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人物的暗示，权威人物的话语，往往具有非常巨大的震慑力。说话者若是地位高、有威信、受人敬重，那么他所说的话就易于引起他人的重视并使人确信其正确性。周恩来也常常巧用威严增强沟通的效果。
敢怒敢言
“拍桌子这个举动，是我平生仅有的一次。”关键时刻，温文尔雅的周恩来拍起桌子来，张国焘也不敢不听。
凡是伟人，都善于战斗，也知道发怒对支配人的作用，但他们绝不以引起他人畏惧为能事。他们不是懦弱的人，也不是嚣张的人，更不是易怒好斗的人。富兰克林曾说：“凡是必要的战斗，我从不回避。”这就说明了一切关键的所在——这些人只有在必要时才从事战斗，而不是滥用战斗。
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很少发怒，但在关键时刻他也拍过桌子。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又策划了“七一五”分共。
全国一片腥风血雨。
中国共产党何去何从，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屈服，选择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
还在4月16日周恩来参加中共特别委员会会议时，他就提出：“军事上，我们对蒋介石的军队并不是毫无办法，现在可以派人到东南准备军事活动。”
会后，周恩来建议，东南军事工作必须有计划、有名义、有负责人、有密函，加快准备。不久，他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武装起义的建议。
中共中央果断做出了由周恩来领导发动南昌起义的决定。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周恩来在江西大旅社宣布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起义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接着前敌委员会详细讨论了关于起义的各项事项，进行了周密部署：贺龙任起义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会议还正式决定30日晚举行起义。
一切都在计划中。
一切都在紧锣密鼓中进行。
然而，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7月29日上午，周恩来接到了临时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在九江以“中央代表”身份发来的两份密电，说“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我到后再做决定”。
周恩来有些费解，中央已经决定成立以他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全权处理起义事宜，为什么又要等张国焘到南昌后再做决定呢？他不在乎什么权力，但是，这是关系到起义能否顺利举行，起义举行后能否胜利的大事，如果有什么不测的话，就会有千百万人头落地。所以，周恩来同前敌委员会其他成员商议后果断地决定：暴动绝不能停止，继续进行一切准备工作。
7月30日早晨，张国焘到了南昌，前委召集了紧急会议。
江西大旅社一楼大厅一片紧张气氛。
周恩来双眉紧皱，沉默不语。
张国焘正在极力进行取消起义的游说：“起义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该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就是蛮干，就是盲动。共产党人应该全部退出军队。”
到这个关键时刻，要放弃起义必然造成严重损失。至于要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已经不可能了。
张发奎是粤系军阀，曾经参加过北伐战争，政治态度是中间偏左。在酝酿组织南昌起义时，中国共产党对他寄予厚望，力争张发奎参加起义，并设想让他担任起义总指挥，期望借重他的个人声望发动更多的人参加起义。但是，这个时候的张发奎其政治态度迅速向右转，事实上他不仅不可能参加起义，而且成为了起义的障碍。
所以，没等张国焘说完，李立三站起来说：“万事俱备，一切都准备好了，哪有现在还讨论？！按照原计划，起义！起义！”
其他几个前委成员也指出：“暴动断不能迁移，更不能停止，张发奎已受汪精卫的包围，绝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在客观上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发奎。”
周恩来对大家的意见表示支持，果断地说：“我们共产党人不能退出军队，不能把枪交出去，不能束手待毙，紧迫的形势告诉我们，起义不能再拖了，否则将断送革命。”
他十分坚定地对张国焘说：“不能听你的那一套，我们还是干，按计划进行。
我周恩来对此负责！”
张国焘一看受到这样强烈的反对，便把手中的电报往桌上一摔：“这也不是我张某人的意见，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
这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
周恩来拿起桌上的电报瞥了一眼。平时对人很温和的周恩来这时再也忍不住了，激动地说：“我到南昌来筹划这次起义，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给我的任务，怎么现在又给你这种命令？执行共产国际指示也不能不顾当前的情况嘛！”
谭平山也十分气愤，会后，他找到周恩来说：“我们不如把张国焘绑起来，否则他会误我们的大事。”
周恩来制止了，说：“张国焘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绑呢？”
7月31日再次开会，张国焘又使出新的花招，他说：“我们不妨把这次武装行动只作为一次‘兵变’，不要发表宣言和政治纲领，偃旗息鼓地回广东去。”
周恩来一听就十分气愤，“啪”的一声，桌子一拍，义正词严地指出：“南昌起义是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开始，我们要成立在我党领导下、有国民党进步人士参加的政治组织——革命委员会。这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一定要向全国、向全世界发布宣言和政治纲领。我们是武装夺取政权，不是什么‘兵变’”。
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居然拍起桌子来，张国焘也不能不有所畏惧，只好表示服从多数。周恩来终于签发了起义命令：“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的目的，决定于明日四时开始向城内外所驻敌军进攻，一举而歼之！”
8月1日，伟大的南昌起义终于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周恩来在说服张国焘的过程中一是坚持了原则，表现出对革命事业的忠心耿耿，不因张国焘代表共产国际和党中央而盲目服从。在当时，张国焘红极一时，他曾经参加党的一大，在党的一大上当选为中央组织局主任，到南昌来又是以党中央的代表的身份出现。但是，很显然，张国焘放弃起义的主张是错误的，如果盲目服从张国焘的命令，就可能给党的事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二是有耐心，一时说不服又继续开会，反复分析形势，耐心说理。三是讲究策略，对于张国焘，既然他是党中央的代表，就不能把他绑起来，如果把张国焘绑起来，就会把问题弄得非常复杂。四是显示出无畏的胆量，周恩来温文尔雅、待人十分和气，但是在关键时刻桌子一拍，威严就在其中，张国焘不得不服。
当机立断
在时间紧迫、意见又不能统一的情况下，周恩来快刀斩乱麻，一下子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自己的意见上。
在时间紧迫、情况危急、意见又不能统一的情况下，快刀斩乱麻，果断地做出决定，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解决复杂的问题，无疑是最好的方法。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内一声枪响，划破了长夜的静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正式打响。
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一整夜，到清晨6点钟，城内的敌军全部肃清，共歼敌3000多人，缴枪5000多支，子弹70多万发，还有大炮数门。
南昌起义成功了。
起义后怎么行动？当时有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上山，第二种选择是原地不动，第三种选择是南下。
中共中央在做出发动南昌起义决定时就明确规定：部队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出海口，以求得到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这实际上是下下策。
既然党中央早已决定南下，尽管是下策，周恩来也没有提出异议。所以说，到广东去，这已经不是问题了。
如何贯彻党中央的意志？如何南下？这是起义后决策者必须解决的问题。这又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当时起义部队领导层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主张沿赣江南行，经过樟树、吉安、赣州等比较富庶的地区，取道韶关，直下广东；另一种主张由赣江经寻乌直取东江。
周恩来主张走后一条路线。
但是，怎样说服大家接受自己的主张走后一条路线呢？
周恩来对两条路线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前一条路虽是大路，却也是敌军重兵驻扎的地区。朱培德的第三军在吉安，钱大钧部在赣州，李济深可利用粤汉铁路的方便，集中兵力在粤北与我决战。张发奎余部1万多人也可能沿着这条路尾追而来。走这条路势必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所以走第一条路是很危险的。
“后一条路是一条小路，但也是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东江是广东农民运动发达的地区。”周恩来曾经在这一带从事革命活动，对这里的敌情和地形比较熟悉，所以也最有发言权。他接着分析说：“直取东江，可以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使兵力得到补充；汕头又是重要海口，占领汕头可以取得出海通道，并得到国际援助。”
周恩来的耐心分析让许多人都觉得合情合理，但指挥部中还有一部分领导在犹豫。因此，必须统一认识才能统一行动。
但是，当时的形势又不允许坐下来用很长的时间来讨论，于是周恩来果断而坚定地说：“我们只能走由赣江经寻乌取东江这一路。”
其实，这也是一种艺术。在情况紧急时，决策者不能含糊，不能犹豫，因为决策者的犹豫，就可能导致下属束手无策，就可能动摇军心，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周恩来在做了仔细的分析之后，在时间紧迫、意见又不能统一的情况下，快刀斩乱麻，一下子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自己的意见上。
气势镇人
“你看我像当兵的吗？”周恩来一副颐指气使的有钱商人派头，镇住了日本水上警察。
沟通就是攻心，就是一场气势的对决。当我们既不能说明实情又无法讲道理时，用气势也能够镇住对方。
1928年5月初，周恩来和邓颖超登上了一艘开往大连的日本轮船，准备辗转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
周恩来留着长须，穿着长袍，化装成一名古玩商人。邓颖超穿着一件半旧的旗袍，完全是家庭主妇模样。为了保证安全，组织上给他们订了头等舱。
船过青岛时，周恩来与邓颖超上岸吃饭，并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当时山东济南刚发生日本屠杀中国外交官员、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的惨案。报纸上几乎全是报道这方面的内容。
周恩来买了许多报纸，引起日本水上警察的注意。轮船停靠大连码头后，周恩来与邓颖超正准备下船，面前出现了三名穿警服的日本人，也不讲话，目光紧盯周恩来，一言不发、盛气凌人地挡住去路。
人心中但凡有隐秘，最易于在这种莫测高深的目光和沉默中乱了方寸，许多极富经验的斗士也难免栽在其中。周恩来却表现出超人的镇定，显出一种惊讶、不解和不满的神情，皱起眉头问：“这是什么意思？有事吗？”
日本水上警察厅的警察没有看出破绽，便又突然地问出一声：“你的，什么的干活？”
“做古玩生意。”周恩来毫不迟疑地应上一句。虽然他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但自小受家庭熏陶，关于古玩的知识却知道得不少，完全可以周旋下去。
“做古玩生意，买那么多报纸干什么？”又一个警察用流利的中国话抢问。
“在船上没事，看看报纸，消遣消遣。”
“你要去哪儿？”
“吉林。”
“到东北干什么？”
“去看望舅舅。”
三个日本水上警察交换了一下目光，指着周恩来：“你的，跟我们走一趟。”
“去哪儿？”周恩来显得不耐烦地皱起眉头。
“水上警察厅。”
“我跟你们一起去。”邓颖超不放心。
“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周恩来瞪了一眼邓颖超，那神情态度完全符合当时中国的夫妻在家庭中所处的位置。
周恩来转身望着三名警察说：“我可以跟你们去。不过，你们先帮我找个旅馆，把我夫人送到旅馆住下。”他又像个做惯大生意的商人那样加上一句：“要大连最好的旅馆，我的太太最讲究卫生。”
周恩来一副颐指气使的有钱商人派头镇住了日本水上警察。
三名警察不觉怔了怔。不要小看这几句话，这里所显示的自信确实具有震慑力，三名警察顿时有些泄气，心劲明显减弱，帮邓颖超找好旅馆，安排邓颖超住下，然后才带周恩来走。
在水上警察厅，他们拿出记录的纸笔，例行公事地问一遍姓名、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情况，然后点燃香烟，这是正式交锋的前奏。
周恩来始终是那么坦然，那么自信，那么既来之则安之，就是没有一点惶恐不安，连目光都不颤一下。
“你舅舅姓什么？”敌人冷不防问。
“姓周。”
“叫什么？”
“曼青。”
“干什么的？”
“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
这几句问答如行云流水，一气完毕，又快捷又干脆。
可是，主审官嘴角突然流露出得意的略含讥嘲的冷笑：“你大概忘了你姓什么？”
“姓王。开始我说过。”
警察口气陡转，又凶又急地问：“你舅舅姓周，你怎么姓王？”
这次轮到周恩来笑了，他的笑中含着苦涩也含着讥嘲，那是“秀才遇见兵”的神情：“先生，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叔叔和我姓氏一致，舅舅可不一致，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所以我舅舅姓周我姓王。警官先生，你是东方人，又在中国工作，应该清楚这一点的。”
警察有些尴尬，嘴唇张了张，不甘心地站起身，逼视着周恩来：“我看你不是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拿枪杆子的。”
周恩来表情的变化是那么自然而适度，始而惊讶，继而苦笑，伸出他那一双修长的手：“警官先生，你看我像当兵的吗？”
几个警察都去看那双手，那是一双写字的手。
主审官拉开抽屉，拿出一张卡片仔细看着，猛一掀眼帘，目光直逼周恩来，猛地大叫一声：“周恩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