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州战役发起后，49团1营3连一举拿下灵忠塔，随即向神社发起进攻。激战一小时无结果，7连连长火了，亲自率领两个班在全连火力掩护下朝前冲去。刚冲到一堵墙前，又被藏在铁丝网内的一群暗堡挡住了。凶恶的火舌贴着地皮舔过来，部队连一步也前进不得。
7连连长喊了声：“崩掉它！”
他的声音刚落，爆破手王万成便挟着一根爆破筒一跃而上。敌人机枪“嘎嘎嘎嘎”地叫着，一条条火舌飞向他的周围。火光弹雨中，王万成箭一般扑向敌阵。
谁知就在离铁丝网不远的地方，他突然倒下了。连长正要叫第二名爆破手上去，王万成霍地从地上跃起，趁敌人转移火力的工夫，冲上去把爆破筒挂在了铁丝网上。原来他是故意倒下的。可爆破筒冒了一阵烟，却哑巴了。
此时，王万成气得两眼喷火，摔掉棉衣，又从另一名爆破员手中夺过一根爆破筒。
于是，敌我双方同时目睹了一幕令人彻骨震惊的伟大定格：在暮色的映衬中，一位年轻人光着上身，抱着爆破筒，顶着凛冽的寒风，再次冲向敌阵。裸露的油光光的上身在夕阳下销金熔银般闪亮。枪炮声鼎沸了一天的敌核心工事累极了似的突然沉寂下来，森森然只听得见废墟倒塌的砖瓦声、浮土下木板焦裂的噼啪声和几声偶尔的秋虫鸣叫。
敌人一下子被他的这一举动吓蒙了，一个个瞪着眼睛，举着枪竟忘了射击。
等他们清醒过来，两声巨响，铁丝网已被崩掉一大片。趁着浓烟，王万成和另一位爆破员一连炸掉了几个碉堡，为攻克敌核心工事扫清了障碍。
爆破攻城并非17师的专利，但这种特殊的战术手段却是由他们丰富完善并推向极致的。他们在捆扎炸药包、选择突破口、掩护冲击、如何炸地堡、如何炸钢筋水泥工事、如何炸高楼等方面打出了一系列经验，将每一块砖、每一道门、每一座楼都变成了敌人死亡的媒介物。
谈起当年的攻坚战，年逾古稀的龙书金将军至今仍充满了自信和自豪。
我们打攻坚主要靠炸药，靠爆破，靠战士们的勇敢精神和创造性。
炸药的来源主要是日寇留下的飞机炸弹。什么东西都可以做炸药包，罐头盒、子弹箱、瓦罐、铁锅，把炸药装进去，密封好，插进雷管、导火索就成了。甚至连衣服把炸药包一包，扎一扎，也成了炸药包。
其他部队当然也会爆破，但没有我们这么普遍，这么普及。我们这支部队人人都会用炸药包，炊事员、卫生员、干部都会玩两下子，不但会用，而且用绝了。攻城用炸药，过沟也用炸药。比如一条沟，先在这面放一包炸药，这面土塌下一半，再在那面放一包炸药，那面土又塌一半。一条沟不就填平了？
打攻坚，沿着街道冲锋，敌人机枪一封锁，你就没治了。用炸药可以通过房子打进去。因此，攻坚最得心应手的武器就是炸药包。什么坚固的工事都挡不住炸药包的威力，什么复杂的地形都挡不住炸药包的进攻。
在攻坚时，一条条街道、胡同，一座碉堡和大楼，到处都跃动着抱着炸药包的身影。前边倒下了，后边再上；再倒，再上。我们的战士太勇敢，越杀越勇。那仗打得呀，用嘴说不明白。一条街一条街往里打。
四平这一仗我们这个师打得最苦，共伤亡近4000多人。伤亡最多的一个连队只剩下了7条枪。部队撤退时，上级要我们打掩护，50团全团人集合在一起，也只能组织一个连。战斗结束后，林彪特意指示，把东北军区的9个警卫团的第一连（包含军区警卫团）补充17师。那时一个部队的警卫一连都是最能打的连队。可见我们打得多惨。我们师就是这一仗打出了“攻坚老虎”的威风！
从此，林彪开始对这支部队刮目相看了。
林彪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
对于林彪来讲，在东北战场上最遗憾的一场战斗就是四平攻坚战。我1纵和7纵奉命围攻四平，经过12昼夜空前恶战，逐屋争夺，终于啃下了半个四平城，而最终因敌南北援军将至而不得不停止进攻。结果，此役我军付出了13万人的伤亡代价，被迫放弃即将到手的四平城。
林彪不愧为林彪，当他在检讨四平攻坚战的经验教训时，及时想到了一个对今后战局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四平攻坚战的失利除了对敌人实力估计不足外，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部队善于野战而缺乏攻坚经验。
龙书金将军说，打过四平后，林彪在哈尔滨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专门研究城市攻坚问题。
龙书金回忆道：“林彪两道眉毛很浓，穿一套旧军装。会议休息时，他问我，打四平，你们一个营打一条街是怎么打的？我说，一个班分成几部分，先打一个手榴弹，爆破队就趁着手榴弹的烟幕冲上去爆破，爆破成功后，突击组再上去……”
林彪问得很仔细，听得很认真。
“会议总结时林彪讲话。”龙书金说，“想不到我们的打法被林彪总结成有名的‘四组一队’。”
什么叫“四组一队”呢？龙书金将军引用林彪那次讲话说：“四组即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运输组和预备队……提出‘四组一队’主要是提醒大家：突击连队要分工，小组互相掩护，互相配合，至于实际运用，应根据具体目标。同志们提出三个组、五个组，也有将机枪组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战斗班的，我想今后也可能不一样的。”
由此，17师在四平攻坚战中的经验引起了整个东北部队的重视——“攻坚老虎”跃然而出了。“四组一队”的经验后来在东北部队普遍推广，为我军城市攻坚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还有一个营打一条街的经验。过去我军攻坚都是一个团打一条街，伤亡大，收效小，而龙书金打四平的体会是，城市攻坚，楼房林立，街巷纵横，我们的兵力展不开，敌人的兵力也展不开。组织得好，一营的兵力打一条街足够了。
龙书金将军说，林彪提出的研究城市攻坚问题，确实抓住了我军在东北战场战略转变时期克敌制胜的要害问题。1947年5月，初步掌握了主动权的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转入了对国民党的战略反攻，四平攻坚战就是战略反攻的第一仗。这一仗暴露了我军先天性的弱点，缺乏攻坚能力，尤其是大城市攻坚。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八路军到解放军，一直是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运动战中与敌人较量。而现在，共产党人军队发展了，强大了，开始反攻了，可以凭实力和对手争斗了，因此攻坚方面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
林彪在制定战略反攻方针的同时，没有忽略战术手段的变化问题。林彪及时看到了自己的弱点，并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克服这一弱点。这是林彪的过人之处。
龙书金将军继续谈对林彪的印象：“林彪这个人我比较熟悉，红军时经常在一起。他这个人平时话不多，比较严肃。他不像彭德怀，一有空就下部队，到团、营、连到处跑。他不，待在机关看书，想问题。做报告时有一个特点，红军战士都知道。开始声音很小，像蚊子哼哼，站在最后面的人一点也听不见。于是，大家竖起耳朵，集中注意力听。而这时他的声音慢慢地放大，越来越大，声音放到最大时，他的报告就结束了。”
我军唯一的短臂将军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冬天，武汉总医院外科手术室。
龙书金将军静静地躺在手术台上，左手手臂伸直作握拳状。一位戴着蓝色手术帽、白色口罩的中年医生轻轻地解开缠绕在他左臂上的绷带，嘴里连连发出“啧啧”的惊叹声。映入人们眼帘的一段手臂像干枯了的丝瓜，上面有一块像花生那么大的疤痕。
这是一次只有50%把握的外科手术。手术过程就是把骨折部位割开，用一根钢条把两根断骨接上，再用四颗螺丝钉固定住。备皮、消毒、麻醉、开刀，鲜红的血向下流淌，粉红的肌肉翻转着，白色的骨头露了出来……
“什么子弹？那么厉害，把骨头都打断了。”
“日本鬼子的三八大盖。”
“多长时间了？”
“十多年了。”
“为什么不早接？”
“……”
为什么？为什么？
龙书金没有回答医生的问题，他笑了笑说：“到了南方，天气热，里面很痒，我就把夹板拿掉，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晚了，是晚了。
手术后，龙书金住了一个月的医院。手臂打上石膏，里面很痒，他就在石膏上挖个洞，搞根棍子伸进去抓痒，好舒服啊！一个月后，当医生把石膏弄下来时，他清楚地感觉到里面“咚”的一声，骨头又断了。
医生说，太晚了，里面的骨头已经锈了，就像铁锈了一样，没有再生能力了。
手术失败了。医生要再开一刀，把里面的钢条和螺丝钉取出来，龙书金将军说：“算了，又要割一刀，太遭罪了。”
就这样，那条4寸长的钢条和4个螺丝钉在他手臂内生存了40个春秋。
龙书金将军对我说：“你摸摸看，还能够摸得出来呐。”
我小心翼翼地用手去摸，心中却颤抖着。
我想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中有一批闻名遐迩的或断臂或独腿的残疾将军，他们是：
上将贺炳炎，1935年，与国民党部队作战中失去右臂；
上将彭绍辉，1932年，在反“围剿”中失去左臂；
中将余秋里，1936年3月，在长征途中失去右臂；
中将晏福生，1936年，在长征途中失去右臂；
少将左齐，1938年，在伏击日军的一次战斗中失去右臂；
少将苏鲁，1949年，在解放战争中失去左臂；
少将陈波，1940年，在抗日战争中失去右臂；
少将彭云清，1938年，在抗日战争中失去右臂；
少将童炎生，1944年，在抗日战争中失去右臂；
然而，这里却没有“龙书金”的名字。
但龙书金将军的左手手臂确确实实是断的。
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绝无仅有的断臂兼短臂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