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会的时候，基辛格和他的助手们还在讨论着如何对付周恩来提交的公报草案。想到周恩来的态度，估计周恩来是不会再后退了，不免感到心情沉重。
洛德有点沮丧地说：“我们花了多少心血搞的初稿，等于扔进了垃圾堆。”
此时的基辛格才真正地觉得遇到了谈判对手，受到了真正的挑战，自己受到了扼制。他走在花园的石子小路上，时而低垂脑袋，时而仰望无际的天空，试图从星空中读出点什么。“是否向尼克松总统请示一下呢？”
“不！”他轻轻地摇着头，“总统已授权于我可以在北京拍板。”
他走着、思索着，善于逆转思路的他突然领悟，禁不住脱口说道：“公开摆明分歧，难道不会使双方的盟国与朋友放心么？这说明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保护，还会使各方面的人确信公报是真诚的。”
就像窗户纸被捅破一样，洛德的沮丧情绪也马上消失殆尽，高兴地说：“对了，正因为我们公开承认存在的分歧，我们那一致的部分才显得难能可贵与真实可信。”
此时的基辛格那紧绷的脸舒展开了，嘴角露出了笑容，镜片后的那双眼睛闪着亮光，兴奋地对助手们说：“周恩来，独出心裁，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我们的难题。这就是中国方案的奥妙之处。”
休会片刻后，基辛格告诉周恩来，美方愿意接受他的初稿的基本做法，并提出了一些文字修改意见。
看到基辛格豁然开朗的妥协，周恩来很高兴地说：“至于草案的文字用法是可以商量的。”
至此，中美在联合公报草案的谈判取得了进展。
然而，周恩来在构思公报初稿方法的强硬只是让基辛格初步感受到周恩来在原则问题上的坚定性，而关于台湾问题的谈判，则使基辛格对周恩来在谈判中的原则的坚定性刻骨铭心！
周恩来一开始就表明：“我必须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这三条立场，是不变的。”
对此早有准备的基辛格马上提高嗓音亮明美方的观点：“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不能在开始我们之间的新关系时背弃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绝不能放弃对台湾的义务，我们决不会与台湾断交。”
“什么样的复杂原因，什么样的义务？这真是天方夜谭。”周恩来也略微提高了声调。
谈判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基辛格申辩说：“如果我们背弃老朋友，不但别的朋友不信任我们，你们中国人也不会尊重我们。”
面对基辛格的强词夺理，周恩来停顿了片刻，以守为攻地说：“台湾是中国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是你们历届政府都承认的。而现在，是哪国的军队占领着台湾？是你们美利坚合众国。中国人有句俗话叫‘解铃还需系铃人’。
如果说有什么复杂原因，那也是你们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你们不但对这一事实没有任何改变，而且还继续从各方面封锁、孤立我们。”
基辛格不服气地说：“我今天坐在这里，不就是说明我们在改变么？！”
周恩来见基辛格仍坚持己见，便冷峻地说：“现在我还重申：台湾问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主权。在这一点上，不容置疑。”
谈判陷于僵局。双方都挺严肃地望着对方。
周恩来仔细分析了基辛格的心理，决定将他一军。他稍作停顿后加强语气说：“博士先生，如果贵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坚持过去的立场，那么，我们不得不对你们总统访华的诚意表示怀疑。”
周恩来的这番话犹如晴天霹雳，击中基辛格的要害。基辛格着急了，因为如果尼克松总统访华受挫，那就等于基辛格的一切努力、一切妥协都将付之东流，他的第二次访华就变得毫无意义，这是基辛格不愿看到的结局。
基辛格不得不软了下来，缓解刚才的紧张气氛说：“总理先生，我希望你们能了解我国的国情，因为这牵涉到我们两院以及两党的问题。我们将失去盟友。我们的总统希望在他第二任时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周恩来见基辛格的口气有所松动并做出了一定承诺，便语气缓和地说：“我理解尼克松总统为此做出的努力。但请问，你们怕失去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朋友？是一些腐朽的、即将垮台的‘老朋友’。你们为了照顾这些老朋友，势必使自己陷入被动而脱不了身。这-点，你们总统不是在堪萨斯城的演说中已经提到了吗？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总不能让中国人民再受损害了吧？”
面对周恩来入情入理的批驳，基辛格无言以对，只好转动着手中的笔以掩饰自己的窘迫。
周恩来见此，马上又表示出灵活的态度，说：“毛主席说台湾问题可以拖00年，是表明我们的耐心，毛主席的意思同时也包含了不让台湾问题妨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些不都表明了我们的诚意么？而你们的诚意又何在？”
半晌无话可说的基辛格终于说：“总理先生，会谈的公报是必须有助于打开一条新的道路。总统也是这个意思。”
周恩来顺手拿起美方修改的公报文本晃了晃说：“博士先生，你们在台湾问题上的观点甚至措辞都是二十几年来常用的。这就不能如你所说，有助于打开一条新的道路。”
基辛格又一次语塞，但还是底气不足地说：“美国不能抛弃老朋友。”
周恩来马上反驳说：“什么老朋友？台湾问题不是朋友之间的问题，是美国军队进驻台湾而分裂我们国家的问题。朋友之间的道义问题不能代替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问题。”
周恩来这种原则的坚定性和在坚持这一条原则时的灵活性的巧妙运用，既入情入理、刚柔并济，又给人一种威严不可侵犯的奇特的人情味，使经历过各种谈判考验的基辛格认识到，再兜圈子坚持自己多年采用的“色拉米”香肠式的谈判方式已经不可能了，否则将会使自己以十分不利的结局飞回华盛顿。于是，基辛格暗中拉着洛德离开座位，到会议厅的另一侧的角落去交头接耳了一番，才重新回到了座位上。
基辛格坐定后喝了一口茶，原来绷紧的脸逐渐放松了，他说：“我决定换一种方式表达美国的观点。”他一边说一边注意观察着周恩来的反应，“我们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样？”
周恩来将这句话重复了一遍，脸上也绽开了笑容，称赞地说：“博士到底是博士，这可是一项奥妙的发明。”
周恩来接着说：“这句话的基本意思我方可以接受，只是个别词句还需要推敲。比如，应该用‘省’，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更准确，不用部分。”
基辛格说：“‘部分’比‘省’通用，‘部分’是对整体而言。”
周恩来说：“‘省’比‘部分’准确，‘省’是行政上对政府归属。”
“英语没有多大差别。”基辛格争辩道。
“汉语却有质的差异。”周恩来雍容大度地说，“我看僵局有望打破，至于尚未解决的句子及措辞，等总统访华时还可以继续讨论，会找到一个解决办法的。”
正是周恩来在与基辛格的谈判中坚持原则，而又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使中美关系迅速发展，到1972年初当尼克松总统访华时，发表了双方都感满意的举世无双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
宽猛相济
用宽容、谅解使谈判有好的开端，用威猛、严厉使谈判的结果不损害己方的根本利益。中日联合声明诞生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一项谈判成果都是谈判双方彼此沟通后达成一致的产物。这就需要在谈判时不仅要坚持原则，在重大问题上毫不妥协，还要懂得使用宽容的技巧。用宽容、谅解使谈判有好的开端，用威猛、严厉使谈判的结果不损害己方的根本利益、根本原则。周恩来则是善于运用这两种技巧的大师。
1972年9月25日，有被美国外交愚弄之感的日本首相田中急急忙忙地乘专机飞往北京，开始日中政府之间的外交谈判。
中日之间的第一轮首脑会谈是田中首相到达北京两小时后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开始的。
中午都没休息，周恩来十分礼貌、体贴地问候田中首相：“你中午也没有休息，辛苦了。”
为了调节气氛，他们谈到了酒。
田中说：“中午的茅台酒很不错！”
周恩来有些自豪地说：“茅台酒比伏特加好，不上头，疲劳的时候喝一点能起振奋的作用。你觉得好喝，我们送一点给你，把你的威士忌改成茅台，怎么样？”
大家都知道伏特加是苏联产的酒，威士忌是美国产的酒，周恩来的话一下子把大家说笑了。会谈在轻松、亲切的气氛中进行。
周恩来谈到了田中执政40多天以来的情况，他说：“首相阁下在外交上以这样高速度进行，这在日本历史上是很少见的。我很欣赏首相阁下9月21日宣布访华时跟记者所讲的，一定要使会谈取得成功，而且肯定会取得成功。我们以同样的心情欢迎首相阁下来访问。”
田中首相也表达了对周恩来总理的敬意，他说：“尽管从我的愿望来讲，希望加紧实现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但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如果时机不成熟，这种愿望也是不容易实现的。但周总理马上对我这个愿望表示了欢迎，并邀请我到中国来访问，也就是说，周总理马上抓住了这个时机，配合了我的愿望，做出了表示，所以我们才能迎接这个日子。我原来心里想，到中国来访问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今天，我能这么快到中国来，真是感到喜出望外。”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田中首相在这轮会谈中对中国如何对待日美安保体制的态度心中没有底，于是他在谈判采取了先下手为强的谈判战略，提出这个问题，他说：“对日本来说，如果有损于日美关系的根本，日中之间的问题就无从谈起。……坚持日美安保条约是个大前提，因为日美安保条约对于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是不可缺少的。”
田中在说了这段话后担心周恩来对他的论点会有强烈的反应，于是看了看周恩来，接着又解释道：“这个条约是在中苏友好条约之后签订的。这一点请务必予以谅解。……我们希望中国不要把它看成是威胁。”
由于对中国在这个问题的态度实在没底，所以田中再次对周恩来诚恳地说：
“这一点务必请你们谅解。”
周恩来回答得很干脆：“这不成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