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苹如之父郑钺因不愿以出任伪职而保释女儿,一病不起,于1941年初抱恨而终。“七七事变”后,正在日本学习飞行的郑苹如的弟弟郑海澄毅然回国,驾机与日寇搏击于长空,1944年1月19日在保卫重庆的空战中壮烈牺牲。郑苹如的未婚夫王汉勋是郑海澄的空军战友,1939年春,他曾两次写信约郑苹如去香港结婚,但国难当头,郑苹如一再推迟婚约,两人相约抗战胜利后再步入婚礼殿堂。出师未捷身先死,这对恋人为了抗战先后倒下。1944年8月7日,王汉勋在衡山执行军事任务时牺牲,时为上校大队长。如今,郑海澄、王汉勋的名字都镌刻在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的纪念碑上。
郑苹如死后,没有得到应有的表彰,她的名字甚至没有出现在国民党的《上海抗战蒙难同志名单》上,一直到郑苹如的母亲郑华君(木村花子的中国名字)女士1966年以80高龄在台去世,才获蒋介石颁“教忠有方”匾额。
2010年5月,日本作家柳泽隆行所着的《郑苹如》一书在日本出版。
贡献重大命运坎坷的关露
关露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1907年7月出生于山西省右玉县,幼年家贫,自学完中学课程,1927年至1928年,先后在上海法学院和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学习。1930年初,第一篇短篇小说《她的故乡》发表于南京《幼稚周刊》。当时,关露、潘柳黛、张爱玲、苏青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
“九一八”事变后,关露参加了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加入“左联”,曾在中国诗歌会创办的《新诗歌》月刊任编辑,诗作《太平洋上的歌声》蜚声当时上海文坛。
1939年,上海滩沦陷为“孤岛”时,关露已是上海滩最有名的三个女作家之一,另外两个是丁玲与张爱玲。让人莫名其妙的是,这样一个受人喜爱的女作家,却在这年年底突然销声匿迹。当关露再次出现在上海滩的时候,她竟然成为汪伪特务头子家里的红人。
原来,此时的她,接受了组织上交给的一个秘密任务:打入“76号”,摸清汪伪政权特工头目李士群的真实思想动态,并在适当的时候对他进行策反。这样艰巨的任务,为什么会选择关露呢?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关露有个妹妹叫胡绣枫,1933年,李士群被国民党抓了以后,他的老婆叶吉卿在走投无路之下,胡绣枫接待了她,所以李士群对胡绣枫一直心存感激。基于这层关系,党组织原准备派胡绣枫去的,但胡绣枫当时在重庆工作繁忙,于是推荐了她的姐姐关露。
1939年11月,关露的长篇小说《新旧时代》已进入了最后的修改,但就在一天夜里,她接到了一份中共华南局最高领导人的密电——速去香港找廖承志!
关露到达香港后的第二天,两个客人拜访了她。其中一个就是时任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的廖承志,另一个人则自我介绍说:“我叫潘汉年。”那是一次绝密的谈话,直到若干年后,有关材料里才第一次提到它。潘汉年此番见关露的目的,是代表党组织指示关露返回上海,策反李士群。
接受任务后,她不得不与恋人王炳南做一个暂时的告别。关露告别王炳南时,王炳南送给她一张照片,背面写: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而关露则将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送给他。王炳南是革命外交人杰,是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开拓人,是周恩来与各民主党派密切合作的联络人,他非常支持关露的工作。就这样,热恋的两个人为了工作分开了。
回到上海后,关露很快利用李士群恩人的姐姐身份,打入76号魔窟,成了这里的常客。关露身材高挑,气质高雅,谈吐不俗,很受汉奸们的喜欢。李士群让太太和关露一起逛商场、看戏、出席各种公开场合。李士群夫妇对关露很有好感,每月都送她200元钱。
关露来到李士群身边之后,很快将李士群的一些真实想法摸透,原来沦陷区的大汉奸尽管对百姓生杀予夺,却很惴惴不安于自己的前途。关露将李士群的思想波动,及时汇报给了接头人潘汉年。
此时,关露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传开了。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粉墨登场,上海的敌特空前猖獗。这激起了文艺界进步团体的抗日热情,就在这个用人之际,左联负责人找到了主管诗歌工作的蒋锡金。“关露还参加你们的活动吗?”“是的”。“今后不要让她参加了。”此后,上海的许多关露昔日的同事、朋友均对她侧目而视,大家一谈起她,甚至要往地上吐唾沫。
据妹妹胡绣枫透露,在此期间关露曾给她写过一封信:“我想到‘爸爸、妈妈’身边去,就是不知道‘爸爸、妈妈’同意吗。”这里的“爸爸妈妈”就是指解放区、延安。胡绣枫说,接到关露来信后,自己立刻跟邓颖超汇报了此事。没多久,八路军办事处一个人就找到胡绣枫,随后胡绣枫回信给关露说:“‘爸爸、妈妈’不同意你回来,你还在上海。”
苍天不负有心人,忍辱负重了两年后,关露的付出终于有了收获。1941年,关露与李士群进行了一次有迹可寻的对话,终于将李士群成功策反。关露说:“我妹妹来信了,说她有个朋友想做生意,你愿意不愿意。”李士群是个很聪明的人,他一听就明白了。很快,潘汉年根据关露的判断,在上海秘密约见了李士群。从此,日军的清乡、扫荡计划,总是提前送到新四军手中。
之后,李士群与中共的秘密联系改由其他同志负责,关露又迎来了她新的任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加紧对华侵略,不仅侵略中国国土还进行文化侵略。日本军部在华新办了很多中文刊物,网罗了一批汉奸文人。1942年5月,日本海军部控制下的《女声》杂志招来了一个新的编辑,这是一个穿着时髦且面目和善的中国女人,她就是关露。
关露在《女声》负责小说、剧评和杂谈。为了不让汉奸言论出现,同时又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关露只能尽量编些无聊的风花雪月文章,将大量版面占去。在《女声》工作的日子里,关露始终不忘自己的潜伏使命,她行使编辑的权力刊登了很多暗含反战色彩的文章,培养和发掘了大批进步的文学青年。
1943年7月,《女声》杂志社决定派关露去出席8月在日本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中国的代表十几人全要被登报,并附照片。关露明白,如果经过这次的亮相,自己的“汉奸”之名是再也洗刷不掉了。就在关露犹豫之时,潘汉年派人送给她一封信,要她到日本转交秋田教授。原来,当时在中国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与日本国内的日共领导人失去了联系,希望通过秋田恢复,恰好杂志社给关露介绍的日本朋友中就有秋田,于是,关露只好再一次接过重任。
在日本,关露圆满地完成了给秋田送信的任务。这次大会,日方要求中国代表都要发表广播讲话,分给关露的题目是《大东亚共荣》。关露坚决地拒绝了,她把题目换成《中日妇女文化交流》,日方同意了。关露讲话的内容大致是来日本后由于语言不通,与日本女作家交流困难,中日两国妇女交流很重要,大家都要学一些对方的语言,以利于交流云云。通篇并没有吹捧日本军国主义的内容。
误解之刀,伤人于无形,杀人于无血。当关露回到上海后,一篇登在1943年《时事新报》上的文章使她寒彻心底。该文章写道:“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那一刻,她寻死的心都有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我党接到密报,关露已经名列国民党的锄奸名单,于是立刻安排她来到了苏北解放区。关露回到苏北解放区,本想重新拾回满腔热情继续创作,却发现“关露”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种耻辱的象征,不能再发表任何文章。此时解放区的整风运动正进入审查阶段,任何一个来自白区的人都要受到审查。没有多久,关露成为严格审查的对象,使她精神大受刺激。
“汉奸”的帽子,还使关露失去了爱情和终身的幸福。关露曾恋爱过两次,都不成功,后来为了革命又一个人单身十几年。她第三个恋人是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炳南。两人相识于抗战前夕,1946年两人再度相逢后,王炳南已与其德籍妻子王安娜离异。39岁的关露与王炳南感情发展迅速,很快就到谈婚论嫁的程度。但组织上经过反复研究,对王炳南的指示却是: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这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群众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如果你们两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
为了党的利益,王炳南向关露写了绝交信,并说明了原因,这对关露是致命的一击。从此这位曾相当浪漫的女诗人封闭了她的感情世界,再不谈感情事,心如死灰,形单影只地苦度下半生。
可关露的厄运还没结束,1955年,潘汉年受到错误对待被捕入狱,而受他的牵连,关露也失去自由。那一年她49岁,一关就是两年。1967年,关露再次被捕,那一年她61岁,这一次关了8年。10年的牢狱生涯,使关露的心灵大受创伤。
1982年3月,潘汉年得到平反,与之同时,中组部作出了《关于关露同志平反的决定》,首次澄清关露是由党派往上海做情报工作的。得到这个结果,关露终于松了口气。没几天,关露在她那十多平方米的陋室里服药自尽,时年76岁。
人们在整理关露遗物的时候发现,陪伴关露走完人生最后一刻的是一个大塑料娃娃,而她的身边还一直保存着一张恋人的照片,照片的背后有关露写的两句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
关露在狱中曾留下了11首诗,其中最着名的是《秋夜》中的两句:“换得江山春色好,丹心不怯断头台”,表达着她历尽磨难,仍不变其坚守的理想和信念。
关露死后,文化部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肯定了这位生前曾在秘密战线做出重大贡献的久经考验的战士。
超级美女特工演绎红色传奇
中共特科元勋陈赓大将曾说:“慕兰的一生是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反映。”
陈赓所说的“慕兰”,就是中共早期的妇女运动领袖和特科重要成员黄慕兰。
黄慕兰原名黄彰定,又名黄淑仪、黄定慧,出身于湘中名门,父亲曾任长沙岳麓书院主任教习,是谭嗣同、黄兴、蔡锷等儿子的老师。1926年,年仅19岁的黄定慧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于北伐前夕在武汉投奔革命。
黄慕兰天生丽质,长得非常漂亮,而且秀外慧中,能力强,有魄力,曾给不少国共高层人士留下深刻印象。1927年三八节,武汉举行了几十万人的庆祝大游行,国共两党的名流如宋庆龄等全部到场,那年刚20岁的黄慕兰是大会的主席。
令人称奇的是,黄慕兰还被几位大文豪作为原型写进作品。生性多情的郭沫若,把她化身为长篇小说《骑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茅盾写《蚀》借鉴过黄慕兰。一次黄慕兰到茅盾家作客,茅盾开玩笑说“听说你改了名字叫黄定慧了,为什么取了个尼姑的名字?”黄马上反击道:“你胆敢取笑我,我还要找你算帐呢!你说,你为什么拿我做模特儿?人家都说《蚀》三部曲中的几个浪漫女性,原型都是我,逼得我只好改名‘定慧’了。”
国共分流后不久,黄慕兰赴上海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兼机要交通员,并成为中央特科成员。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营救过周恩来、关向应等中央领导人,以一个令人瞩目的大美女形象出现,周旋于旧上海的各种场合,在隐蔽战线屡建奇功,演绎了一个红色特工的人生传奇。
黄慕兰一生结过四次婚,其中有三次就属于典型的“革命联姻”。
她的第一次婚姻,由父亲包办配给了她父亲朋友的儿子。这个人又吃又喝又赌又嫖,她很痛苦,结婚不到一年就逃出来了。
在武汉时期,黄慕兰结识了《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市党部宣传部长宛希俨,在董必武、瞿秋白撮合下结婚。
宛希俨后来在赣南牺牲,黄则调往上海任中央书记处秘书和交通员,遇到新任的中央委员贺昌,经周恩来批准,两人正式结为夫妻。黄、贺的结合令暗恋黄的饶漱石气恼不已,他对黄慕兰冷嘲热讽:“好啊!你是攀上高枝了,又是为中央政治局会议做记录,又嫁给了中央委员贺昌,眼里哪还有我这样的小人物呢?”
此话使得黄精神恍惚,在人力车上遗失会议记录本,气急之下便跳了黄浦江。被救起来后,她就编了一个故事说她因失恋跳江的。此事被《申报》的“本埠新闻”
栏以“妙龄女郎失恋自杀遇救”为题报道出来,成为上海滩轰动一时的新闻。
不久,贺昌调往中央苏区,后担任了中央红军的总政治部副主任,1935年牺牲。贺昌前往苏区后,黄慕兰则留在上海继续从事秘密工作。在此期间,黄慕兰遇到了新的感情苦恼,她的工作对象陈志皋展开了对她的疯狂追求。于是,她向组织汇报了此事,并请求去苏区与丈夫会合。党组织否定了她的请求,并让她与陈志皋结合。可陈志皋最后还是背叛了她的感情,这段婚姻终以失败告终。
鲜为人知的是,黄慕兰正是第一时间将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的消息传递给中央的人,使周恩来等得以及时的转移,使当时的党中央机构避免了无法估量的损失。