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积极开展批评自我批评。7月份发表各种体裁批评稿件近750篇，比6月份增加了一倍多，每天平均保持四五篇。社论文笔尖锐，评论、述评相当突出，消息、通讯也有评论。有的还配有漫画，对不良倾向进行讽刺。这些评论，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在推动报纸批评和扩大报纸的影响力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第四，客观公正地报道国际新闻，改变过去对社会主义国家只报道成就不报道问题的做法。6月底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10月发生“匈牙利事件”。《人民日报》对这两大事件都采取客观报道的态度。7月1日改版当天，发表了《波兹南事件详细经过》；10月27日至11月10日，对匈牙利事件进行了连续报道，11月10日还发表了本报记者撰写的长篇综合报道《匈牙利事件的起因和经过》。这样及时报道国际上的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突发事件，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大大增强了报纸在读者中的信任度。
第五，副刊面貌焕然一新。按照胡乔木关于要把副刊办成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重要园地和副刊品种多样性的要求，文艺部负责人之一袁鹰起草了一份“副刊稿约”，经过胡乔木几次修改补充并最后定稿，在改版这一天的第八版上刊登。这则稿约体现了胡乔木办好报纸副刊的思想，勾画了《人民日报》副刊的基本蓝图。
胡乔木对副刊的关注，不仅表现在为副刊设计蓝图，而且更多的是为实现这些设想进行实实在在的工作。他亲自约请党外人士萧乾担任文艺部顾问，亲自物色、联系作者，组织队伍，还亲自修改副刊的稿件。《人民日报》改版后副刊面貌焕然一新，同胡乔木为此倾注大量心血是分不开的。
袁鹰回忆说：还在副刊筹备初期，乔木同志就帮助我们细心物色一批批作者，要我们开列出名单，问清确切地址，然后一一登门拜访，至少专函约请，不能只靠一张打印的约稿信。他知道文艺部的编辑接触的作者面有限，所能想到的，无非是文艺界人士和中老年作家。而他却把眼光放到文艺圈以外、文化界以外的作者，还有一些当时由于种种缘由被冷落、忽视甚至已经鲜为人知的人。
胡乔木提到了当时在党政机关或工农业战线工作的李锐、刘祖春、张铁夫，提到了在人民出版社当总编辑的杂文家曾彦修（严秀），亲自给他们写信、打电话，邀请他们来报社参加座谈会。那时，着名作家沈从文已经从文坛隐没多年，胡乔木叮嘱一定要请他为副刊写一篇散文。沈从文的《天安门前》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引起热烈回响。胡乔木还一再提到“鸳鸯蝴蝶派”作家张恨水的名字，要文艺部约这位写副刊文章的老手写稿。胡乔木也谈到周作人，认为这位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健将，晚节不忠，文章却是写得好的，可以约他为副刊写稿而不必署真名。袁鹰等人奉乔木之命往访八道湾周宅，知堂老人果然应约写了一篇《谈毒草》。短短七八百字，仍是旧时风格。胡乔木还提到徐凌霄、徐一士两位兄弟文人的名字，文艺部同志辗转探寻，没有下落，胡乔木有点憾然。总之，在胡乔木的提示和直接关心下，这些作者的稿件充实了副刊的内容，扩大了作者面，很受读者欢迎。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双百”方针的精神，促进编辑解放思想、打破框框，明白应该怎样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办好副刊。
胡乔木对副刊工作的指导常常贯穿于一篇稿件的始终。那些他认为可以发表而又写得不甚理想的稿子，他都细细琢磨，精心修改，让它与读者见面，不惜花费许多工夫。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
例如，《人民日报》改版后第二天，7月2日，副刊上刊登的李长路谈领导作风问题的杂文，就是经过胡乔木精心修改的。该文原题《宰相肚里好撑船》，比较直露，胡乔木改为《宰相肚皮》，文字也有不少改动。
原文首段文字从“宰相肚里能撑船”这句成语说起，讲到“人民要求身为宰相的”如何如何，胡乔木改为“‘宰相肚里能撑船’，这句话反映了历来人民对于领导人物要有大度量的一种愿望，虽然历史上这样的宰相并不多见。今天的时代不同了。人民的事业要求新型的领导者。这种领导者同旧日的宰相当然有很多不同。但是对于今天不论做什么领导工作的人，人民也一样要求他们‘肚里能撑船’，或者更正确些说，人民更有理由要求领导者具有气魄宏大、胸襟宽广的作风，而反对气量短浅、胸怀狭窄的作风。”（文中楷体字是胡乔木改写的）
为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胡乔木把文中其他有些用“宰相”的地方也改为“领导者”、“领导人物”这些含义明确的词。
当时为贯彻“双百”方针，特别强调对知识分子、对作家要团结、要宽容。胡乔木在文中还作了这样的修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能不能贯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看文学和学术的领导人有没有大的度量。”“如果有关的领导不把自己的肚皮放大一些，而且还在继续收缩，使文艺上的‘百花’和科学上的‘百家’越挤越少，那最后就有只剩下一个挤扁了的空肚皮的危险。”
再如，副刊初创时，郭沫若寄来一篇《发辫的争论》，用诙谐的笔调写“左”“右”两派争论发辫长和短哪一种美、哪一种有用。调门越争越高，以“左倾幼稚病”和“右倾保守主义”相互指责，争论终无结果。袁鹰等人没有把握，就排小样送胡乔木审定。胡乔木批了一句：此文是讽刺无聊的争论，可以发表。又改“可以”为“应当”。还亲自给郭老写了一封信，建议作一些文字修改。郭老欣然同意。一篇很有趣味的杂文终于面世。
《人民日报》改版后副刊办得有声有色，但读者还是不满足，对副刊上发表的杂文还是有不少意见。胡乔木又同文艺部两位同志谈话，提出：“现在八版的杂文的主要问题是：作者队伍太窄，评论范围太窄，评论的方式也不够多样。”他指示：“要改进八版，首先得打破小圈子，把作者队伍扩大，最好能扩大到县，使各方面做实际工作的同志都有可能为八版服务。”“现在特别要联系各方面社会活动分子，他们不一定都能写好文章，但要帮助他们尽可能写得好些，使文章有更多生活气息。”他还指出：“有人说对人民内部不应该讽刺，这是不对的。”“杂文的内容和形式都应该是非常多样的，可以有讽刺，也可以没有讽刺。它是一种短评，短评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色调。”同时他又指出：“现在八版的杂文对敌人评论少，讽刺少，这是大缺点。”
在这次谈话中，胡乔木对副刊的意义和作用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八版的文章应该侧重谈社会伦理方面的问题。提倡新社会应有的道德、风尚和教养。这应该是八版文章和其他各版文章的基本区别。”应该认识到“这是社会教育的重要方式”。他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豪情满怀地指出：“苏联报刊谈社会道德的比较少，资本主义国家报刊不可能谈新的社会伦理、道德。我们的八版如果办得好，就对世界报纸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希望改变“八版整个版面不丰富，不活泼”的缺点，满怀理想地期待，“八版应该不同于过去的‘自由谈’，要用优美的散文来歌颂劳动，要对今天的社会作风俗画般的细致描写。”“八版需要的是工笔画式的文章，不是漫画式的文章。”
《人民日报》副刊在胡乔木关心指导下继续改进工作，胡乔木自己也身体力行，在以后的日子里，给副刊写包含各方面内容的、样式各不相同的杂文。
7．中共中央批转《人民日报》改版报告及其积极影响
《人民日报》改版的成功，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1956年8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批转了6月20日人民日报编辑委员会向中央的报告。中央批示说：“现将人民日报编辑委员会向中央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中央批准这个报告，认为人民日报改进工作的办法是可行的。中央还希望各地党委所属的报纸也能够进行同样的检查，以改进报纸的工作。”中央批示着重强调《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这一思想，写道：
为了便于今后在报纸上展开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人民日报应该强调它是中央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过去有一种论调说：“人民日报一字一句都必须代表中央”，“报上发表的言论都必须完全正确，连读者来信也必须完全正确”。这些论调显然是不实际的，因为这不仅在事实上办不到，而且对于我们党的政治影响也不好。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的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的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而且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这样做就会使思想界更加活跃，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愈辩愈明。各地党委今后也要强调地方党报是地方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我们党的各种报纸，都是人民群众的报纸，它们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如果片面强调它们是党的机关报，反而容易在宣传上处于被动的地位。
中央批示强调多登新闻，指出：人民日报和各地报纸还应该尽量多登新闻，扩大报道的范围。新华通讯社发出的新闻，人民日报应该首先尽量采用。但是，各地方报纸收到新华社的国内外新闻，除了最重要的以外，不必完全同人民日报一样重复刊登，可以摘要改写，也可以不登，以便留出篇幅登载本地新闻。
对《人民日报》改版报告中提出的公报性新闻的处理办法，中央批示予以肯定，对提出的问题作出了回答。批示说：全国性的重大政治会议，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等的发言，凡是决定公布的，人民日报必须一律发表全文，各地方却不必全文发表，只要刊登发言的摘要，或者选登有关本地问题的个别代表的发言。其他……等各方面的会议，无论是全国性的或者国际性的，人民日报和各地方报纸都只要选登有关这些会议的重要消息和重要决议，至于这些会议的报告和发言等应该由其他有关的全国性报纸分别发表。
《人民日报》的改版，推动了全国报纸的改革。特别是党中央8月1日批转了人民日报编委会的改版报告以后，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开展了报纸工作改革的讨论。各地党的机关报和其他各种类型的报纸都从各自的实际出发，学习《人民日报》改版的经验，边讨论，边改革，改进报纸的版面，实际上形成了全国各地党报和各种报纸工作的一次改革热潮。它有力地破除了迷信，冲破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束缚，使社会主义中国的新闻园地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