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罗瑞卿找到杨成武立下字据：“借陶汉章半年。”
1948年夏天，晋察冀边区军政干部学校成立了。干部学校校长为朱良才，陶汉章任教育长兼高参班主任。第一期高参班从晋察冀各部队抽调了80多名干部参加。
陶汉章一边授课一边整理教材。“那时条件好多了，边区有了许多苏联的军事教材。高干班结束后，我的教材也整理出来了，书名开始叫《八路军的参谋工作》，后来改为《参谋工作守则》，约有30余万字。”
陶汉章将军回忆说：“我真没有想到这本书在解放区竟发行了几十万册。二野、三野、四野和我们华野都有不同的版本，有的甚至发到军、师、团司令部。”
有一天，陶汉章到晋察冀开会，罗瑞卿高兴地对他说：“我要奖励你。你写的那本书，我们自己印了后无所谓，没想到兄弟部队都向我们要，好多野战军都翻印了，墙内开花墙外香啊！”
不久，晋察冀边区以聂荣臻的名义给陶汉章颁发了一等奖章和300元的稿费。那时一个战士一个月的津贴才1元，干部不超过5元。300元钱在当时可算是一笔巨款。
这本书在指导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原海军司令员苏振华认为，这本书是他领导参谋部工作的“不见面的老师”。四野的一级战斗英雄朱彪说：“多亏这本书，使我们在战场少走了许多弯路。”
第四本书——《热带丛林作战》
望天树高高冲向云际，芭蕉张开宽大的叶子，小叶桉像旗杆似的耸立在灌木丛中，藤萝盘旋缠绕，织成厚密的绿色屏障，不着陆的附生性的兰科植物悬挂在空中，形成一层层的空中花园。
尽管西双版纳的热带亚热带沟谷雨林无比秀美瑰丽，但此刻陶汉章将军却无心观赏，他一会儿掏出笔记本记些什么，一会儿向当地的乡亲问些什么。
这是1977年，陶汉章将军随军政大学校长萧克到昆明军区参观一场军事演习。演习完毕后，萧克向军委写请假报告，要到西双版纳玩几天。第二天，叶剑英的秘书打来电话转达了叶帅的意见：萧克和陶汉章可以到西双版纳去，但陶汉章回来要交卷，要他写一本热带丛林作战的书。
元帅发了命令，陶汉章岂敢不从？从西双版纳回来不到半年，陶汉章就向叶帅交了卷。1978年，这本题为“热带丛林作战”的书由军政大学作为内部读物出版。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后，这本书由《解放军报》连载下发到所有参战部队。
谈到此处，陶汉章的夫人汤景秀插话说：“有一天，我接到前线一位干部打来的电话，他问我，这本书为什么不早点发表，他说如果在出征前发表就好了，这样他们部队就会少死好多人。”
可见，一本管用的军事书在战场上的作用有多大。
第五本书——《孙子兵法概论》
这是《解放军报》的一则报道，题目是“海湾战场上的‘中国人’”。报道大意说在海湾战争中，美国海军陆战队人手一册中国的《孙子兵法》。据说，美国人打了这一场漂亮的速决战，就是受到了《孙子兵法》的启发：“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兵贵胜，不贵久。”
那么，中国的《孙子兵法》是怎样进入美国的军队呢？
陶汉章将军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
他说：“海湾战争中在美国军队流传的《孙子兵法》实际上就是我写的《孙子兵法概论》。”
陶汉章的《孙子兵法概论》1985年10月出版，到了1991年在国内共印了五次，印数达142000本，可以算是畅销书了。后来我国一位在联合国工作的外交官袁仕斌翻译了这本书。翻译得很好，既通顺易懂，又有很多例子说明道理。他的译作很快就在纽约史特林公司出版。海湾战争前，美国星条旗出版社特意买了一批书发给美军的高级将领。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上，美军参谋长向各参战部队推荐了《孙子兵法概论》。美国国会高级顾问布尔金斯基先生在给作者的信中说：
“我读了你的书，不仅我一个人受益，我相信所有的人读了这本书都会受益。”
《孙子兵法概论》不但走向了海湾战场，也走向了全世界。它有美国、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五个国家的译本，在世界数十个国家出版发行。
谈起这几本书在我军军事科学中的价值和地位，陶汉章将军谦虚地说：“这些书本来应该是刘帅、叶帅、粟裕大将、陈赓大将他们写的。可惜他们军务、政务繁忙，无暇顾及，只好由我来班门弄斧了。”
难忘刘帅教诲恩
《军事问答100题》，1935年；
《游击战术纲要》，1938年；
《战争问答》，1940年；
《参谋工作守则》，1948年；
《热带丛林作战》，1978年；
《现代条件下的司令部工作》，1981年；
《孙子兵法概论》，1985年。
陶汉章将军递给我一张表，从这张表中我看出了一个问题，从1948年到1978年共30年时间里，将军没有写过一本书。
这是什么原因呢？
陶汉章将军说：“除了‘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外，主要是反教条主义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我被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工作，先后担任过训练部副部长，军事科学研究部副部长、部长，训练总监部科学条令部副部长。”谈到这里，将军的眼前似乎出现了一位个子高高、和蔼可亲、戴眼镜的长者，他就是南京军事学院的创始人——刘伯承元帅。
那是1950年底，当时担任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对陶汉章说：“毛主席写了封信给刘伯承同志，叫他回来办军事学院，你去送这封信，征求一下他有什么意见。”
陶汉章当天就持着毛主席的亲笔信乘飞机到重庆见刘伯承。刘伯承看了信对陶汉章说：“君命召，不俟驾行矣。”
陶汉章将军把这几个字写给我看，说：“他的意思就是皇帝有命令，不要等车子，跑步就走！”
于是，在刘伯承的主持下，南京军事学院组建了，陶汉章被调去当刘伯承的助手。对于陶汉章将军来说，这是一段既值得留恋又值得回味的日子。
“有一次，刘帅把我叫去，说有些学员反映，我们教的都是苏联的东西。现在课程上到《战役法》。为了便于理解，你是不是讲一讲《孙子兵法》。我说，自己虽然1936年看过孙子，现在都忘光了。这个东西不好讲呀！刘帅说，没有关系，我们把战役系的教员都叫来一起研究一下。第二天，刘帅就召集我们开了个座谈会，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孙子》是一篇散文，虽然分成13篇，但其中观点重复和相互雷同的地方很多，按照文章的顺序讲不太好办。我想可以讲以下六个问题。这六个问题是：一是智谋；二是兵势；三是奇兵和正兵；四是虚和实；五是论用兵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六论用间。”
陶汉章将军说：“那天刘帅布置任务后，我又看了一遍孙子，很难理出个头绪来。听了刘帅一席话，茅塞顿开。但我说，智谋是不是改为谋略为好。刘帅拍案叫好。那时候领导水平越高越虚心，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这六个问题30年后成了我写《孙子兵法概论》的主要框架。”
“还有一次，刘帅又把我叫去，神色严峻地对我说，我今年60多岁了，你还年轻，能不能帮我做一回赵子龙，在前面冲杀一阵子？接着他告诉我，为了纪念斯大林诞辰，军事学院苏联总顾问罗哈里斯基中将为他准备了一篇讲稿，题目是《斯大林军事科学的优越性》。他说，我看了一遍，觉得文章里面一些提法有些夸张。但考虑到两国的关系，又不便改动。我讲，就代表学校，代表了中国军队，似乎不太妥；由你去讲就不要紧了，你去当一回赵子龙怎么样？”
一个领导请求一个助手帮忙，这怎么好推辞呢？
这里有一个背景，那时正是1953年，从北京刮下了一阵风，要批教条主义。
军事学院的一些学员们也纷纷向学校提意见，要批判照搬苏联一套的教条主义。
所以这次讲课更具有很大的风险。
第二天，陶汉章拿着《斯大林军事科学的优越性》讲稿走进坐满了高级领导的课堂时，眼睛不禁湿润了。刘伯承早已坐在讲台的一侧微笑地望着他。开课的铃声响后，刘伯承还过来给陶汉章倒了一杯水，轻声说：“你就像在前台演戏一样，我在后面给你‘把风’！如果他们提问题，你不要回答，我来回答。”
后来刘伯承果真挨了批，在军委扩大会上流着泪作检讨。陶汉章当然也未能幸免于难，他成了搞教条主义的黑干将。这也是陶汉章将军20多年没有写东西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坐着轿子参加革命
1933年冬，在一条通往湘赣边区的崎岖山路上，行进着一顶慢慢悠悠的轿子。轿子里坐着一位穿长袍、戴礼帽的先生，面孔白净，眉清目秀。
他，就是前往投奔红军的青年陶汉章。
“我是坐着轿子来参加革命的，”陶汉章将军告诉我，“这在当时的根据地可成了大新闻啦！”
我们知道红军队伍中大多是工农分子，他们都是赤着脚来参加革命的，而陶汉章却坐着轿子来参加革命，这放在现在也是新闻。近年来，我采访了100多位老将军，这还是第一次听说。
“所以任弼时政委很重视，他当天就接见了我，”陶汉章将军继续回忆，“任弼时告诉我，知识分子要工农化，要准备吃苦，要准备打仗。”
将军出生在五代书香世家，祖父是清朝翰林，父亲当过江西国民议会议长。
本来他完全可以在家过富足安稳的生活，但他不愿在家里“舞文弄墨”，偏要到红军队伍中去“舞刀弄枪”。
到了红军队伍后，他没想到事与愿违。一心想“舞刀弄枪”的他却唱起了“舞文弄墨”的角色：湘赣军区红军学校教员、主任教员，湘鄂川军区红军学校教务主任、军事总教；庆阳步校队长兼教员；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教育科长、训练部副部长；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副教育长，华北军政大学教育长……陶汉章“舞文弄墨”还真弄出了名堂来。他在从事军队教育工作中先后编着的七本书都走向了战场，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正因为“舞文弄墨”，使他的“成分”老被打入另册，一有什么运动，便首当其冲地挨冲击。
“文化大革命”中，陶汉章将军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身陷囹圄。1971年平反出狱，那天正好过重阳节，老将军有感而发，挥笔写了一首诗：
几度重阳几度秋，壮士暮年心悠悠。
愿挑重担肩重任，自愧无功着轻裘。
盛世伯乐应常有，度外沧桑任去留。
读罢马列出书塾，轻帆稳舵泛中流。
不知怎么这首诗传到了叶剑英元帅那儿。叶帅读着读着笑了，他说：“诗是好诗，就是有点牢骚。”
1993年初，在叶帅的推荐下，陶汉章将军被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任副校长，继任军事学院副院长、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