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大体可以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这两方面又是互相渗透和互相促进的。文化建设指的是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图书馆、博物馆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知识水平的提高，它既是建设物质文明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文化建设也应当包括健康、愉快、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群众性娱乐活动，使人民在紧张劳动后的休息中，得到有高尚趣味的精神上的享受。思想建设决定着我们的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它的主要内容，是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理论，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是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主人翁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是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权利义务观念和组织纪律观念，是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和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是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等等。概括起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在提高每一个社会成员精神境界的同时，还要建立和发展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团结一致、友爱互助、共同奋斗、共同前进的人与人之间新型的社会关系。
报告还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全党的任务，是各条战线的共同任务。党的思想建设是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支柱，共产党员应当首先在思想道德方面起模范作用。
十二大以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不小的进展。
五、在经济问题上的观点
前面已经讲过，胡乔木对十二大报告关于经济方面有比较完整的构思。在起草过程中，对怎样打开经济工作新局面，不同意见展开了讨论，主要聚焦于发展速度、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消费与积累的关系这三个问题上。胡乔木反复说明他在这三个问题上的观点。
第一，关于发展速度问题。
胡乔木认为，这两年经过调整，经济情况虽有好转，但形势仍很严峻。根据国家计委和财政部的统计，有些地方由于盲目追求速度，产品大量积压，经济效益下降，财政赤字加大。发展速度固然要讲，但提出的经济指标要有基础。
关于二十年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中央确定为了实现从1980年到20世纪末力争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的奋斗目标，在战略部署上要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
陈云在1982年1月25日同姚依林、宋平等国家计委负责人举行的春节座谈会上，强调“搞建设，真正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这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在4月3日谈话中肯定陈云春节谈话重申的原则最为重要。他在4、5月间同外宾谈话中也反复指出：我们正在制订“六五”计划。我们要求计划工作要做得扎扎实实，没有水分。粉碎“四人帮”后这五年来，我们正确地总结了经验，下决心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搞的现代化不是西方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小康社会的现代化。没有三十年到五十年不行。现在正在努力实现第一阶段二十年的目标，就是在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八百美元。我们国家大，人口多，问题复杂。我们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达到一个小康水平。要接近而不是达到你们西方的水平，恐怕还要花三十年时间，即从现在起要艰苦奋斗五十年。我们现在正一心一意搞建设，力争经济有较快的发展。根据我们的经验，步子不能迈得太快、太急。过去，我们搞得太急，发生了一些错误，我们叫“左”的错误，这样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而慢了。现在要发展经济，还是要靠自力更生、量力而行这个原则。D按我们的设想，八十年代的十年，变化不会很大，主要变化在九十年代，就是在本世纪末，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但也只是一个小康生活。可以说，那个时候中国日子很好过了，但并不富裕。到那时，我们将建立起很可靠的良好的前进基础，然后再花三十年左右时间，才能真正进入世界先进行列。这就是我们想要实现的目标。
胡乔木认为，十二大报告应该贯彻中央确定的两步走战略。在讲经济问题时，要尽量吸收小平、陈云、先念等同志的好意见、好观点。
第二，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问题。
从1981年11月至1982年1月，陈云先后四次谈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在1982年春节座谈会上，陈云着重讲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他再次强调：“我们的国家必须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在我们的企业里面，应该是有计划的。……就这点讲，资本主义企业里头相当有计划。”在起草十二大报告之前，1982年4月3日，邓小平找胡乔木、邓力群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四项根本的政治保证时，也指明：“最重要的，还是陈云同志说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为辅，全国一盘棋，主要经济活动都要纳入国家轨道。”胡乔木主张十二大报告应该按“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来写。
第三，消费与积累的关系问题。
胡乔木不赞成宣传高消费。认为消费和积累是两码事，不能完全等同起来。
邓小平、陈云得知不同意见争论以后，讲了他们的看法。
5月21日、22日，陈云同胡乔木谈话，表示赞成胡乔木的意见。5月22日，邓小平对胡乔木、邓力群说，十二大文件的起草，按原来确定的方针不变。
六、胡乔木继续进行起草工作
根据邓小平、陈云的意见，胡乔木于6月3日将十二大报告改出一个初稿。然后再精心加工修改，于6月中旬又改出一稿，称“讨论稿”。这才送给各位常委审阅，征求他们的意见。
6月24日，陈云在审阅十二大报告讨论稿时，让秘书向胡乔木转告以下意见：目前在我们的党风中，以至在整个社会风气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是非不分。有些同志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有，但现在比那时要严重得多。过去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过分强调斗争哲学，不该斗的也斗，动不动就上纲到路线是非。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对这个问题，只从维护党纪提出来还不够，应当把它提到全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高度。要提倡是就是、非就是非的精神，只有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关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陈云针对讨论稿中关于民主制度、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的提法，指出：实际上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6月26日陈云再次通过秘书向胡乔木转达他对讨论稿的两点意见：一是说“一切在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党员必须服从党的领导”还不够，还应加一句：“重大问题都必须由党委作出决定”。二是党校还是要有党校的特点，不能代替正规大学，不能一期搞几年，设很多专业课。
6月25日上午，邓小平在住地同胡耀邦、胡乔木谈十二大报告稿的修改意见。他说：报告架子可以，但要写得精彩些、短些。经济部分可以多改。外交部分要注意策略，不要使人觉得我们的外交政策变了。邓小平要求稿子在十天左右改出来。
此后，胡乔木带领起草小组对报告稿又反复进行修改，力求从内容到辞章都能够达到邓小平、陈云等常委的要求。
7月27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原则通过了十二大报告稿。7月30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为十二大准备的政治报告、党章修改草案等四个文件进行了讨论，决定提交十二大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