕竟是左蓝操办的酒局。
回到酒桌上时李启章正跟女画家开玩笑。那是条蹩脚的黄段子。除了李启章“嘿嘿”笑个不停，其他人都如牧师般肃穆地咀嚼着食物。程禾这时站起来，端着酒杯大声吆喝着打圈……我从没见过他那个样子。
副主任派人把我们送回倴城。在车上程禾一直喋喋不休。我捅捅他，示意司机就是副主任的司机，可他仍不停地埋怨咒骂。司机把我们送到国税局门口便回去了。程禾还在不停地说。我知道他一定愤怒到了极点。没料到的是，他突然搂住我跟李启章的脖子号啕起来，他的哭声庞大悲壮，在午夜寂寥的街头格外高远。李启章怎么也哭起来了。李启章的哭声粗壮沙哑，犹如腐烂的木棍用力摩擦着使用了多次的破砂纸。我的情绪很快也被他们点燃。我听到自己的哭声比他们的哭声更为悲戚。那一刻我到底回想起什么？真的不知。我知道的是，三个大男人在街上抱头痛哭，很快招来个蓬头垢面的流浪汉。他拄着破拐杖披着麻袋片观察着我们，然后也猫头鹰鸣叫般哀怨地抽泣起来。
我对那个晚上记忆如此之深，仿佛是我这辈子最尴尬的一个夜晚。第二天我们单位的警卫小心翼翼地问我：你家里没事吧？昨晚你哭得太伤心了……我板着脸说：你认错人了，那不是我。
那怎么会不是我？程禾哭着说：“我们断交吧。我们被人欺负成那样，谁都不敢吭声！一个是狡猾的小公务员，一个是没皮没脸的色鬼，有什么意思？我们以后就当谁也不认识谁，各过各的桥！”
我们如何分开各自回家，全然忘却。我记得翌日爬起来上班时头疼欲裂。给程禾打电话，他没接。给李启章打电话，他说在公司忙得不可开交。下午，我收到程禾的一封电子邮件，那封信很简单，寥寥几个字：
“我们不是一路人，以后不要再往来。保重。”
我觉得他的信很可笑，不只是可笑，简直是愚蠢。不过从那天起，我们真的有半年多未见。他在我们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打他的电话无人接听，给他写信也不回。他甚至很少来书亭买书。
那段日子，我和李启章走动最为频繁。他总是临近中午时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去吃涮鱼。跟他在一起，我会是个很好的听众。我们吃过多少次涮鱼我记不清楚了。我只记得李启章曾经写过一首《雨大了起来》，最末一节是：
雨大了起来，我和写小说的张楚
缩在火锅边，谈论着几本刊物
打捞着几只螃蟹
我跟李启章在一起时，很少阻止他发表关于诗歌的高谈阔论。唯一打断过他的一次，是在赶往唐山的公共汽车上。应该是秋天，车厢里飘荡着高粱的甜味。我们去唐山参加一个诗人聚会。身旁都是酣睡的旅人。李启章坐在我前排，不时扭过头给我讲解发生不久的诗人论战，据说学院派诗人和下半身诗人动了手。我向来对这种圈子里的争斗不感兴趣，何况是与我不相干的，因而只是间或“哦”一声，目光却盯着窗外。他越说越兴奋，为了让描述更生动，他猛然抬起胳膊伸出手掌，示范起诗人是如何动拳头的。我留意到身旁的旅客都醒了，他们睡眼惺忪地看着他，像看着一只奇怪的动物。那种无以逃避的羞愧和不安就在这时从我胸腹腾空燃烧，我甚至想起了多年前那个表演魔术的副所长，他们都让我在众人面前承担起一个看似无关紧要实则关系重大的枢纽作用。这种被强行安排的位置让我极为不舒服。我听到我大声说道：
“好了！我们聊点别的吧！”
李启章讪讪地看了我一眼后就蔫了。在长途汽车耐心的颠簸中他一直未曾回头。有几次他的脖颈轻微转了转，但很快果断地伸直。我们一直保持着沉默。我喜欢这种秋天的沉默。
那时他疯了一样写诗。那一年他足足写了五六十首。我后来再也没读过那么好的乡村诗歌。他很少投稿，只在县文联的报纸上发一两首。他去了几趟北京，据说是去给《诗刊》送稿子。我们都知道他想参加“青春诗会”。我们都以为，这一次是没有问题了。
“我没选上，”有一天他沉着眼睑说，“唉，他们打过电话了。”
我说无所谓，以后还有机会，况且他们选出来的未必是好诗人。
“也只能这么想。”他蔫头蔫脑地嘟囔着，嘴角的小胡子依然油亮地翘着。
我知道他心情不好，除了诗会，还与左蓝有关。我们都知道他喜欢左蓝。我们都知道这不可能。左蓝的故事是典型的文学女青年的故事，在很多县城都发生过。她那时已经变成一个心无杂念的修女。是的，修女，至少在我们眼里如此。她干净素朴的衣服，老旧的发型，脸上略显僵硬的线条，都证明了她是个不苟言笑的女人。她曾经遇到的情事让她变成了我们遇到她时的模样：一个刻板的、惧怕流言蜚语、懂得分寸的女人。李启章总是口无遮拦地对左蓝说，嗨，我稀罕你！左蓝撇撇嘴说，一边儿待着去。我们批评李启章说，你胡扯什么！又喝多了吧！李启章笑笑说：“我是个诗人，我从不说假话。你们理解一个诗人的感受吗？当我走在大街上，走在人群中，一想到我是个诗人，我就骄傲地流下眼泪……”
我相信李启章是这样的人。他看上去粗糙、口无遮拦，常有惊人之语，但我知道他骨子里是个温柔、敏感、纯净之人。这样的人是瓷器。
有天晚上我正跟他喝酒，他老婆打来电话了。他在电话里跟女人吵了起来，然后站起来气呼呼地回家。我怕他出事，也一起随他回了家。他们的邻居正在劝慰他老婆。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无非是他醉后说过喜欢左蓝，要跟他老婆离婚。他说了很多次，可都没有离成。我问为什么，他振振有词地说：“我没钱。离婚要手续费。我跟她借两百块钱，她不借给我。”他的理由有着孩子般的无赖和天真。那天我们都劝他跟老婆和好。他只闷闷地坐在床上，偶尔对女人尖厉的质问声辩驳两句，就连辩驳也是含混不清的。他老婆戴着玳瑁眼镜，脸是那种虚胖的白，在白炽灯泡下晃来晃去。我们都知道，她爱他爱得要死。李启章曾写过一首诗，我觉得是送给他老婆的：
你的身体
这么多年，已闻不出你体内的芳香
沁人心脾，唯我独有的芳香
我也记不清在你背上
到底写过多少字了，反正
我还是没有成为书法家
这么多年，引以为豪的，是我的舌头
像架剪草机，越来越灵活
在你的身体上，春天的草坪上
肆无忌惮，发出嗡嗡响声
虽然一株草也没剪除
虽然你乳房松弛，腹部荒芜
直到每个夜晚，让我按摩这，按摩那
但这并不是我的过错
寺庙塌了，佛、菩萨倒了
肯定不是因为我
4
2005年11月11日，李启章一大早就兴冲冲地打电话，说那天是他的生日，邀请大家中午聚聚。那天客人果然不少，文联主席老邵、左蓝、唐小米、老贾、老高、他的表弟、他生意上的伙伴小杨，还有程禾。
程禾在半年之后与我们重修于好。那次李启章去书店买诗集，跟老板聒噪半晌，扭头时看到了一个背影。据他说，那个背影如此熟悉、如此亲切，让他怀疑是自己某位久未谋面的亲戚。后来他骤然想起，那不是别人，正是跟我们割袍断义的程禾。他说当时作了很久的思想斗争，才鼓足勇气走上前犹犹豫豫地问道：
“来买书了，你？”
据李启章说当时程禾扭头朝他笑了笑，很安静地笑了笑，然后默不作声。这让李启章有些尴尬，于是他只得打圆场般说了第二句：“中午别走了，找地方喝两盅。哥几个都挺想你的。”
程禾拒绝了他。拒绝的方式很简单，那就是家里尚有别的事，脱不开身。
根据李启章的描述，我觉得事情出现了转机。稍后几天我们给他打电话，邀他来县城喝酒，他没拒绝，很爽快地来了。我彻底忘记了久别重逢后的情景，也许在我记忆里，这位固执的兄长从未跟我们有过嫌隙，从未离开过我们。抑或者，连那个失声痛哭的夜晚也只是我的梦境与虚构。它不曾诞生过：那些面目模糊的人，喧嚣刻薄的酒场，无趣恶俗的玩笑，呕吐物，高速公路上汽车的尾灯以及抱头痛哭的男人们。只是我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一次微妙蜕变。它不曾意味昭示着什么，它只能意味昭示着什么。
那天，小小的屋子显得促狭喜庆。吃到一半时那条八斤的花鲢不够了，李启章就又咋咋呼呼地点了一尾。我下午单位要开会，就早早离席了。临走前李启章兴高采烈地问我，如果代开二十万元的发票，需要缴多少税？看来他最近生意不错。我一直希望他生意兴隆，那样他就没过多时间去考虑形而上的狗屁诗歌了。
晚上跟一帮同学吃竹荪鹅时，接到老邵的电话。他声音低沉，他说，李启章在医院，赶快随我去看看！我没听太清，就站在马路边候他。老邵很快到了，骑着辆破摩托车。他表情凝重地说，李启章出事了。那晚风大，我以为听错了，就问，是李启章老婆住院了？老邵支支吾吾地说，他也不太清楚。等到了医院急诊室，我问老邵，李启章在哪儿呢？他默默地指了指说，喏，就躺在那儿。
我这才发现，李启章就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他的脸灰扑扑的，我竟然没能认出。他直挺挺地躺在白色床单上，合着眼，双臂笔直地摆在身体两侧，身上穿的还是中午过生日时的衣服……我忽然意识到什么，连忙问老邵：“他怎么了？”
“……死了……”老邵摇摇头说，“唉，已经抢救过了。”
“死了？！中午不还好好的吗？！”我瞪着他，“今天是他生日啊！”
“我们一直喝到下午四点，他回家去睡觉。等他老婆六点钟下班回来，发现他在家里上吊了，”老邵摸摸眼睛，“这个浑小子！真狠心哪！”
“他干吗上吊？”
老邵摇摇头：“不清楚。他一个字都没舍得留。”
我很快听到衰老绝望的号啕声，是他的父母和姐姐赶来了……我捂住嘴巴默默地走到医院门口，肆无忌惮地哭起来。急促的旋风来回拍打着对面铁皮屋的广告招牌，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我坐在医院的台阶上，闻着酒精味和各种躯体腐败的气味，不停抽搐。
警察和法医也很快到了。
我给程禾打电话。我哽咽着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我知道他肯定要失眠了。他在电话里不停地叹息、叹息，然后是无休止的疑问和质问，可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事后听说，他老婆那天晚上下班后，发现门从里面反锁，就大声喊李启章的名字。她的嗓门向来很大，可仍没有动静，打手机也没有人接。她这才起了疑心，从邻居家的院墙跳了过去。结果推开门时，发现李启章将自己吊在了屋里的楼梯上……她说，他的脖子上还垫着棉垫，他肯定是想跟她开玩笑，想吓唬她。如果他真的想死，还怕脖子勒得疼吗……
葬礼很热闹。关于那个我再也不愿提及的葬礼，程禾曾经在一篇随笔中这样描述：
在一段时间里，我如此讨厌死亡的气息。而这种气息却无处不在，对我围追堵截。他们都在哭。用哭泣来展示对生命的怜惜。如果是与我们漠不相关的人，他莫名的死亡或许会让我们感到更加的莫名，引发我们的猜测。但这是一个朋友的死。这种死更像一种利器，你没有抱怨命运的机会，而直接被迫近于利刃的锋芒……
……葬礼结束的时候，唐小米还在哭。她说以后的聚会，再听不到他的喧闹了。她用了“喧闹”一词，来形容了他的性情。而我真的在市声之外，听到了一种丰盛的“喧闹”。而在那一瞬，我有了种想把电话打给张楚的念头，我想我们应该坐在一起，虽然那样一种静坐是缺席的，但显得多么重要。他的死使我感觉到恐惧，使我那么快速地想起一个词句：唇亡齿寒。在这个冬天即将来临的季节，大风又吹落了我身上的一件衣服。我想对他们说：自此以后，我们都不该轻易地失去。即使到头发斑白，我们也应该坐在一起，谈谈情，说说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