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无与伦比的沟通艺术，与其说直接表现在与各种对手的舌战或友好交流上面，倒不如说主要表现在他对所面临的谈判的准确判断、及时抓住时机、待机而发上，或者说正是这二者的结合，使他在谈判桌前应付自若，最终皆大欢喜。周恩来在与前法国总理富尔的谈判中表现出的平等协商、尊重对方选择的方法，正是他获胜的奥妙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迅速地摆脱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提出了不急于得到西方国家的承认、同西方国家建交的方针。但是，周恩来又认为，也不能自己将自己的手脚捆起来，我们是否同西方国家建交，还要“看一看它们是否接受我们的建交原则”，这个“立场必须十分坚定，思想必须十分明确”。
朝鲜停战后，特别是周恩来代表新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影响，加上50年代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西方国家不能不重视新中国在国际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连美国也在同我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于1955年开始与我国进行大使级会谈，西德、法国、意大利等国也频传信息，表示愿与新中国接触，建立和发展贸易关系。显然，对中国采取现实主义态度已日渐成为西方各国的迫切要求和普遍趋势。就法国而言，戴高乐把同中国建交和发展关系视为推行其抗美独立战略的重要一步。
20世纪60年代初，法国国内外各种因素使它要进一步加强与我国的关系。
1963年10月，戴高乐选派富有外交经验的政治家、前总理富尔以私人身份来中国进行为期两周的访问，以促成中法建交。
周恩来仔细分析了法国所面临的形势，对中法关系做了仔细的分析和充分的估量，然后向党中央提出，“自动上门的客人要迎接”。
于是，当富尔到达中国时，外交部给予他以较高的礼遇，毛泽东、刘少奇分别会见了他。
周恩来同富尔进行了多次实质性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始终坚持原则，但又不强人所难。
周恩来一开始就坦诚地对富尔说：“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有不同，很难一致起来，我们要找共同点，把不同的保留，不发展争论。”
对此，富尔点头表示赞同。
周恩来接着说道：“我们很赞赏戴高乐将军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行动，赞赏法国顺应时代潮流，实行非殖民化政策和平解决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问题；赞赏法国反对莫斯科三国条约和超级大国垄断国际事务的立场。中法两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在上述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共同语言。这些共同点正是中法建交的政治基础和我们发展关系的共同出发点。”
接着，周恩来主动地向他介绍了我国对美、苏关系的状况和政策，对联合国问题的态度，特别是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使法方对我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但狡猾的富尔在会谈中强调两国在互相承认的问题上不应提任何条件，实质上是避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和反对“两个中国”的问题。周恩来对此看得十分透彻，但在会谈中并未直接予以驳斥，而是在具体建交问题的讨论中牢记我方原则，并通过双方内部协议的变通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
在同富尔探讨两国建交方式问题时，周恩来从大局出发，以平等的方式，充分尊重对方选择。
周恩来首先向他介绍了我国同西欧各国关系的状况，并表示：“法国可以从同中国完全平等的地位出发，选择其中任何一种方式：或全建交，如瑞士和北欧诸国那样；或半建交，如英国、荷兰那样；或暂缓建交。”
周恩来还指出了三种建交形式所必须做的承诺或会产生的后果：“采取全建交方式必须以同蒋帮断交为前提；半建交如当时的英、荷对华关系那样，对双方都将不太愉快；如果暂缓建交，则双方应采取积极创造条件促进早日建交的态度而不是消极等待，可先设贸易代表机构等。”
周恩来直接告诉富尔：“中方欢迎积极的直接建交方式。如果法国认为采取勇敢的行动断绝同蒋帮的关系同中国建交的时机已到，中方欢迎这种决心，也愿意同法国建交，直截了当地交换大使。如果戴高乐将军觉得时机尚未成熟，还有困难，我们愿意等待。”
周恩来的这番谈话既坚持了原则，也体现了我方平等协商、尊重法方选择的诚恳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使谈判富有生气，得以顺利进行。
在以后的几次谈判中，周恩来同富尔反复研究了采取何种具体步骤建交的方案问题：第一，无条件建交方案，即富尔一再强调在建交问题上“双方均不要提任何前提条件”，回避对蒋关系问题，中国政府难以接受。第二，有条件建交方案，即在解决法国对台关系问题的条件下实现中法建交，也就是法国先同蒋帮断交后再同我建交，但法国对此有困难，不便采取。第三，延期建交方案。由于法国急于同我建交，富尔不同意走这条路。
鉴于上述方案都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周恩来的谈判艺术马上显露出来，提出了“直接建交的方案”，即在达成内部协议的基础上，允许法国先宣布同我建交，然后由法国根据由此形成的“国际法客观形势”，“自然”地结束同蒋帮的关系。
可以看到，在同富尔对上述各种方案的探讨中，周恩来既不是僵硬地毫无弹性地坚持要法方选择首先与蒋断交的模式，也不是简单地把难题抛给对方由对方独自去寻求答案，而是真正本着平等协商的精神，同富尔一起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可能妥协的余地，从而赢得了富尔的信任，并推动他朝积极创造条件解决问题的方向前进，最后终于以“直接建交方案”达成了一致。
周恩来在同富尔的多次反复谈判中表现了极高的沟通艺术，即平等协商、尊重法方选择，但并非一味迁就对方，一味妥协，而是在原则问题上绝不退让。当然，这种“原则问题上的不退让”却非僵硬死板，迫人就范，而是循循善诱，入情入理，使对方口服心服。
谈判中富尔说：“如果法国承认中国，那就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国在联合国支持中国的席位将是合乎逻辑的。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学拖泥带水的做法。”
但富尔又狡辩说：“台湾问题是一个微妙的问题，法国同台湾断绝一切关系有困难，现在台湾岛上存在着一个事实上的政府。”
对富尔这种若即若离、自相矛盾的说法，周恩来明确指出：“蒋帮之所以能留在台湾，完全是由于美国的保护和对我国内政的干涉。全世界人民都清楚，蒋帮之所以还留在联合国，还作为安理会成员，也是由于美国的操纵。这是现实的，也将是历史的笑话。”
富尔转而又说：“戴高乐将军不可能忘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同蒋介石站在一起，他不愿切断和台湾的一切关系。”
对此，周恩来给予了入情入理的批驳，他说：“不能把个人关系掺杂到国家关系中去。皮杜尔是反戴高乐的，设想如果他在国外势力扶植下成立流亡政府，我们中国是否能因一度与他有过关系而不承认法国现政府而承认他，或者两个都承认呢？法国是一个有自尊心的民族和奉行独立政策的国家，中国也是这样一个民族和国家。何况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势力侵略100多年的国家，现在美国还占领着台湾，欺负和干涉着我们。”
他严正地指出：“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不会改变的。
台湾同大陆的关系是中国内政问题，这一点不能动摇，希望不会有什么误解。”
他斩钉截铁地告诉富尔：“不解决对台关系问题，便不能建立互换大使的外交关系，只能建立非正式的关系，如设立贸易代表机构等。”
在周恩来的入情入理的驳斥后，富尔只得表示：“法国愿找出前进的办法解决问题。”
后来，富尔又试探着问：“可否允许中法建交后法方在台保留一人，降低级别。”
对此，周恩来断然回答：“不可能。英国就是因为在台湾有领事，又在联合国支持蒋介石，所以造成目前的半建交关系。如果法国也采取同样办法，对中法双方都不会愉快。”
由于周恩来在原则问题上不动摇，法国才放弃了这个打算。
周恩来在同富尔的谈判中不但表现了一个成熟的外交家勇于、善于坚持原则的一面，而且还表现出了能够准确地把握妥协的时机、场合、分寸，避免使谈判陷于僵局甚至破裂的驾驭谈判进程的高超艺术。他在谈判中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坚持法国必须同蒋帮断交，不能搞“两个中国”的原则，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程序问题上又做出了恰当的让步。
得益于此，中法于1964年1月27日顺利建交，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