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是达成理解不可缺少的心理机制。它客观上要求我们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体验和思考问题，从而与对方在情感上得到沟通，为增进理解奠定基础。周恩来在与人沟通时善于换位思考，律己宽人，从而使分歧和矛盾迎刃而解。
谦虚自责
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周恩来从主观上寻找失败原因的正确态度和谦虚自责的坦荡胸怀折服了大家。
领导者不可能永远高明，也会有犯错误的时候。那么，领导者犯了错误应该怎么办呢？有的领导者在自己的观点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之后，生怕损害自己的威信，别人会因此看不起自己，因而一心想着怎样搪塞糊弄过去，这实际上是沿着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其实最聪明的办法莫过于勇于承认错误，因为不论你承认与否，错误本身已经使你的威信降低了，在这种情况下推诿责任、文过饰非只会弄巧成拙，使本来已经降低的威信更加扫地，甚至会成为人们的笑柄；相反，如果你能勇敢地承认错误，反而有可能恢复威信，赢得出乎意料的好效果。在中国历史上，勇于承认错误一向被当做是一种美德：曹操马惊踏青苗，违反了自己所定的军规，削发以示三军，令众将士折服；诸葛亮错用马谡，失街亭而败北，上书谢罪，削职自责，被百姓传为佳话。以上事实说明，由于犯错误而损失的威信，完全可以从勇于承认错误的美德中得到补偿。领导者主动认错，在心理上会让人觉得你诚实可信，对方的怨气会化为敬佩。
同样的，当周恩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已经被实践证明而且无可挽回的时候，他从主观上寻找失败原因的正确态度和谦虚自责的坦荡胸怀折服了大家。
当中央红军先头部队攻占遵义后，周恩来率中革军委（全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习惯上常用简称“中革军委”）随即进驻遵义城内。
他一到遵义，一方面紧张地指挥部队布防，另一方面根据黎平会议精神和中央多数同志意见，积极筹备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经过一系列准备，遵义会议于1月15日至17日正式召开。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原因归咎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力量的强大、根据地政府和各级党组织对战争支持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
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在报告中分析了第五次反“反围剿”战争和长征初期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的失误，认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即打阵地战，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与博古等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在批评李德、博古错误的同时，还做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周恩来的谦虚自责赢得了与会多数人的敬佩和赞扬，也带动了其他同志纷纷检讨。
会议讨论中，在张闻天、毛泽东的发言后，周恩来再次发言，坚决支持毛泽东对第五次反“围剿”中错误的批评，特别强调“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促进了会议的圆满成功。
会议经过两天的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如下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结束后，中央常委开会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正是在周恩来的努力下，遵义会议后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为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全党全军中的领导地位奠定了牢固基础。
周恩来作为遵义会议的积极促成者，又是毛泽东的坚决支持者，而且他是从当时中共左倾临时中央中决裂出来的，他的作用是别人所无法替代的。他在这一历史关头所表现出来的敢于坚持真理、及时修正错误、顾全大局、光明磊落的崇高革命品德也赢得大家的尊敬和佩服。
先之以身
“我们也是来参加比赛的。”先之以身，后之以人，只有这样，才能以己正人、服人。
《论语·子路》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先之以身，后之以人”作为说服人的一条重要原则，说的是领导者或管理者要以身作则；遇到困难，“先之以身”，遇到享受，“后之以人”。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他人不做的，自己率先不做。只有这样，才能以己正人、服人。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派了20多万军队封锁革命圣地延安，使陕甘宁边区的物资供应非常困难。为了战胜困难，打破敌人的封锁，党中央、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刚从重庆返回延安的周恩来不顾旅途劳累，积极地投入了大生产运动。他不仅带头开荒种地，还参加了纺线生产。周恩来用他受过伤的右手摇着三五九旅旅长王震从南泥湾送来的纺车，虚心地向纺线技术好的同志学习，不断钻研技术。
在短短几天里，周恩来就熟练地掌握了纺线的整套技巧。在他和任弼时的直接领导下，纺线生产掀起了高潮。
在这个基础上，周恩来和任弼时召集一些纺线能手，共同研究技术改革，提高劳动效率。他们运用物理学的原理，在车轮和锭子之间安装一个加速轮，经过精心钻研和反复实验，加速了锭子的旋转速度，纺出的线增加了一倍。
1943年3月的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枣园举行一次军民纺线比赛。上午8时许，周恩来和任弼时来到比赛场上，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
周恩来笑盈盈地说：“我们也是来参加比赛的，咱们互相学习，总结交流经验吧。”
在这次比赛中，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英雄。他纺出的头等线和任弼时的一起送到农业展览会展览。这一喜讯在延安广泛传颂着，更加有力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人们决心向周恩来学习，练一手纺线的好本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领导者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周恩来的特点就是善于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人，激励人。凡是要求别人做的，他自己总是首先做到。
1940年2月下旬，周恩来一行10人离开莫斯科返回延安。当车队前进到可以望见延安宝塔山的地方时，周恩来让所有的汽车一律开到七里铺八路军兵站，在那里进行登记，接受检查，并由兵站负责安排把所有人员分别送到有关单位去。
兵站的负责人见是周恩来的车子，考虑到周恩来刚从莫斯科返回，路途遥远，一定非常疲劳，况且周恩来身为党中央副主席，工作之忙是可想而知的，便说：“周副主席的车子不必登记、检查，可先开走，快点回机关休息好了。”
但周恩来却坚持一定要按规章制度办事。他的车子在兵站停留的时间最长，直到全部登记、检查、分送人员的事情办妥后，他才放心地让自己的车子最后驶出兵站。
事后，有的同志对周恩来为什么要在兵站办理登记、检查手续，而不让他乘坐的车子直接驶进中央机关很不理解，就问周恩来：“你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难道不可以把车子直接驶进中央机关吗？”
周恩来解释说：“我们制定的纪律、规章制度，如果我们自己不遵守执行，那还怎么能要求人家去遵守执行！自己制定的制度如果自己不去执行，那么制定制度又有什么用处？再说，我们的车队运来那么多人，是我带到延安来的，怎能不关照、安置他们，而自己先乘车离去呢？”一席话使大家非常感动。
在各种说服艺术中，领导者以身作则是作用最大、最有效的一种。领导者的行为是说服群众不可缺少的有时甚至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群体中，群体成员的言行会产生相互影响，每个成员既影响别人，同时又受别人影响，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以别人的言行为参照系。群众对领导怀有程度不同的崇敬心理，习惯从领导行为中形成对组织的形象的认识，习惯从领导行为中推断组织的意志和未来，习惯于向领导者学习和效仿，期望领导者做出表率。因此，在群体的相互效应中，领导者的效应系数最大，领导者的行为对说服群众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才华出众、作风正派并善于以身作则的领导者，就能成为群众的精神寄托，就会像磁铁一样把优秀人才吸引住，使群体成员凝聚成巨大的合力，释放出成倍的能量；反之，如果领导者不学无术，夸夸其谈，说得多，做得少，就会使群众失望，即使凭借权威能一时压服群众，也会造成口服心不服的现象。
周恩来非常善于通过自己的表率作用来感染大家。他以身作则，不是一时一事，而是时时处处，贯穿于一生中。周恩来以身作则不是为了个人的某种需要，而是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因此，周恩来的以身作则不需要强迫自己，而是一种自觉的行动，一种自我修养所达到的崇高境界。
现身说法
大凡知识分子，都有一点傲气和个性，要说服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周恩来决定从自身说起。
以自己亲身经历和体验为例来说明某种道理，会更有说服力、感染力，因为以自己亲身的经历和遭遇劝导别人，感受真实，情真意切，容易引起对方的情感共鸣，这比只讲大道理更容易说服人，尤其是对知识分子。
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及其在国家建设中的特殊重要性，周恩来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就曾说：“为了在满目疮痍的旧中国的破烂摊子上进行建设，现有的专家不是太多，而是不够，现在愈接触各种事实，愈使我们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1951年8月，他在有各部门负责人和很多知识分子参加的会议上再次指出，现在，“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这是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一个困难，也是中国的一个特点”。
同时，周恩来也看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刚从旧社会过来，有的人身上带着旧社会的烙印，因而面临着一个适应新社会的思想转变问题。“因为我们过去的思想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
只要我们有些知识，就要受到这些影响”。“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不断地在思想上求得改造，以适应我们今天新中国的需要，适合于人民的利益”。因此，“进行学习来改造我们的思想是很值得的”。
但是，大凡知识分子，都有一点傲气，有一点个性，要说服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熟悉了解知识分子的周恩来是深知这一点的。所以，他对待这些知识分子最反对用“剑拔弩张”的态度，他自己也没有以一个教育者的面目出现。他从不对他们指手画脚，更不以一个板起面孔的改造者的身份对他们横加指责。他从自身的经历出发，设身处地地分析他们存在缺点错误的原因，并给予应有的理解和谅解，帮助其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向1700多位师生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就在他的报告过后，知识分子们不但接受了思想改造的观点，而且非常积极地投入到思想改造的实践。周恩来使用了什么魔法说服了他们呢？
首先，周恩来以谦逊、亲切感人的态度介绍了自己的学习情况：“讲到改造问题，我想还是先从自己讲起。我中学毕业后，名义上进了大学一年级，但是正赶上五四运动，没有好好读书。我也到过日本、法国、德国，所谓留过学，但是从来没有进过这些国家的大学之门。所以，我是一个中等知识分子。今天在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大学同学面前讲话，还是有一点恐慌呢。不过，我总算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有一些体会，联系自己来谈这个问题，可能对大家有一点帮助，有一点参考作用，总不至于成为一种空论吧！”
周恩来的这一番话，一下子就把与会者和自己的心拉近了：大家都是知识分子嘛！
接下来周恩来结合自己的实际谈到了为什么要改造。他说：“就拿我个人来说，参加五四运动以来，已经30多年了，也是不断进步，不断地改造。也许有的同志会说：你现在担任了政府的领导，还要学习和改造吗？是的，我还要学习和改造。因为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
“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中，总有一个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我们现在还不能说都已经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一切问题、处理一切问题了。这不仅是你们诸位，就拿我来说，几十年以前就参加了共产党，是不是进了共产党之后工人阶级立场就那么清楚了呢？也许看书学习、写文章的时候是那样，但是到实践的时候，是不是办每一件事情都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呢？认真检查起来，还是差得很远的。工人阶级立场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封的，决定的关键是实践，只有实践才能证明是否合乎这样一个立场。
“知识分子的改造也要经过锻炼，经过学习，经过实践。知识分子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就是要学习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思想和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