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本人在1983年5月14日曾对美国记者白修德说：“1956年，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为中央委员，同时成为新成立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这个书记处是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的。……因为在书记处工作，所以既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信任，也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信任。邓小平同志对我非常了解，他认为我在一些问题上可以继续做他的助手，就像我曾经做毛主席的助手一样。”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一个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问题摆在领导人的面前：中国向何处去？脚下的路该怎么走？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坚持“两个凡是”，实际上是坚持走一条老路。邓小平等人则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领导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走出了一条新路。后来，邓小平用这样一句话概括这段历史：“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1977年至1982年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理论家，胡乔木协助邓小平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在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推动思想解放运动，促进工作重心的转移；另一方面又分析新情况，回答新问题，概括新经验，进行新道路的探索和新理论的创造。胡乔木既坚持改革开放，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称得上是邓小平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的得力助手。
一、协助邓小平，推动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中，肯定“乔木是我们党内的第一支笔杆”，明确指出“乔木这个人还是要用”。胡乔木得到解放后，主要任务还是动笔写文章、搞文件。协助邓小平推动拨乱反正，实现重点转移，解放思想，实行改革开放，主要做了八件大事。
（一）修改揭批“四人帮”的第一篇重要文章，推倒“两个估计”
“两个估计”是1971年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作出的，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它沉重地打击了教育战线的干部师生，严重地搞乱和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邓小平在1977年8、9月间，就明确指出，建国后十七年教育战线主导方面是红线，从事教育、科研的知识分子是劳动者；关于教育工作的“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其后，邓小平即亲自出题，组织文章；胡乔木则精心指导并多次修改。1977年11月15日，《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论战》一文由胡乔木定稿、邓小平审阅后批示发表。
此文最为引人注目之处，是引录了新发现的毛泽东在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的指示。这是从迟群等人的笔记上发现的。毛泽东说：十七年的估价不要讲得过分。是一少部分人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得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还是认的，过后还是要认的。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是有它对的地方嘛。毛泽东还说：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他嘛。一讲不对就批评，那能都讲对呀，讲不对没关系，讲错了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对，不可能嘛。胡乔木在引录的毛的指示前后，各加了一段话。揭露“四人帮”篡改毛泽东指示的罪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此文成为拨乱反正的突破口。发表后，不单教育战线掀起了批判“两个估计”的热潮，意识形态领域各部门，工业交通各条战线，也都结合自身的情况，掀起了深入揭批“四人帮”、肃清其流毒的热潮，有力地推动了拨乱反正的进程。
（二）两个重大经济理论问题的拨乱反正
（1）关于按劳分配。邓小平复出后，在多次谈话中都讲到必须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强调这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思想理论界在胡乔木支持下，由于光远主持召开了从北京地区到全国范围的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几次研讨会。在此基础上，从1977年12月起，胡乔木和于光远、邓力群一起着手起草关于按劳分配的文章。在写作过程中，邓小平多次审读文稿，两次找胡乔木等谈话，提出修改意见。1978年5月5日，《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在《人民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文章针对“四人帮”把按劳分配说成是“资本主义因素”、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条件”、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等错误说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力地论证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文章发表后引起很大震动。党中央一位副主席5月17日在一个小会上点名批评。李先念给胡乔木撑腰，在一次大会上说，“真正贯彻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保证多劳多得，反对平均主义”是“现在最关紧要的两条”之一。
（2）关于商品生产。“文革”中“四人帮”篡改马克思主义商品货币理论，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货币关系，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发展。1978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向群”的文章《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指出：“我们一定要理直气壮地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这篇文章是经过胡乔木修改、润色的。
在当时，思想理论上的正本清源与实际工作中的拨乱反正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胡乔木对1978年7月7日华国锋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进行了修改。讲话强调了商业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商业和服务业是同工农业并驾齐驱的重要社会行业，并预言社会经济的这种发展趋势，必将愈来愈明显。外电评论说：这是华国锋当了主席后第一篇务实的讲话。
（三）为邓小平起草四篇重要讲话
这四篇讲话是：一、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78年3月18日）；二、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1978年4月22日）；三、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8年6月2日）；四、向中国工会九大的祝词（1978年10月11日）。
全国科学大会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座新的里程碑。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荣誉教授顾毓琇把邓小平在科学大会上的讲话誉之为“科技现代化的宣言”。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不但要依据生产建设发展的要求，而且必须充分估计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讲话强调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要研究解决教师首先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问题。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对全局影响最大。邓小平着重论述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给予了坚决有力的支持。邓小平提出：“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搬。”讲话提出“一个十分严肃的任务”：“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篇讲话对方兴未艾的真理标准讨论，对全军全国的实际工作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工会九大祝词按照邓小平在沈阳军区关于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转入正常工作的谈话内容，提出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不仅是对全国工人阶级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的动员令，而且是实行工作重点转移和改革开放政策的第一篇设计书。
胡乔木协助起草的邓小平的四篇重要讲话，是伟大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杰出理论家的文采辞章的完美结合。解决了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问题，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以科技、教育的发展和现代化为前提与基础，推动了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运动的进程，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路，从思想理论到工作实践，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倡导按经济规律办事，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
1978年7月28日，胡乔木在国务院召开的研究加快发展四个现代化建设速度问题的务虚会上作了题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重要发言。10月6日，《人民日报》以《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为题发表了这个发言。这是思想解放运动中最重要的经济论文之一。
文章表述了邓小平加快发展的指导思想。引人瞩目之点有四：一、胡乔木总结“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强调经济工作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也就是按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办事。二、强调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指出：“只有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结合起来，把外国经验中一切有用的东西和我们自己的具体情况、成功经验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够迅速提高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能力，才能够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提出“不但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且要重视资产阶级学者所写的经济学，还要学习计量经济学”。指明了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三、重视企业和个人的作用，提出要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个人四个积极性，要把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直接地结合起来，使企业中的每个人都能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国家计划的完成，关心企业经营的成果；要坚决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处理好有关个人物质利益的问题。四、指出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中早已存在并且取得经济实效的公司组织形式，逐步建立起一套适应现代化需要的科学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他还建议：实行合同制，发展专业公司（托拉斯），加强银行的作用，还提出要加强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工作。胡乔木此文还提出许多新观点、新主张，促使人们的思想从长期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胡乔木在此文中提出的主张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都逐步得到实现，发挥了积极作用。
胡乔木这篇发言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按经济规律办事”这个口号在中国国内广泛传开。普遍认为此文既清算了林彪、“四人帮”十多年对经济工作的破坏，从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同时又找出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指明了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途径。美国、日本等国的着名经济学家认为，胡乔木此文在经济理论方面为中国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
（五）主持修改《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草案）》
这个《决定（草案）》提出，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决定（草案）》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加强自主权。二、允许包工到作业组，联产计酬。三、提高投资，减轻负担。四、提高粮食和农产品收购价格。五、降低农用工业品价格。六、提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国家实行低税或免税政策。这个《决定（草案）》的讨论和试行，使中国农村改革迈开了大步。
（六）协助邓小平起草《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指导政治体制改革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这篇重要讲话，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件。讲话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存在不少的弊端，主要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篇讲话是政治体制改革决策基本形成和开始起步的标志。胡乔木对这篇讲话稿作了修改。他找了好多部门谈话，对讲话内容作了补充、解释，特别是对邓小平提出的领导制度改革在经济、政治、组织三方面应达到什么要求，作了很好的阐述和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