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看完所有准备选进《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文稿后，毛泽东找他长谈了一次，征求他的意见。尤金对《实践论》大加推崇，建议送给斯大林看看。毛泽东采纳了他的意见，即将《实践论》的俄文译稿送到苏联驻华使馆，转给斯大林。斯大林阅读后，甚为欣赏，交给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社发表。该刊即于1950年第23期全文登载。同时转登了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对该文的题解：“在我们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还有另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这两类同志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一九三四年使得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而教条主义者却是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毛泽东同志曾以这篇论文的观点在延安的抗日大学作过讲演。”登载该文的题解，不啻是苏共正式承认了关于共产国际支持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这在中苏关系上是一件不寻常的事。苏共和斯大林通过此举了却了一桩公案。
接着，1950年12月18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了题为《论毛泽东的着作〈实践论〉》的编辑部评论，论述和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这篇哲学着作。评论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其着作中简洁和明晰地概述了唯物论的认识论——反映论。在他的着作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的基本原理、关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关于革命理论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意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这一着作底特点就是：对复杂哲学问题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叙述底形象性和鲜明性结合在一起。”评论最后说，“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这一论文，广大的苏联科学界将带着极大的兴趣来阅读。”
胡乔木及时将《真理报》编辑部评论连同《实践论》文稿一起送毛泽东，建议在国内发表《实践论》，同时转载《真理报》的评论。毛泽东于12月28日复信胡乔木表示同意：乔木同志：
此两文已看过，可以发表。
第一天发表《实践论》。第二天发表《真理报》的评论。分两天登报。
可先在《人民日报》发表，然后新华社再用文字广播。
毛泽东
十二月廿八日
胡乔木立即照办。1950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12月30日，又发表了《真理报》编辑部评论：《论毛泽东的着作〈实践论〉》。接着，新华社全文广播。
在胡乔木部署下，1951年初《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三篇社论，号召和指导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1月29日，发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社论，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也即是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保卫和巩固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而写作的。这一篇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文献，严厉地批判了各种错误的认识论，并用了我们党在长时期中极其丰富的经验，去充实了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社论向全国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发出了进行普遍学习《实践论》的号召，要求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很好指导自己的各项工作，并通过社会实践来认识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历史任务。2月16日，又发表《〈实践论〉开辟了我们学术革命的思想道路》的社论，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正是我们宣传唯物论的伟大旗帜，在它的指引下，中国学术革命的工作将开辟新的历史的一页。”3月5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学习〈实践论〉，提高新中国的学术水平》，强调“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是一切理论学习和研究工作的基本指导原则。”由此，在全国掀起学习《实践论》的热潮。
不久，胡乔木因病住院。毛泽东要他安心治病，静心休养。《毛泽东选集》的工作暂时停下来。到3月中旬，胡乔木基本康复，毛泽东才又给他写信，指示他做工作。3月20日的信写道：“选集提前发表的少数文章，待看后送你，四月或可发表一二篇。”
为做好《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工作，胡乔木于7月9日召集了关于党的翻译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到会的有王稼祥、李立三、陆定一、师哲、张西畴（锡俦）、曹葆华、张仲实、何匡（编译局）、姜椿芳（时代出版社）、胡乔木，共十人。会议讨论了《斯大林全集》的翻译工作和《毛泽东选集》俄译的校阅问题。7月10日，胡乔木就会议情况向毛泽东并中央写了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俄译，报告说，“拟由王稼祥、李立三、张闻天三同志校阅，稼祥、立三两同志均认为有必要，并愿意担任，但请示中央准予休假两个月来专任这一工作。请中央决定后再定各人分工办法。另《毛泽东选集》英译问题拟于下次会议上讨论。”关于翻译工作会议，胡乔木归纳这次会议意见，建议：“此项会议定名为中央翻译工作委员会，每月集会一次，提议由下列同志组成：王稼祥、李立三、师哲、张西畴、曹葆华、徐永煐（负责英译毛选工作）、陈伯达、胡乔木。开会时可另邀其他同志列席。此会提议由稼祥同志负责，但稼祥同志一再推辞，如何，亦请中央决定。”毛泽东于7月13日在胡乔木的报告上批示：“同意你的各项意见。但委员会的主持人稼祥既不愿担任，就由你暂时担任为好，每月召开一次会，将来再考虑用他人。”其后，胡乔木通过毛泽东、刘少奇协调好各方面工作，保证《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出版的质量。
1951年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批总发行量为60万册。该卷收入毛泽东着作16篇，其中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着作2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着作14篇。（第二次印刷时增加《矛盾论》，成为17篇。）胡乔木对《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的宣传非常重视。10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的长篇新闻，同时刊登毛泽东的照片。指出：“《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同志应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成果的汇集，它的出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事件。”新闻对编进选集第一卷的16篇论文作了扼要的评介。10月13日又在头版发表了《〈毛泽东选集〉昨在各大城市同时发行》的新闻。
10月13日，胡乔木就两天来《人民日报》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了指示。胡乔木批评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的头条新闻标题中两行副题的错误，虽然已经指出过了，但是这应该被认为是原则的错误。《人民日报》的标题是影响全国的，报社同志不能这样忽视它的严重性。又指出，读者对于《毛泽东选集》出版的热烈反应，不应该在“读者来信”栏刊登，《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并非时事新闻可比，不宜采取这样的形式。报纸不应该不分什么问题都用读者来信的形式。这会走到另外一种极端的偏向上去，要注意纠正。
按照胡乔木的要求，10月14日的《首都各界人民热爱毛主席着作 决心好好学习〈毛泽东选集〉》就刊登在《人民日报》第1版。第2版“读者来信”栏发表了农业部学委会的《学习〈毛泽东选集〉能使我们在各方面提高一步》。10月15日又在第1版刊登了新华社14日讯《各地人民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本报讯”《新疆各民族干部欢迎〈毛泽东选集〉用少数民族文字出版》。
此后，胡乔木继续为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倾注心血。1952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正式出版。1953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正式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隔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已经是1960年的事情了。
1975年5月正式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协助邓小平编辑《毛选》和进行整顿。胡乔木是政研室的主要负责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成为他当时第一位的任务。这件事，对外是保密的。在政研室内部也不公开。当时的工作程序是，胡乔木和整理小组把毛泽东的文稿整理成功一篇，就交给邓小平一篇，同时附上这篇文稿的“整理说明”。邓小平就召集政研室七位负责人开会，集体阅读，讨论修改。改好之后，报送毛泽东本人审阅、定稿。有些篇在送毛泽东之前还经政治局通读讨论。
邓小平带领政研室负责人集体阅读、讨论毛泽东着作选篇这件事，为保密起见，叫做“读文件”。“读文件”的地点不在中南海，在离故宫不远的“三座门”——中央军委所在地。通常读过“文件”，邓小平和大家一起看一场电影，作为休息。其实，“读文件”也不只是谈毛泽东文稿本身。在讨论时，邓小平常从毛泽东文稿的论述，联系当前的现实问题发表一些意见。主席最近有什么指示，应该怎样理解，怎样贯彻落实，邓小平也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传达、布置，组织大家讨论。讨论文稿之余，还交流各人了解的情况，工作的进展和问题，商讨政研室的工作。所以，“读文件”实际上是邓小平和政研室七位负责人的碰头会。当然，还有其他方式，如个别交谈。《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和政研室工作中有事，胡乔木即去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有事，向胡乔木布置。大多是同胡乔木一个人交谈，有时也有别的负责人参加。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书信、文件的往来。胡乔木等把整理好的毛泽东文稿、拟好的文件报给邓小平，把调查研究中发现的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反映给邓小平，把重要的“来信”和报刊文章转给邓小平；邓小平批下来，或转报给毛泽东以后把毛泽东的批示传下来；等等。但“读文件”是邓小平指导政研室工作的主要方式。
1975年7月9日，邓小平召集政研室七位负责人“读文件”。这是政研室成立后第一次负责人会议，也是第一次阅读、讨论《毛选》五卷的文稿。这天讨论的是《论十大关系》。胡乔木接手以后，6月21日即同李鑫一起向邓小平请示《毛选》编辑工作如何进行，邓小平要胡乔木首先花力气把《论十大关系》整理好。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的整理稿。这篇讲话，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中国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这个讲话，4月28日毛泽东就讨论情况作总结发言，其中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讲话，其内容与4月25日讲话大致相同。这篇讲话曾经有过一个整理稿，在党内高中级干部中进行过传达。1965年冬，刘少奇建议将这个整理稿作为党内文件印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毛泽东看了这个整理稿后，于12月18日写批语：“送交小平、彭真同志照少奇同志意见办理。”“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这个整理稿对原讲话记录稿中有些重要内容（主要涉及苏联问题）没有整理进去。
事隔十年以后，整理《论十大关系》文稿又提上了工作日程。在还没有正式决定胡乔木为《毛泽东选集》编辑小组负责人之前，李鑫就已把经他们整理过的《论十大关系》文稿交给胡乔木了。胡乔木按毛泽东批准的将两次讲话记录稿综合整理的意见，重新作了整理，补上了以前整理稿中没有整理进去的重要内容，并作了必要的文字加工。这就是提供给7月9日邓小平主持的这次政研室负责人会议讨论的稿子。
根据7月9日讨论，胡乔木又作了必要的加工，于7月12日写就《关于〈论十大关系〉整理稿的几点简要说明》，与《论十大关系》整理稿一起送交邓小平。第二天，邓小平就将胡乔木重新整理的《论十大关系》送毛泽东审阅。邓小平在送审报告中说：“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可见，邓小平要把毛泽东文稿的整理同当前贯彻毛泽东的三项指示，搞好各方面的整顿联系起来。他力图用毛泽东的着作来指导当前的工作。
7月13日当天，毛泽东审阅了两遍，先后写了两个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