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周恩来与张治中的私人交往来说，周恩来也不该不去机场。向来以礼貌待人着称的周恩来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令人费解的事情呢？
事实上，周恩来原来是打算亲赴机场迎接的，就是因为从电讯上得知张治中乘机到达北平的几小时前先到溪口去见蒋介石，他才临时决定不去机场的。
在蒋介石操纵下的谈判就不会有真和平，要争取真和平就必须揭露假和平。
于是，周恩来决定在和南京代表团的交锋中要先发制人。
就在张治中到达北平的当晚6时，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一行6人来看望南京政府代表，并设宴款待代表团全体人员。
饭后即开始商谈。经双方同意，商谈采取分头个别对话形式，周恩来、林伯渠和张治中、邵力子对谈。
周恩来一开始就盯着张治中，以极严肃的态度质问张治中：“你为什么在离开南京前要到溪口去见蒋介石？”
张治中没有思想准备，非常尴尬，解释说：“恩来先生，这正是我的苦衷啊！我为了和平工作不致夭折，就必须事先扫除实现和平的一切障碍。我不能不去交个底呀。”
周恩来对这一解释很不满意，神色严厉起来：“你这样做法，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地位，起到了混淆视听、破坏和谈的作用，同时，也充分证明了蒋介石所谓下野完全是假的，而实际上他还在幕后操纵控制。”
周恩来极其郑重严肃的态度大大出乎张治中的意料。在过去长期交往中，他从未见到周恩来这种严肃的态度。
张治中被这种意料之外的强烈反应搞得十分被动，仓猝之间他赶快加以解释：“蒋介石还是国民党总裁嘛！谈判当然要取得他的支持。我去溪口见蒋介石，只能表明我对和谈是诚心诚意的。”
张治中的解释并不能使周恩来满意。周恩来仍然不依不饶地坚持说：“在蒋介石的操纵下进行和谈，是实现不了真和平的。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张治中感到周恩来的话过分了，于是有些激动地提高了声音说：“我受李宗仁先生委托到北平来谈判，当然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实现真正的和平，而不是你们所说的假和平。”
周恩来接着气愤地反驳。
原来，就在张治中率和谈代表团乘机赴北平谈判的当天上午，南京有6000多学生上街游行示威，要求南京政府接受中共的八项和平条件，结果与前来镇压的军警特务发生冲突（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是蒋介石的红人），造成学生2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所以，周恩来以十分严厉的语调说：“南京政府既然派出和谈代表团前来北平同中国共产党谈判和平，并表示愿意接受八项条件为谈判的基础，那么，如果这个政府是有低限度的诚意，就应当以处理南京惨案为起点，逮捕并严惩主凶蒋介石、汤恩伯、张耀明，逮捕并严惩制造流血惨案、破坏和平的暴徒特务。”
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较量，蒋介石的主力已被歼灭殆尽，没有足够的力量继续打内战，但南京派往北平的和谈代表团在谈判中，坚持“划江而治”等要求，一再讨价还价，结果国共和谈于4月20日破裂。
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即发起进攻，渡江南下。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已经进逼南京城郊，李宗仁、何应钦等国民党要人一大早就飞离南京，政府各部门也纷纷南撤，整个南京城内乱作一团。
在这种极端混乱的情况下，一架飞机由南京直飞北平，李宗仁政府要接回派往北平的和谈代表回上海。
作为中共首席和谈代表的周恩来善解人意，他很了解此时此刻南京代表团成员的心思。代表团中的多数人认识到和谈失败回去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不如留在北平，静观变化，再作定夺。其中，邵力子和章士钊两位老人早已作了不回去的打算，为此，在和谈期间，周恩来已设法把邵老的夫人接来北平。最使周恩来焦虑的是南京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对去留的态度。
和谈破裂后，周恩来便极力挽留张治中，但张治中决意要回南京复命。他对周恩来说：“恩来先生，感谢你的诚意。代表团是为和谈而来的，和谈既已破裂，自无继续留在北平的必要。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遣的，任务终了，理应回去复命。别人不回去可以，我是首席代表，论情论理都不能不回去复命。”
再说，家属都在国民党政府的手中，自己留在北平，他们肯定要受到牵连。
所有这一切，张治中虽然没有说，但周恩来很了解他的忧虑。
周恩来知道，南京和谈代表团来北平前，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上海市警察局长毛森就扬言，凡是主和的都是秦桧，我要用手枪对付他。因而周恩来不能不为张治中及其眷属的安全操心。另外，周恩来与张治中交往已久，非常欣赏张治中那种坦荡真诚的态度和耿直淳厚的人格。周恩来想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两人同在黄埔军校任职，一见如故，“四一二”蒋介石政变时，张治中曾托人预先密告周恩来，使之幸免于难；重庆谈判时，张治中乘专机赴延安迎接，还把自己在渝的桂园住宅腾给毛泽东住；中山舰事件时，张治中还向周恩来提出参加共产党的要求。想到这些，周恩来觉得，无论如何也要把张治中留住，不使他返回上海遭毒手。
于是，周恩来十分恳切地对张治中说：“现在的形势，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的特务是会不利于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指张学良），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
周恩来的话恳切、温和又非常坚定，使代表团中原来想回去的人也都打消了原意，张治中也深为感动，但仍然固执地强调应回去复命。
为此，周恩来伤透了脑筋。他用缓兵计使来接代表团的飞机放空，指示机场指挥台回话：“飞机跑道正在修理，过一两天后再来。”同时，周恩来命令有关部门：“马上通知南京地下党的同志，一定要千方百计把张文白先生的夫人及子女安全送到北平。”
4月25日，周恩来突然来到张治中的住处高兴地对张说：“文白先生，我们一起去接一个客人吧！”
张治中甚感诧异，问道：“什么客人？我认识吗？”
周恩来说：“是你最熟悉的，到时你就知道了。”
来到西苑机场，一架国民党派来的飞机正徐徐降落，等客人从飞机上走下来时，张治中不禁惊喜交加，原来所谓的客人正是自己的夫人洪希厚和弟媳及几个孩子，还有保姆。
张治中热泪盈眶，十分感动地对周恩来说：“恩来先生，你真会留客呵！”
安顿好张治中的眷属后，周恩来又陪同毛泽东来看望张治中一家，见面后说：“在重庆，你们对我们招待得那么好，现在我们条件有限，只能让你们受点委屈了。”
这感人肺腑的语言，使张治中夫妇感动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张治中很快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表示要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
后发制人
当日内瓦会议陷入僵局时，周恩来发言：“我提一个两句话的协议草案……”立即使濒于破裂的会议出现了生机。
作为一个谈判艺术家，周恩来从不使自己拘泥于任何一种沟通技巧。深谙“先发制人”内涵的周恩来在谈判中也不是僵硬地使用这种技巧，而是审时度势，运筹帷幄，该使用“先发制人”的技巧时就适时地使用之，在不宜使用这种技巧的时候，就待而后发，而且这种后发不但不受制于人，反而却造成了后发制人的良好态势和良好效果，从而维护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赢得了国内外人士的交口称赞。
在1954年日内瓦谈判中，周恩来就曾巧妙地使用了“后发制人”的艺术。
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美国、苏联、中国、法国及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的其他交战各方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朝鲜问题的政治解决问题和印度支那的停战问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也是一场极其复杂的多边外交斗争。当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率团出席了这次会议。
周恩来有着多年积累起来的丰富的谈判经验和处理对外事务的经验，但代表中国出席这样重要的国际会议，对他仍然是新的课题。他向周围的工作人员打了个生动的比喻说：“尽管我们过去在国内谈判有经验，跟美国吵架也有过经验，但那是野台子戏；这次是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了，我们登上国际舞台了，又是一个大国，是一个正规戏、舞台戏，又是第一次唱，所以要本着学习的精神去唱。”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许多国家对新中国充满新奇和不了解，这从当地报纸对中国代表团的报道就可以看出来。
一家报纸报道说：“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着一群更年轻的红色外交家，他们将在日内瓦大显身手！”
另一家报纸则说：“日内瓦来了一连中国军人，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黑色中山服，连手提箱也都相似。瑞士人误以为是传教队，都站下来向他们脱帽致敬！”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则对中国代表团不屑一顾：“这样的乡巴佬，怎么是我们美国的对手！”他甚至狂妄地说：“我不要见周恩来，除非我们的汽车相撞！”
为了使全世界了解新中国，为了使会议取得成功，周恩来经过深思熟虑，决定采取一种稳健的策略，不“先发制人”。
4月28日，杜勒斯登上日内瓦会议讲台。他板着面孔开始读精心推敲过的发言稿，为其赖在朝鲜辩护：“苏联的目的一直是把北朝鲜变成一个卫星国，并且可能的话，将他们的统治扩展到整个朝鲜，而美国不希望美军无限期地留在朝鲜，美国和韩国签订的共同安全条约不含有侵略目的。”他断然拒绝北朝鲜提出的撤军建议，却要求中国的志愿军撤出朝鲜。
杜勒斯讲完话便低着头走下讲台，登上他那辆大型福特轿车匆匆离去。
不一会儿，周恩来健步走上讲台，他那种神奇的魅力一下子吸引了全场人的注意力，即使对中国持对立立场的美国外交官也对他肃然起敬。
杜勒斯走了，美国代表团的副团长史密斯却不能走，只得硬着头皮等着挨周恩来的批判。根据一般的活动规律，史密斯无可奈何地静等着中国代表在他的头上抛出重型炸弹，但出乎预料，他听到的却是与人为善的话：“今天，苏联、美国、法兰西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外长坐在同一张桌前，审查和解决最迫切的亚洲问题，这还是第一次。”
周恩来首先真诚地强调中国需要和平，渴望通过谈判等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然后，他将话锋一转，严正地指出：“杜勒斯先生刚才的发言完全违反亚洲人民的利益。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美国在亚洲的侵略政策是造成亚洲局势紧张和不安的根源。必须制止美国在亚洲的侵略行动，尊重亚洲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亚洲国家之间应该进行协商，以互相承担相互义务的方法，共同努力维护亚洲的和平与安全。”
周恩来的发言既在原则问题上立场鲜明，义正词严，气势磅礴，又表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寻求解决问题的诚恳态度。周恩来的讲话打动了大多数与会代表的心，因此，获得了不少国家代表的称赞和好评，使周恩来的第一次亮相便得了高分。
然而，就在日内瓦会议进行之际，美国代表团接到一定要使会谈破裂、不许达成任何协议的明确指示。美国代表团接到国内指令后，急忙进行幕后活动，采取又“打”又“拉”的手法，终于使十六个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同意美国的谈判意图，搞出了一个所谓的“十六国宣言”。而在当时，这些内情中、苏、朝三国都不知晓。
但是，美国政府的这一如意打算在温文尔雅的周恩来面前，在他的“后发制人”的攻势面前不得不落空，并最终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丢了丑。
会议休息的时候，人们纷纷到会客室喝茶聊天，有的则抓紧时间为下一步活动进行紧张的幕后策划。
周恩来走进会客室，看见杜勒斯在里边，便微笑着向杜勒斯伸出手去。屋里的人一齐把目光投了过去，看杜勒斯怎样对付周恩来的微笑攻势。
杜勒斯毫无思想准备，见此情况则大吃一惊，但随即镇定下来，摆起架子将双手向身后一抄，扭转身大步走出会客室。
各国代表都对杜勒斯的无礼行为摇头叹息，也觉得周恩来受了侮辱，饶有兴趣地看中国外交家如何动作。有的西方记者早把镜头对准了中国代表，想摄下周恩来勃然大怒的镜头，作为攻击中国之用。
这时，只见周恩来看着杜勒斯的背影一言未发，只是高雅地耸耸肩，风度十足地摊开两手，似乎在说：“这是什么行为啊？！”
周恩来此举大得人心，一位法国外交家翘跷大拇指啧啧称赞说：“这位穿便鞋的中国人在这种突然碰面的场合，表现得可谓高贵之极！”
连杜勒斯的副手史密斯也对他的顶头上司的作为不以为然。
6月15日，关于政治解决朝鲜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开始了。在大会正式发言时，朝鲜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外务相提出了一个关于保证朝鲜和平状态的新建议，真诚地希望打开会议僵局。
于是，会议上的斗智斗勇便开始了。
周恩来发言说：“我赞成南日的新建议，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建议本会议召开中、美、苏、英、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七国参加的限制会议，讨论巩固朝鲜和平的有关措施。”
随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发言：“我也支持南日外务相提出的六项建议，并提议由所有与会者发表一项保证朝鲜和平的共同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