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小朋友眼睛里，看见红的花呀，看见绿的草，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欢快活泼的旋律，歌唱的是万物生长的美丽春天，听的人也会从心底萌生出无限的快乐心情。春天在山林，在田野，在孩子们的心灵上，而我们苦苦寻觅的幸福，又在哪里？阻碍我们获得幸福的障碍又有哪些？
一、不幸福的“幸福经济学”
对于“幸福”的探讨和辩论最初源于哲学和伦理学，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都曾从德行的角度阐释幸福对于人生的意义。
然而，幸福与经济学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这从中国文字“幸福”二字构成中可以窥见一二。
古人造字，很奇妙。譬如“幸福”二字，以今人的目光来看别有一种新的意味。
“幸”字上面一个“土”，可以看成是代表土地和房子；下面的“”则代表钱财，所以，“幸”就是有地有房有钱。“福”字的“礻”旁，代表穿，“口”代表吃，“田”同样代表土地，所以，“福”就是有衣穿有饭吃有田种（有活干）。
从构字法来看，幸福和生活现状、物质多寡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
在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也看到了“幸福”的这种特性，所以他将幸福分为精神幸福和物质幸福，并且认为精神幸福高于物质幸福，坚信道德的完善高于世俗的享受，人们应该通过加强个人自制力，避免屈从于欲望、成为物质的奴隶，从而获得精神自由和内心充实。
苏格拉底主张通过严格自制获得精神幸福，他的学生柏拉图更进一步，主张将人的需求严格控制在基本需求范围内，实行一种“一切消费出于必需”的城邦制，这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显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主张抑制人的物质需求，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并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苏格拉底的另外一个学生色诺芬，也强调精神幸福的首要意义，不过，他同时也重视物质幸福的价值和意义。色诺芬认为，从物质和精神角度上来说，人首先要基于物质基础才能存在，所以需要先满足人物质上的需求。而追求有德行的生活则是人的高层次需求，是一种超越生存的精神享受，也就是苏格拉底所定义的精神幸福。
色诺芬承认物质幸福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所以，要满足这种幸福，前提就是要实现收入与支出的平衡。所以，色诺芬认为，一个人获得幸福，可以通过两条途径，一是通过节制自身的欲求，二是增加财富。
如何增加财富？色诺芬提出了“经济”一词，古希腊语中的“经济”，由“家庭”和“法律”两个词根组成，因而被理解为“家庭财产管理”，所以“经济学”最早的含义是“关于家庭财产管理的学问或艺术”，色诺芬也因此成为最早将经济学与人生幸福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家。
可见，经济学最初是一门通过财产管理以提高人类物质福利的学问，其研究对象主要限于家庭领域。后来，学者们将经济学作用范围扩展到了国家或社会经济问题上，逐渐发展成近现代流行的经济学，并将其研究的最终目的定性为探索和促进经济发展，这就是我们现在熟识的经济学。
然而，经济发展的真正含义何在？它最终指向何方？它和人类社会最终走向有着什么样的关联？
我们现在已经明确，“幸福”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本能，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经济发展作为推动社会向前迈进的一种重要手段，其最终目的仍然要指向“幸福”，否则就会迷失了方向。所以，从本源上来说，人类幸福及其实现应该也必须是经济学永恒不变的主题。
但事实上，当今世界的现状似乎正在偏离这一目标。全球经济发展水平在逐步提高，物质较从前更加丰富，可供人们选择的种类更多，但大众的幸福感并没有出现相应的提升。
经济学家伊斯特林曾在1974年提出了一个后来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的命题，即一国的经济增长未必会换来生活满意度的改善，人们的幸福度未必会因此而获得提高。三十多年来，经济学界对这一命题争吵不休，但是来自世界各国的经验数据的确表明了，“伊斯特林悖论”阐述的是不可辩驳的事实。
传统经济学所做的经济人假设，使得每一个理性经济人将效用最大化视为自己不懈追求的目标。所谓的效用最大化，即功用最大化，讲求的是获得和付出之间的效用比为正值，且该数值越大越好。好比一块钱有多种花费方式，买饼干、糖果、冰激凌、玩具……理性经济人考虑的是哪种方式更能实现其效用最大化。
问题在于，效用最大化并不等于幸福最大化，一块钱能购买一个冰激凌，也能购买到十颗糖果，但是对于一个喜欢吃冰激凌的孩子而言，十颗糖果虽然实现了数量上的最大效用意义，但他并不喜欢，于是提供的幸福感也就逊色于一个冰激凌带来的满足感。
这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应用到社会经济中时却被人们抛之脑后。绝大多数人将效用与幸福对等，而竭尽所能追求最大化效用，获取尽可能多的收入，积蓄尽可能多的钱财，认定财富越多，也就越幸福。很多城市或国家的经济行为，更是远离了“幸福”这个最初始点，演变成为了一种实力竞争和炫耀，GDP多年来的压倒性权威地位，也说明了人们在追逐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更加迷恋于收入增长，而忽略了当初我们努力工作增加收入的初衷。经济学与“幸福”的初衷渐行渐远，甚至背道而驰。
二、幸福头上三道锁
人们热衷于谈论幸福，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现在很多人并不幸福。
有的人外表光鲜，住楼房，出入有车，却神情郁郁，并不开心，问他为什么，答曰压力太大；有的人享受着高薪，仕途顺畅，家庭稳定，受人尊敬，然而也不认为自己生活幸福，总觉得没有安全感。更不用说众多忙忙碌碌的普通大众，为了工作，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总认为自己殚精竭虑，却回报太少。所以着名作家韩少功用一段话阐释现代人的这种“不幸福”：“做声不幸福，不做声也不幸福；成家不幸福，不成家也不幸福；这种瀑布现象使人类成了所有动物中最不快活的，是最进步，也是最惨兮兮的。”
为什么那么多的人会感到不幸福呢？有人将原因归咎于商业社会节奏过快、竞争太激烈、压力过大、贫富差距拉大等，这些当然都是原因，所以要提高幸福指数就必须依靠市场和政府的力量给予协调加以解决。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内外因，如果将以上原因归为外因，那么内因更不应该忽略——人们自身是最内在、最根本的原因。
由于幸福是一种个人的情感体验，是一种主观感受，所以它除了受到一定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影响，还与自身需求、个人性格、家庭背景、工作情况以及个体所处的人群环境特点等有关。归结起来，就是所谓的幸福头上“三道枷锁”。
第一道枷锁：贪、嗔、痴
释迦牟尼成佛之时，参悟了世间万众陷入苦恼、苦难的根源，皆出自贪、嗔、痴。
对名利，对所有喜爱之物无休止的追逐，即是贪；追而不得，或者得但不合心意就会怒；愚昧而无知，不明事理，执迷不悟，即为痴。
人世间因为这三者，纷争不断，甚至战乱迭起，陷于其中的人们劳心劳力，难得安宁。这是人类不幸福的根源之一，具体内容我们会在后面章节中讲述。
第二道枷锁：比较
人是群体动物，人们通过戮力同心，开创了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
与此同时，人们的幸福内容也在群居生活中发生了巨大变化。
究其原因，大多数人的幸福感源自比照的结果，可能是比照自身，今天比昨天幸福，明天比今天会更幸福；也可能是比照他人，我比他人好，比他人幸福，比他人差，没有他人幸福……人们正是借由这些比较，获得自身的幸福感。
当个人幸福源自比照自身时，一方面要看这种比照的标准是否严苛，另一方面则要看比照的结果。
对自身期望值过高的人，往往不容易感到幸福。同样是半杯水，严苛的人看到的是“只有半杯满”，而容易满足的人则欢欣鼓舞：我已经拥有半杯水啦。谁更容易感到幸福，结果不言而喻。
比照结果也很重要，当结果是正值时，我们会产生一种优于他人的优越感和成功感，从而感到快乐、满足。当比照的结果是负值的时候，大多人会因为这种不足而产生沮丧和失落。
第三道枷锁：显性意识
到目前为止，虽然我们尚无法与动物进行毫无障碍的交流，但科学家们通过多种试验证明，动物和人一样，具有趋乐避苦的本性，且表现得更为直接，毫无掩饰。
这种本性又叫做潜意识，是动物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意识，人类和动物的潜意识并无差别。与潜意识对应的是显性意识，它是人类和其他动物区别的关键。显性意识使得人类拥有了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独特性：具有主观能动性，能进行创造性劳动，而且人的智能发育远超其他动物，在文明沉淀及改造上具有独特优势。
人类的显性意识以逻辑思考，并使用归纳法和演绎法进行分析，于是人类可以抽象思考和理性分析，懂得辨别和判断，对于喜怒哀乐的感受甚于动物，所以，“幸福”作为一种抽象而复杂的感受，更适合智能高度发育的人。
而在动物身上，即便是在与人类有诸多相似之处的灵长类动物身上，用“愉悦”或“快乐”来表达它们的幸福可能会更贴切。
正因为人类显性意识的存在，它会在长期的文化渲染以及个人自我控制下，抑制了自我潜意识的发挥，压抑人类追求快乐的本能。这种特性的存在，虽然有效地避免了人类无节制地放任自我的行为，却在无形中给我们的幸福套上了枷锁。
对于孩子而言，玩乐和学习之间永远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玩得开心了，用在学习上的时间和精力就会减少，进而影响孩子的成绩。于是大人就会时刻耳提面命，监督催促，渐渐促使孩子形成作息规律、严以律己的好习惯。
这本是好事，但是，从孩子的天性上来说，这种好习惯是违背其本性的，过于压抑孩子对玩乐的渴求，过早地催熟孩子的性格，纵然可以教育出一个优才生，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个孩子今后可能是一名优秀的律师、权威的计算机专家、成功的医生，但他极有可能不快乐，或者说他感受幸福的能力是有缺憾的。
人类社会至今还在传承的传统、习俗，凝聚了我们先人的经验、智慧与期盼，它们是人类文化经过一代又一代积淀而成。传统的力量有时会压制我们内心的渴望，将其压制在一个伦理和道德框定的范畴内，努力做一个有尊严的、善良的人，这是大多数人自愿自觉带上的枷锁。
贪、嗔、痴源自天性，显性意识来自社会文化的影响，而攀比则来自社会环境的影响，于是，“要幸福”虽是人类的本能，却又被重重压力禁锢着，注定了人类的幸福求索之路，困难重重。
三、战争是幸福的刽子手
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爆发的各类战争，可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是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二是实际利益上的冲突，当意识形态或实际利益造成的矛盾不可调和时，战争一触即发。
战争并非人类社会所特有，但唯有人类社会的战争具有毁天灭地的巨大灾害性，对人类自身幸福的摧毁也最具破坏力。
“战”字以“戈”为偏旁，在中国青铜器时代，戈是最重要的武器之一，挥戈而起，意味着流血、伤亡。
孟子曾说，春秋无义战。翻开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意味着战火硝烟，人民家破人亡。从春秋战国开始，每有征战，就会带来人口锐减，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后果。
每一次征战，战士的年迈双亲、妻儿，将要面对的是被摧毁的家园，荒芜的土地，以及被战争夺去财产、子女，剩下幼小者无人抚养，老弱者老无所依的孤苦生活。所以，古罗马诗人、批评家贺拉斯说，“所有的母亲都憎恨战争”。
冷兵器时代，战争的伤亡率是如此之高，而到了近现代，用于战争的武器更加多样化，杀伤力也更为骇人。
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之时，两枚原子弹先后投放向日本的广岛、长崎，导致死亡人数超过了15万人，伤患人数将近20万，两座城市人口伤亡皆过半，广岛的伤亡尤其惨重。
爆炸过后，城市满面疮痍，昔日繁华的居民区沦为了一片废墟，草木皆枯，杳无人烟。而幸运逃出的幸存者，也是满身伤痛，终生饱受核辐射的痛楚。这场浩劫刻骨铭心，成为难以抹去和忘却的噩梦。
这样的噩梦并未因为广岛、长崎的惨剧而画上休止符，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拥有毁灭性核武器的国家数量还在增加中，目前世界上所拥有的核武器的一小部分，就能瞬息之间将整个地球毁灭。
更恐怖的事实是，能毁掉人类，毁掉地球的不只是核武器，尚未大规模使用过的生化武器同样具有毁灭人类、毁灭地球的恐怖力量。
如果是一场大雨，一场暴雪，可能会将人们的房子冲垮、埋没，但大水退去，冰雪融化，四季轮回，大地上还有机会重现生机。但如果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战争，使用了毁灭性的致命武器，那么对于遭受过战火重创的大地而言，要恢复生机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甚至有可能永久性地寸草不生。
普通人的幸福生活，与健康的身体、稳定的工作、温暖的房子、充足的粮食、一定的财富储蓄紧密相关，而战争则以一种最直接、残酷的暴力方式毁掉这一切，使得人们之前的种种努力转头成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